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观涛、刘青峰：超稳定系统结构和大历史观

【导读】韦伯曾经论证了现代社会是在天主教文明中起源的，金老师认为这还不够，因为天主教文明是古希腊罗马文明与基督教文明融合的产物，离开文明融合就讲不清楚现代性问题。由此可见，文明比较与文明融合的研究是多么重要。这种研究需要具有比分析某一个文明长程演化更大的历史视野，需要检讨文明融合的模式和历史经验。

历史上，中国文明的形成，同样包含着文明融合的经验。它对于贯通理解中国传统思想和社会的进一步演变，乃至对近现代文化的转型都极为关键。大历史观是研究不同文明的形成和演化，中国只是这个大历史的一部分而已。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分析这个根，可以产生一种大的历史感。但这还不够，还应该站得更高，通过世界各个文明比较来看清我们中国是怎么回事。

因此世界史也是很重要的。特别是现代性在西方产生、工业革命以后，全人类都受到冲击，中国文明也被卷入其中。分析现代社会，还需要有更深层的东西，要把中国的历史演变经验也放进去。因此，今天能否开拓出更为宏大的历史视野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超稳定系统结构与韦伯命题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的“文革”时期，我和青峰在思考和研究“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原因”时，注意到中国传统社会的长期延续与周期性的王朝更替是双面现象。英国控制论学者艾什比(William Ross Ashby，1903~1972)曾提出的超稳定系统(ultra-stable system)概念，指出这种系统是通过振荡回到稳态的。我们受此概念的启发，来看从汉代奠定的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结构一直延续到清王朝，长达两千余年，但这种社会结构并不是静态延续，而是通过周期性大动乱这种改朝换代机制，即通过振荡回到稳态，一个王朝一个王朝地延续下来，这不是很符合超稳定系统特征吗？

由此，我们提出了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系统的假说。不要误会，讲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系统，并不是如一些人想象的那样指社会结构始终不变，社会不变是不可能的。我们发现，中国社会结构的系统稳态具有破坏及重建的机制，这才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长期延续的原因。

1980年年初，《贵阳师范学院学报》发表了我们关于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结构的长篇论文。此后，碰到学界一位朋友，他说不同意我们的观点。他有两点批评，第一，中国根本不是封建社会，还讲什么长期延续？第二个是即使是封建社会，为什么它迟迟不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早已被韦伯(Max Weber，1864~1920)解决了。根据韦伯的分析，现代社会只能在西方起源，当然不可能在中国产生。这两点意见差不多可以代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学术界对我们提出的超稳定系统假说的主要批评。

我要问，这两点批评成立吗？我认为，第一个批评是没有看到讨论问题的本质。当时，“文革”刚刚结束，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长期延续是最热门的话题，我们使用的“封建社会”一词，是当时约定俗成的普遍用法。“封建社会”只是一个代名词而已，并不能取消我们所讨论的秦汉建立的这种社会结构为什么会长期延续的问题。换一个用法，能用帝制时代吗？魏晋南北朝几百年并没有统一帝国，又如何解释？我们到香港中文大学后，为了避免用词造成的误解，改用“传统社会”一词来指涉秦汉至清代那一段历史时期。

第二个是韦伯命题和中国社会超稳定假说矛盾吗？我以为并不矛盾。韦伯提出资本主义精神起源于新教，不可能在其他传统文化中产生，但韦伯并没讲其他社会怎么样演变啊。我们认为，只要中国传统社会不能脱离王朝周期性更替轨道，它不仅不能发展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也不能转化到其他形态社会中去。

我上课时经常问同学，要是没有西方现代社会的兴起，没有鸦片战争，诸位今天在干吗？我想，很多人仍在读圣贤书、考举人准备当个什么官吧。西方现代社会的冲击，开启了近二百年来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中国开始学习现代社会制度和价值，当然，这也是中国文化受到冲击、花果飘零的历程。但是，我们要看到西方冲击有其正面功能，没有这个冲击，中国两千年一治一乱的轨道，能跑得出去吗？中国社会是不可能离开这个引力场的。

我们在研究社会科学问题时，一定要去思考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它背后的问题意识是什么。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迟迟不能进入资本主义的问题，是在历史唯物论五种社会形态单线演化模式中提出来的。而我们提出的超稳定系统假说，是用不同于经济决定论和单向思维模式的系统分析方法，研究在相对与世隔绝条件下，中国传统社会自身的演化模式和宏观特征。

我们在香港、台湾学界做研究也有二十多年了，一些朋友对我们至今没放弃大历史观有点遗憾，或不以为然。但是，为什么要放弃大历史观和新方法的探索呢？我们认为，在这个专业化分工太精细的潮流中，还是需要有人从大历史观去思考问题，去探讨人类轴心文明的形成和它们各自演化路径的。

大历史观：轴心文明的形成和演化

从宏观上来看汉代以来的中国思想与社会。先是汉武帝时儒家经典体系的确立，以及大一统帝国统治及社会组织形态的正当性的形成；其次，这些经典在上、中、下三层组织中发挥着重要的社会整合功能。此外，这种文化和社会之间互动的双向塑造，确立了延续两千多年的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结构及文化大传统。随着历代王朝的发展变化，儒学也在不断发展变化中，但始终没有超出汉代所奠定的社会基本结构与儒家道德意识形态的既定轨道。以上是理解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结构及儒学社会功能的基础。

我曾指出，一种文明只有发生超越突破，形成某种终极关怀，才会有这种终极关怀所规定的正当性最终标准，这种标准规定了该文明的社会组织基本细胞和组织蓝图。（金观涛 刘青峰：轴心文明与现代社会的起源）轴心时代产生了四种实现超越突破的文明类型，有不同的终极关怀及其规定的正当性标准，塑造出不同的传统社会。原则上，分析汉代思想与社会双向互动的方法，也可以用来研究其他轴心文明，包括西方文明、印度文明和伊斯兰文明。

遗憾的是，这里我只能给出大纲，我们没有能力这么做。为什么呢？因为我认为对轴心文明的演化，只有属于本文化的研究者才能做出深入全面的分析。我们是中国人，熟悉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心理。如果我们要用这套分析方法去研究古希腊的超越突破，研究古希腊、罗马社会的形成，研究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和印度文明，只能靠看二手资料，就会遇到理解上的困难。同样，外国人研究中国文化的超越突破及其与社会的双向互动也会很困难。我觉得，要想通过比较思想史研究去呈现人类社会和文化互动的大历史，还必须依靠各个不同文明的研究者之间的合作。

伊斯兰文明的形成和演化

举个例子。在希伯来宗教中，伊斯兰教对现实社会组织基本细胞和蓝图有明确规定，这就是“乌玛”。照理说，我们可以用双向塑造来研究伊斯兰教经典与社会如何互动的了。但是我们做得到吗？很难啊。因为，伊斯兰教经典除了《古兰经》，还有穆罕默德的《圣训》和“圣行”。《圣训》有不同版本，不同的解释形成了不同的伊斯兰教派，如果不了解这些很细微的差别，就无法理解伊斯兰的各个社群。只有生活在伊斯兰文明大传统中、使用本土语言文字的人，才能最清楚地了解和体验本土文明的历史。你们知道吗？“9·11”事件以前，这些《圣训》研究的众多著作，据说没有一本被翻译成英文，西方人对伊斯兰文明的了解又能深入到哪里去呢？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担任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的时候，有一个印度尼西亚的伊斯兰长老来找我，说他们可以出钱，派几个伊斯兰教的研究生来中文大学读博士，跟我学中国文化。我说，很好啊。我当时想，如果他们能来中大的话，我可以通过他们去了解伊斯兰教的意义世界。但是中大体制是这样的，学生要经过考试、香港政府给钱才能来读博士，别人给钱是不行的。所以这件事没办成。很遗憾，我失去了一次较为直接地了解伊斯兰文化的机会。

虽然如此，我们仍然可以思考伊斯兰文明中双向塑造的问题，当然做不到分析中国文明这样细微。我在《伊斯兰社会演化的“飘变”模式》一文中曾分析过，伊斯兰教与犹太教、基督教同属于希伯来宗教，但不同的是，其具有明确的社会组织蓝图。伊斯兰教的入世性质导致其社会组织蓝图把建立不断扩张的大政治共同体作为自己的目标，但教义的单纯性使其缺乏来自终极关怀的组织原则，故社会组织蓝图不得不借助其他政治传统。

当伊斯兰教承认比自己地位低的宗教时，其他宗教的社会组织原则作为工具就有可能吸纳到统治意识形态之中。这使得伊斯兰教具有巨大的包容其他宗教的能力，特别是将异质政治文化吸收进来以补充来自终极关怀的社会组织蓝图。但这种吸收只是工具性的，一旦它不能应付社会面临的新挑战，乌玛立即会对其表示排斥，要求回到纯粹的伊斯兰教义。这种双向互动形成了伊斯兰社会独有的帝国飘变模式。

古希腊文明的形成和演化

古希腊的超越视野是求知，表现为理性主义，它们被包含在古希腊神人同形的宗教中。在这种以求知为终极关怀的理性主义规定下，社会组织的基本细胞是城邦。我们看希腊史，看罗马史，好像从开天辟地起，城邦就出现了。城邦一个一个地产生，密集遍布整个地中海地区。为什么是城邦而不是其他形态？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前384~前322)有一个解释，说城邦是政治人的理性活动的最小单位。这是亚里士多德讲的。为什么这么讲？我们通常不知道，城邦是古希腊地中海文明终极关怀规定的社会组织基本细胞啊。

你们去看过古希腊、罗马文明的遗址吗？有没有注意到城邦建筑物最有趣的地方？你们会看到城邦似乎是为了维系公共理性而设计出来的。它有一个宗教祭祀场所，有一个体育场或斗兽场，还有进行辩论的地方，旁边是图书馆。公共厕所也在旁边，人们解大便的时候都可以互相聊天沟通。所有东西都离不开公共理性，及包容着理性的神人同形宗教。这也反映在城邦规模的大小上面。柏拉图写《理想国》时讲过，理想国的人员最好不超过五千人。

为什么是五千人？这是一个实现理性沟通的最小单位。你们知道城邦实际有多大？大城邦如雅典，参与政治的公民也就在两三万人。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很简单，城邦是由古希腊文明的求知理性所规定的社会组织方式，不能太大。一个城邦人口增加的后果是到另外的地方建城邦，即母邦产生子邦。城邦多到一定程度，为什么合并不起来呢？你们看一看古希腊一连串战争，斯巴达的征战也好，马其顿想统一希腊也好，都以失败而告终。没有新的社会组织蓝图，就不可能把众多城邦统合成一个国家。关键是统一需要把社会组织基本细胞整合起来的社会组织蓝图。

最后把城邦统一起来的是什么呢？是罗马，罗马叫共和国。为什么罗马可以把希腊城邦统一起来？如果我们去研究思想史，就会发现这涉及公民权的界定问题。古希腊城邦的公民，只在本城邦有权利，到另外一个城邦就没有权利了。古罗马对公民权来了个重新界定，某一个城邦可以代表所有的城邦，其他城邦的公民可以成为这个城邦的虚拟公民，而且原则上其他城邦的公民跑到罗马是可以投票的。这样就可以建立以罗马城为中心的一个国家了。如何界定公民权涉及很多方面的复杂问题，罗马共和国需要制定较完备的法律。

而且，即使罗马最后变成了帝国，但名字从来没改过。为什么？跟中国的儒学是一样的，它代表着正当性。中国文明讲儒家道德正当性，也是不变的啊。所以罗马虽然是帝国，但名字始终是共和国。与我们对中国家族的了解相比，我们对古希腊城邦和终极关怀之间关系的知识就差多了。因为我的西学太差，不可能像讲儒学那样清楚。但从古希腊城邦到罗马共和国，同样存在社会组织蓝图如何将社会组织基本细胞整合的原则。这和中国传统社会的社会组织蓝图异曲同工。

印度文明的形成和演化

印度的超越视野是寻求解脱、舍离此世的意志，它最早出现在印度古代宗教中，和古希腊人神同形宗教差不多同时出现。我们也不太清楚印程，但可以看到双向塑造的结果，这就是婆罗门教和种姓制度的形成。种姓制度规定了印度不同种姓的解脱等级，它是宇宙等级秩序的一部分；每个种姓的人只要遵守本种姓的戒律去修炼，来世就可以进入更高的种姓，种姓也是解脱宗教规定的社会组织基本细胞。我们都知道印度是有四大种姓，但是你们知道吗？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印度有多少个种姓和亚种姓？印度有数千个种姓和数以万计的亚种姓，不同种姓从事不同行业。韦伯的《印度宗教》这本书里，也讲到印度种姓的分裂。

为什么印度的种姓会越分越多呢？从思想史角度来看，就不难理解。印度种姓有高低之分，高级种姓从事祭祀等高尚行业，低级种姓从事较低的或不洁的行业。如果某一种姓中一部分人觉得其余人比自己不洁，或自己比他人更优越，就会分裂出去，或迁徏他处。例如，从事某一行业的一个种姓，如从事殡葬业的种姓，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其他种姓又不能从事这一行业，那怎么办？只有靠原有种姓的分裂，印度宗教是承认这种分裂的。至于分裂的细节，我们就不知道了。但社会组织基本细胞不断分裂表明它们很难整合成大一统帝国。

印度种姓制虽不能形成大一统国家，但对分工和商品经济很有利，印度传统社会商品经济的发达和人口的密集都和种姓制度有关系。印度和中国一样，在古代就有高度密集的人口内卷化现象。有一本书你们可以读读，是印裔经济学家拉尔(Deepak Lal)写的《印度均衡》，讲到种姓与行业分工这些内容。与印度相比，我们中国传统社会是通过周期性的王朝更替，两千年间保持了社会基本结构，如果可以叫做动态停滞，那么我想，印度是透过种姓的越来越细化，保持了社会结构的不变，可以叫静态停滞吧。

希伯来宗教中伊斯兰教最为入世，伊斯兰教的社会组织基本细胞是乌玛。乌玛可以是一个社群，也可以是一个帝国，也可以是全世界。历史上，伊斯兰教组建了好几个大帝国。而印度的社会组织基本细胞是种姓，种姓之间互相排斥，不能形成大帝国。印度历史上那几个帝国的建立，是佛教兴起或种姓制受到抑制的时候建立的，但佛教帝国并不能长久延续；由伊斯兰教建立的蒙兀尔帝国时间才比较长点。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基督教和佛教，它们亦存在和社会的双向塑造，但和我前面讲的不同，这是因为这两种宗教所关心的只是灵魂的救赎和解脱，对此世没有兴趣，其社会组织蓝图的形成及和现实社会的互动更为复杂有趣。

大历史研究的意义

中国超越突破文明可以通过家国同构，建立起延续两千多年的大一统帝国，我做过比较细的研究，但对印度和西方讲得很简单抽象，可能还有不少错，我之所以还要讲，是想说明大历史观的意义。大历史观是研究不同文明的形成和演化，中国只是这个大历史的一部分而已。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分析这个根，可以产生一种大的历史感。但这还不够，还应该站得更高，通过世界各个文明比较来看清我们中国是怎么回事。因此世界史也是很重要的。特别是现代性在西方产生、工业革命以后，全人类都受到冲击，中国文明也被卷进去了。我觉得，分析现代社会，还需要有更深层的东西，要把中国的历史演变经验也放进去。因此，今天能否开拓出更为宏大的历史视野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韦伯曾经论证了现代社会是在天主教文明中起源的，这很有道理；但还不够。为什么？因为天主教文明是古希腊罗马文明与基督教文明融合的产物，离开文明融合就讲不清楚现代性问题，由此可见，文明比较与文明融合的研究是多么重要。这种研究需要具有比分析某一个文明长程演化更大的历史视野，需要检讨文明融合的模式和历史经验。历史上，中国文明的形成，同样包含着文明融合的经验。它对于贯通理解中国传统思想和社会的进一步演变，乃至对近现代文化的转型都极为关键。

本文编辑、改写自金观涛、刘青峰《中国思想史十讲（上卷）》一书的部分章节，学术讨论请以原书为准。配图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还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