古人将奇装异服称为“服妖”,为何会和个人和国家命运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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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将奇装异服称为“服妖”,为何会和个人和国家命运联系起来?

奇装异服,古代又叫“奇服”“险衣”,顾名思义就是不同于现实服饰样式及着装理念和审美标准的奇怪的服饰及服饰行为,广义的奇装异服也包括与服饰有紧密关系的妆饰。

一、古代“服妖”理论产生

古代五行观念以为山川之有草木尤人之有容貌,故貌属木,而凡草木之类谓之妖。而服为貌之饰,“貌之不恭是谓不肃,厥咎狂,厥罚恒雨,厥极恶,时则有服妖”。因此把有违常态、有悖礼制的“不正之服”——奇装异服称为“服妖”。

“服妖”主要从政治、伦理的角度着眼,来审视服饰形制、搭配和穿着方式,即所谓“风俗狂慢、变节易度、则为剿轻奇怪之服,故有服妖”。这样就将服饰行为与时事和自然灾害等联系起来,奇装异服则被视为国家政治兴衰的征兆。

“服妖”之论是古代五行灾异论的说教。五行灾异论是我国古代天命观念不断发展的产物。从文献记载来看,一般把五行灾异论的学术渊源推至《尚书.洪范》所述洪范九畴之“五事”。所谓九筹,包括九方面的内容“一曰五行”、“二曰敬用五事”、“三曰农用八政”、“四曰协用五纪”、“五曰建用皇极”、“六曰又用三德”、“七曰明用稽疑”、“八曰念用庶征”、“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

其中所谓五事者包括五方面的内容:“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起初的洪范九畴各部分是相对独立的,后世学者在注释《洪范》各篇时,往往以五行加以附会,并以五行为核心将洪范九畴中的五行、五事、五纪、皇极、庶征、六极等内容联系起来,揭明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用以说明天人感应的情况。

二、历代帝王和学者对“五行灾异论”的发展

较早对洪范进行此种梳理的是秦汉之际的伏生。伏生《洪范五行传》将洪范九畴的有关内容逐条串联起来,以五行说灾异,系统而全面地论述天人感应情况,开了用五行灾异之说解释儒家经典的端绪。虽然伏生只论述了《尚书·洪范》篇,但此风一开,如决堤之水,一发而不可收拾,触处皆染。

西汉景帝、武帝时期,董仲舒用阴阳五行说研究《公羊春秋》,著《灾异记》、《春秋繁露》等书,推论灾异,大肆发挥,把天人感应思想阐述得更加明白,更加深刻,更具有理论性,使《春秋公羊》学阴阳五行化,成为一代儒者之宗。

董仲舒认为:“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替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出。”。其后,夏侯始昌继承伏生和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杂揉发挥,善说灾异,得到武帝的器重,也显名于朝野。始昌传于夏侯胜,夏侯胜精通《尚书》和《洪范五行传》,善于论灾异,成为夏侯学派的巨子,世称大夏侯,宣帝时立为博士。

宣帝、元帝时期,汉宗室刘向仰承伏生与董仲舒,用《洪范》思想研究《谷梁春秋》,论说祸福,使《春秋谷梁》学阴阳五行化。此时朝廷中决定有关重要问题,往往要征询以备顾问的博士及其他知名人士的意见。这些人常常通过推论灾异,晓示祸福,折服帝王将相,达到干预政治的目的。西汉成帝时,刘向为光禄大夫,撰《洪范五行传论》,集合上古以来至秦汉时符瑞灾异记录,推论祸福,对伏生《五行传》加以印证和申说。

东汉明帝时班固在其所著《汉书》中继续加以发挥,专门创设了《五行志》一目,用以记载与五行灾异论相关的重大事件,认为:“风俗狂慢、变节易度、则为剿轻奇怪之服,故有服妖。”。班固之后,“服妖”成为历代修史者们不断探究的问题。《汉书》创撰《五行志》,垂法示范,历代其他正史,从《后汉书》到《清史稿》,除了《新五代史》和《辽史》外,都相沿其法,撰有《五行志》,只《清史稿》改称《灾异志》,《魏书》称《灵征志》。

除《洪范》学论著外,《周易》也将服饰和个人和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从而形成了中国服饰的独特风貌。

《周易》以居中为美,使服饰有意无意的带上了另一种意义上的伦理功能,即人们往往借助服饰来完成自身人格的构建。也许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它的弊端会逐渐现出,但在人类文明史上,这一系列举措,作为服饰文化制度层面的重大创意与建设,还是值得注意与研究的。有些看来是非理性的活动,却在极其理性的框架与气氛中操作与运演。

三、服饰是怎样与治天下联系了起来的?

就服装而言,可能仅是款式的稍许差异,图案的多少,面料质地及用量的不同,另一方面,它却强有力的规范和排定了外在对象的等级与秩序。从此,庞大精致的职官服饰设置形成,一方面使服饰管理成为社会统治的重要方面和特殊手段,另一方面由于原始神话图腾模式惯性思维的作用,促使产生对服饰敬畏的世俗表现。它使服饰技艺的分工走向了服饰制度管理的分工,给我们提供了更为广交博大的思考空间。

同时,它确实抬高了服饰的价值,增加了人们对服饰的敬畏态度,使人们从传统的仰赖图腾祟拜移位到世俗的政治规范中来,使社会分工与等级责任以服饰的形式明确的得到了强调与象征,使得服饰的社会效应得到了高度体现。《周易》将服饰与治天下联系了起来,从而点示出古代社会服饰重要的社会政治功能和伦理教化作用。

中国人特殊的服饰治世的文化观念就是从中生发而来的。在服饰款式与着装习俗等具体环节上,确立了尊卑观念和褒贬意识,将伦理意识落实在服饰的细节与穿着行为上,中国服饰有了独具个性的审美意识。

中国传统思想中,“天人感应”和“阴阳五行”观念的影响很深,它钳制言论、禁锢思想,规范行为。人们往往把人事变迁或帝王更迭以及朝庭日乱、纲纪颓废归结于阴阳灾异,试图以阴阳五行神学观点,假借天命,把统治者一手造成的由政治灾害而导致社会无可换回的腐败与崩溃,巫盅式的推导为“服妖”及统治者未能从神秘的服妖、或其它自然界变异“天谴”中醒悟所致。

北宋皇帝多祟信道教,如宋太祖赵医溉纂修《开宝本草》就吸收道士马志参加。宋太宗篆修《太平圣惠方》,主撰者王怀隐也曾当过道士。宋太宗还曾诏见华山道士陈博,并赐封号。至真宗时,他续修《道藏》,在各地大建道观.至徽宗赵估时(1101一1119),对道教更加祟信,他曾封道士林灵素为“通真达灵先生”,而自封“教主道君皇帝”,更身穿道服自娱。

因此,整个宋代,道教文化的影响很深。道教善说灾异,讲究阴阳,加上旧有的五行灾异论传统,宋代阴阳五行论依然盛行,这便是宋代服妖论产生的理论依据。

参考文献:

班固《汉书》

袁英杰《中国历代服饰史》

黄士龙《中国服饰史略》

戴争《中国古代服装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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