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花、霍乱，在没有疫苗的时代，人们是怎样应对这些疾病的？

1910年的鼠疫推动清政府成立第一所专门用于防疫的机构

1894年，在广州和香港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鼠疫，随着疫情的蔓延，对上海都产生了较大的威胁，而在十几年后的1910年，在中国东北也爆发了一场死伤人员达60000多人的鼠疫。种种突发疫情表明，如果政府不赶快建立相应的防疫机构，面对医疗手段无法解决的瘟疫难题，中国百姓只能等待死神的到来。北京，作清朝的首都与中华民国的重要城市，其防疫体制的发展其实就是中国防疫体制发展的缩影。

1894年发生于广州与香港的鼠疫

一、北京城防疫机构的演变

直到1910年东北鼠疫的爆发，鼠疫甚至传播到京城，清政府才意识到防疫问题的严峻性，而作为首都的北京城，自然要开始建立相应的防疫机构。首先政府将出现鼠疫病患道德协和医学院附属医院直接改造为防疫医院，又在北京成立京师防疫局，这是清政府建立的第一个专门用于防控疫情的机构。

一年后清政府倒台，中华民国政权成立，1914年，北京出现瘟热、白喉等传染性疾病，袁世凯下令在内务部成立临时防疫处，但此机构只负责一些行政事务，并不对患者的病情有治疗作用，不久政府便索性将其改造为传染病医院，由政府出钱进行患者的收治工作，就连病人来医院都由医院的马车接送，这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120救护车”了。1918年，在山西爆发了一场灾难性的鼠疫，中央在北京设立中央防疫处，至此防疫处与传染病医院成为政府管控疫情的两大机构。

最早的防疫医院由协和医学院附属医院改造而来

1928年，国民军北伐攻下北京，南京国民政府接管北京并将其改名为北平，在此后的二十年里，北平防疫机制依旧是对北京政府时期的继承。就传染病医院而言，虽其上级主管部门一换再换，其由于经费短缺也曾濒临破产倒闭，直到1934年卫生处接管医院之后情况才逐渐好转。改组后的医院不仅具有医治传染病的功能，还开始对传染病进行研究，以在疾病大范围扩散之前便进行预防抑制，此外，患有白喉等传染病的病人在医院还可以得到免费的血清注射。就防疫处而言，其工作主要有三：研制痘苗、疫苗以及血清，防治传染病，扑灭鼠疫等兽疫。据统计，仅在1930年的六个月中，防疫处每月可产出价值3000元的疫苗，可谓是中国最大的制药机构。

抗战时期迁到昆明的中央防疫处

总而言之，随着医疗条件的改善与政府治理能力的进步，尽管限于中国医学水平而无法研制出技术高深有效的疫苗以控制疫情，但防疫机构由一种应急的、临时机构转向为常规机构，已经是防疫体制的一大进步了。

二、如何防治传染病呢？

北京城由于具有良好的防疫体制，与其他城市相比在处理疫情方面可谓是十分有序，其治理疫情也形成了一套完整合理的防疫程序。

早在防疫机制尚未成型的晚清时期，每当疫情爆发，在北京便会出现一些传统的处置难民的办法，无非是设立“施药局”，给贫民发放一些药剂，再就是设立粥厂以使其不致于饿死，再就是对感染传染病去世的病人尸体进行集中烧毁处理以防止疫情扩散。

古代瘟疫题材的电影《大明劫》

但随着防疫体制的逐渐完善，北京城治理疫情的方式也有了很大改进。首先是建立传染病的预防与报告制度，一旦北京各区发现疫情，便应当向警察厅汇报，随后警察厅再致电医院收治病人，这样可以使疫情最快得以上报以利于政府应对。二是在平时多发布防疫公告与防疫知识的宣传材料，并对厕所等公共场所进行定期消毒清洁，因北京多发天花等传染病，平时的宣传可以有效防止病人在得病时乱吃药乱治疗。第三种也是最为关键的一种便是对疫情的提前防治，随着西方医学传入到中国，人们得知将少量活细菌或大量已死病菌注射到体内之后，可以使患者产生免疫抗体进而对传染病产生有效抵抗，这即是疫苗。自1934年开始，北京的防疫处每年都会大力普及疫苗的接种工作，使许多传染性疾病得以有效控制。

京师警察厅是当时北京各地上报的主要机构

三、天花疫苗的传播：死神被驱散

天花在未发明疫苗的长达千年的时间里一直是人类无法驱散的“死神”，在中国更是夺走了无数人的性命。自晚清防疫机制确立并在民国得以逐渐发展的这数十年里，天花病毒带给国人的恐惧逐渐被驱散了。到1930年代，对市民免费“种痘”成为包括北京在内的大小城市的重要事务，相关种痘机构与种痘法律规定随之设立。

疫苗是现代医学防治传染病的重要手段

随着政府宣传的不断扩大，接种牛痘也成为北京市民所自觉遵守的一项重要义务，1929年国民政府通过《种痘条例》用以指导治疗天花的工作，1932年北平市卫生局通过一项法规，要求每个小学生都要在无条件接受牛痘疫苗的接种。

尽管此时的种种防疫工作并未得到各级政府的彻底贯彻与民众的彻底接受，但无论是从防疫机构还是从民众对于防治疫情的接受程度来看，从晚清到民国的这数十年间，中国的防治工作的确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这是中国政府治理能力逐渐现代化的体现，同时也是中国的治理体系逐渐融入世界这个大家庭中的表现。

报纸上有许多关于防疫知识的宣传内容

文史君说

疫情本身是可怕的，但比起疫情这种“天灾”，更可怕的是由于政府治理能力缺失带来的“人祸”。自晚清到民国，中国不仅仅是政治制度的转型与文化上的西化，在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方面也在向着西方学习，逐渐确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防疫体制，并为新中国所继承。

参考文献：

1. 杜丽红：《近代北京疫病防治机制的演变》，《史学月刊》2014年第03期。

2. 曹树基：《国家与地方的公共卫生———以 1918 年山西肺鼠疫流行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01期。

（作者：浩然文史·刘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