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奥斯曼帝国的政治结构：“苏丹的奴隶”为何成了国家的主人

本文摘自《奥斯曼帝国：五百年的和平》，作者：林佳世子，译者：钟放，理想国2020年1月版，已获出版方授权。

官僚们的政治舞台

奥斯曼的官场文化

从 16 世纪下半叶开始，后半期的奥斯曼帝国是多名实力派军人政治家对抗的舞台。他们争权夺势，并延续至对外重启战端，甚至点燃安纳托利亚叛乱的火种。实际上，他们并非是单独一人的军人政治家，其背后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包括文武家臣在内的庞大社会集团。他们依然被称为“苏丹的奴隶”，但和 16 世纪上半期的情况已大相径庭。这类庞大的私人化的政治集团形成于 16 世纪后半期，到 17 世纪，那些有实力的政治集团的领袖，也就是军人政治家决定着奥斯曼帝国的政治走向。

军人政治家背后的集团以自己家族和从他那里接受薪俸的文武家臣为核心，还包括以各种方式聚拢到一起的人们。给予临时职位、褒奖诗或文学作品的作者、帮忙斡旋工作，都是扩大政治集团的方式。具体官职的任命通常要靠实力派推荐以及政治集团的实力决定。要想在政府中任职，不参加政治集团是不可能的。有实力的军人政治家，也要竞争大宰相的职位，并且要向政府的各级职位输送亲信，以维持集团的势力。

这种官场文化使整个社会缺乏透明度，因为这种结合并未制度化。奥斯曼帝国除欧莱玛系统外，缺少任官资格考试制度和职务晋升的相关规定，不透明的官场文化由此而生。

另一方面，接受任命者组成的官场，等级森严，职权明确，有着让人难以置信的清晰的阶层结构。比如，大宰相绝非名誉头衔，失职必失势，甚至可能被处刑。另外，宫廷和军界的职务、行政与财务的官僚机构，权限和职责极为明确。但是，决定谁能任职的是人脉和金钱。选任过程的不透明和任职后职权的明确形成对比，反映着帝国官场的两重性。

认为以上情况是允许贿赂的腐败结构，还是实力决定一切的本位主义世界，会影响到对奥斯曼帝国后期社会的看法。在这一时期留下史书和论著的知识分子，多数都在具有两重性的奥斯曼官场上苦苦挣扎，表达着对现实的不满。在他们眼中，官场歪风盛行，帝国的荣光已成过去。但是，帝国的官员又结成一体，克服了内外危机。这种两重性就是一种现实。可以说，奥斯曼帝国的官员就生活在这种群体性的构造中。

军人政治家的道路

派别的首领是实力派军人政治家。要成为军人政治家必须首先出身于苏丹的宫廷。这一点自15 世纪以来从未变化。宫廷出身者依然被称为“苏丹的奴隶”。

但是，补充“苏丹的奴隶”的主要方法德米舍梅制度实施的次数在 16 世纪以后减少，到了17 世纪已近乎绝迹。但宫廷出身的“苏丹的奴隶”并未因此而减少。因为 17 世纪以后，实力派的子弟或其他有裙带关系者被推荐入宫。名门出身的身份自由的少年也进入了宫廷。俘虏、购买或进贡而来的伊斯兰法上的“真正的奴隶”和其他自由人也都进宫，成为“苏丹的奴隶”。

他们既有特权又有义务。所谓特权是指他们作为统治阶层的一员，此后有机会担任各类职务。他们中的佼佼者，可能担任省军政官，甚至大宰相。另一方面，他们既然是“苏丹的奴隶”，苏丹一声令下，就可能被处罚、处刑、死后没收财产。政府财政困难之际，没收政治实力派的财产的频率就很高，很多身居高位者最后都落得身无分文的下场。

军人政治家在任时，聚集财富，供养家臣，但他们的财富与权威都是以官职为基础的，所以若丢官罢职，家臣团体自然如鸟兽散。没收财产的结果也是一样，维持数代权势的家族极其稀少。

大宰相

军人政治家的最高目标是就任大宰相。随着 14 世纪后半期中央集权的加强，奥斯曼帝国的大宰相的地位日益提高，成为苏丹的“全权代理人”，主持着由帝国各职位最高者组成的御前会议。御前会议的决定通过大宰相传达给苏丹，随后再以敕令的形式下达给相关机构。按照惯例，御前会议的参加者包括宰相们、财务长官、作为欧莱玛头领的两名军人法官、文书行政的最高负责人尼桑贾（nişancı）等。

御前会议　 17 世纪中叶以前由大宰相主持，每周在托普卡帕宫殿外廷的圆顶大厅召开四次。1587 年绘制，托普卡帕宫博物馆藏

另外，大宰相在战时代替苏丹指挥军队的情况也增多。不过，远征时也会任命他人作为司令官，并渐渐成为惯例。

16 世纪下半期以后，苏丹逐渐丧失实权，大宰相的责任更为重要，同时，对这一职位的争夺也更加激烈。大宰相由苏丹任命。这是规则，除此而外，没有任何任职条件的规定。若苏丹的判断力和决断力较弱，大宰相的职位基本是由候补者之间互相竞争，甚至请求对苏丹有影响的后宫妃子的介入。

所以，大宰相的职位非常危险，因为对政策失败要负全部责任。如前所述，苏莱曼一世为了转嫁责任，也曾经罢免大宰相。在苏丹傀儡化的时代，竞争对手常常争取和说服苏丹，以搞垮现任大宰相。大宰相就是这样一个拥有最高权限而又会随时倒台的职位。

耶路撒冷圣殿山的岩石清真寺 　奥斯曼帝国在 16 世纪和 19 世纪进行过两次大规模修复，圣地充满奥斯曼风格的青花砖装饰。笔者摄

穆罕默德三世的房间 　房间里绘满了果实和花朵（18 世纪）

镀银铜器 　内藏机械装置的奢侈艺术品，哈布斯堡家族将其送给奥斯曼帝国，以换取暂时的和平，约 1620 年

奥斯曼帝国的细密画 　细密画用于书的插图和雕刻。援引宗教教义的绘画可以装饰在奥斯曼帝国的公共场所。这幅细密画，由宫廷画家创作于 17 世纪初，展示了向苏丹呈递请愿书的社会风俗。画面右上方是一支从托普卡帕宫门走出的队伍，苏丹（中间偏右）正朝着清真寺方向做礼拜。苏丹身后是他的侍从们。左下方的百姓向苏丹呈递他们的请愿书。

这种情况下，当时的人们在谈论政治时，必定要受到批判的就是大宰相。也就是说，现在形势不好都是大宰相的错误。17世纪初的政治语录《来自先知的盛世危言》（作者不详）讲道 ：

正如先知所言，鱼从头开始腐烂。世间乱象必有根源。官场之上，为何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皆因苏丹不选贤任能，大宰相尸位素餐。今之大宰相怙恶不悛，中饱私囊。官行民效，世间遂不以破坏成规、违法乱纪、鸡鸣狗盗为恶。

这部语录属于“劝诫书”。“劝诫书”这类作品强调以史为鉴，劝导执政者采取正确的政策。在 16 世纪以后的奥斯曼帝国，“劝诫书”层出不穷。如后文论述，有些正直的奥斯曼官僚有感于官场歪风，以笔代言，抒发对国事的担忧和对政治的不满。

“劝诫书”对大宰相的模式化的批判，绝不仅仅限于《来自先知的盛世危言》。但是，“鱼从头开始腐烂”这类切中肯綮的批判反映了奥斯曼帝国的社会精英对政治问题的关心。

但是，大宰相是由苏丹任命的，如果大宰相出现了严重问题，这种批判就是指向苏丹。不知是否是意识到这一问题，穆拉德三世在诗中这样批判道 ：

朕求贤若渴，难觅知音。

敬畏先知，内心柔软。

腹有良谋，貌若神仙。

博古通今，救人危难。

运筹帷幄，神机妙算。

贤良不在，朕如之奈何？

这是对身边无良相的慨叹。大宰相的职位是否能有合适的人选，左右着奥斯曼帝国的命运。奥斯曼帝国实际的责任者从世袭的苏丹逐渐向任命的大宰相转移，其政治体制已经引入了竞争原则。

省军政官

在军人政治家担任的职务中，次于大宰相的是各省的军政官。靠近伊斯坦布尔，称为奥斯曼帝国“本土”的巴尔干的鲁梅里省和西安纳托利亚诸省，和中央政府关系密切，其军政官官阶较高。但是，被任命在帝国周边部分省的军政官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

奥斯曼帝国在远离中央的各省，采取以省（或者几个省共同组成的区域）为单位的独立治理方法，不经过伊斯坦布尔中央政府，在省级行政单位即可完成行政手续。16 世纪初建立的埃及省和巴格达省非常典型。在独立行政运营的情况，省军政官的权限和责任非常重大。

16 世纪后半期，采用独立运营的省逐渐增多。为帝国的远征服务，各省都必须筹集必要的兵力和物资，而这类任务由省的军政官负责。此外，在省内征税的最高权限也集中在省的军政官那里。结果，各省的军政官的权限进一步扩大。

17 世纪，省军政官的就任者多数是宫廷出身者，即是为了应对军政掌管的作用的变化。省的军政官再也不是单纯的部队指挥官。如果财力和行政手腕不足以支撑庞大的私人军队和佣人、和中央保持着通畅的联系渠道，就根本无法胜任省行政长官的职位。

前去赴任的军政官，供养着与官位和收入相称的家臣团，其下属的行政机构是奥斯曼宫廷的微缩版。他们的收入必须要养活数百乃至数千的私人军队。因此除了帝国的俸禄以外，军政官还参与经济活动，努力确保收入。

例如，1638 年再度征服巴格达以后的省军政官德尔比斯·穆罕默德·帕夏，就从事农地开垦、金融、城市手工业，还与印度和波斯开展长途贸易，以此积累财富，维持家臣团体。他死后被国家没收财产，数额惊人。

这样，实力派军人政治家的周边聚集着军人、书记和欧莱玛等仆人，他们和中央派遣来的财务长官一起，在地方政府履行自己的职责。例如，17 世纪，留下《游记》的艾弗里亚·切勒比（Evliyâ Çelebi）就是大宰相梅勒科·艾哈迈德·帕夏的手下。他是伊斯兰世界继伊本·白图泰之后最有名的旅行家，带着生命不息旅行不止的信念，足迹遍及了帝国全境。

实力派军人政治家也培养了很多能够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任职的人才。他们的家臣团担负着培养帝国官僚的功能。

实力派的推荐与官场规则

在实力派军人政治家周边，聚集着大量的书记员和欧莱玛官职的候补人员。他们的目标是进入政府机构任职或担任实力派军人的私人助手。在政府任职，也需要实力派军人政治家的推荐。要取得书记员或欧莱玛等职务，教育程度、职业经历是必备的，参加有实力者的政治派别也是不可或缺的。欧莱玛官僚机构的任职制度比较完善，但任职也必须由实力派推荐。

一位在人际关系和职场风云中艰难求生的书记员的经历，或许可以极好地说明奥斯曼帝国官场的实态。他就是编写过奥斯曼帝国编年史（《萨拉尼基的历史》），在前文已经提到的穆斯塔法·萨拉尼基。他才华横溢，文笔优美，但从编年史的字里行间流露出宦海沉浮带给他的苦涩记忆。

他在年轻时就作为欧莱玛接受教育，最初的重要工作是1566 年伴随苏莱曼一世最后一次出征，担任索库鲁·穆罕默德·帕夏身边的文员。在贝尔格莱德，他在苏莱曼一世的棺木旁负责诵读《古兰经》，这对伊斯兰教徒来讲是无上的荣耀。

此后，他有很长一段时间在中央政府担任财务官僚，但工作并不稳定。比如，1587 年，他就任常备军骑兵团的书记长，负责支付远征波斯的部队的军饷。但是，这个职务突然被另一位实力派政治家推荐的人物取代了，因此失业。随后，在大宰相费尔哈特·帕夏的推荐下，他在 1591 年就任安纳托利亚的财务长官。可费尔哈特在政治上失势后，穆斯塔法·萨拉尼基再次丢官。

1594 年，他得到了军人法官的推荐信，但是未能如愿以偿地担任宫廷厨房管理的职务。他也曾经为宰相和书记官僚的最高领导尼桑贾服务。就这样在就职与失业之间来回变换，他担任了安纳托利亚的会计局长等要职，登上接近帝国财务系统最高点的职务。

以上仅仅是他职业生涯的一部分。终其一生，他都在依靠实力派的推荐而求职，并因此在有些时候获得职位，但担任高级职务的时间非常短。因为即便是这样优秀的人才，也无法长期担任该职位。

“衰退论”的缘起

穆斯塔法·萨拉尼基的编年史和“劝诫书”一样，用辛辣的笔调，揭露了这个时代奥斯曼帝国的种种弊病。他写道 ：

位居宰相者自私跋扈、独断专行，处理国政不集思广益、不三思后行。欧莱玛对国政与宗教事务消极怠惰，反对圣训与伊斯兰教习惯的言行在他们当中蔓延。何必奢谈让所有人遵守圣训、为社会纠偏呢？

毫无疑问，在官场屡屡受挫的穆斯塔法·萨拉尼基对现实已经义愤填膺，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卖官鬻爵、人浮于事的帝国官场，认为帝国的发展已经偏离了旧日的正道。

毫无疑问，这些衰退的迹象确是事实。因为他身处官场，所写之事都是耳闻目睹。但另一方面，他在编年体史书中对那个时代的评价无法让人全盘接受。因为即便他说人不能尽其才、物不能尽其用，但是，有才能的萨拉尼基至少曾经担任过财经部门的要职。

类似的批判和反思在 16 世纪后半期的“劝诫书”或其他的政治书籍中反复出现。这些作品或多或少批判了奥斯曼帝国的政治腐败和社会乱象，而且将其作为帝国衰退的证据，不过其背后则是希望在政府任职的作者们的愤懑和不满。

苏莱曼一世的神化

人们习惯于把理想的社会状态设定在历史上，苏莱曼一世在位期间出现的“劝诫书”把其父塞利姆、祖父巴耶济德的时代描写成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盛世；到后苏莱曼时代，神化苏莱曼一世的故事和传说也随处

可见。在这里举一个例子，也是出自《来自先知的盛世危言》。作者把矛头指向当前军纪混乱、民不聊生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军人压迫平民，以至人们为了生存不得不“向暴徒和杰拉里祈祷”。之后作者笔锋一转，勾画出一个与之对比的苏莱曼时代，描述那时在苏丹德行的感召下，军人秩序良好，对人们秋毫不犯。

据说，有一天，苏莱曼出兵远征巴尔干，途中注意到道路两侧民居墙外的树枝上悬挂着很多果实，这意味着走在苏丹前面的部队没有摘取。等到了宿营地，苏丹找来信赖的使者，让他原路返回，看看后来的情况。使者回来报告说，民居墙外的果实丝毫未动。看来，走在苏丹后面的军人也严守纪律。苏丹安下心来，对神灵表示感谢。之后，作者更是在萨珊朝的古代贤王那里找寻这种圣贤君主的事例。圣明的贤王在猎场进餐，即使是没有了盐，也绝对不会去拿百姓的食盐。啊！在伟大的国君的治下，社会秩序曾是如此的安稳，而相比之下，现在却……

像这样，在“劝诫书”里被描写的苏莱曼，在故事性上不过是传说萨珊王朝的所谓贤王的一个翻版。苏莱曼统治时期漫长，类似的故事有千百个吧。这些逸闻以及更早的前例累积起来，树立起了奥斯曼帝国最为贤明的君主形象。

和反映对现实世界不满的“劝诫书”一样，这种想象也反映了奥斯曼帝国的人们对自身过去的评价，他们认为帝国在苏莱曼一世时代达到鼎盛，随后就衰退了。

以诗歌为武器的巴基

和“劝诫书”等散文作品一样，为寻求庇护而向实力派政治家进献的文学作品还有诗歌。在这里举出生于欧莱玛家庭，以诗歌为工具求得欧莱玛高级职位的巴基（Mahmut Abdülbaki）为例。

三个文人 谢赫伊斯兰艾布斯托、巴基、纳比。伊斯坦布尔国民图书馆藏

巴基是奥斯曼诗歌的集大成者。他在 1526 年生于伊斯坦布尔的欧莱玛家庭，在苏莱曼清真寺附属的麦德莱赛等接受教育。巴基年轻时才华横溢，受到当时名气很高的诗人扎迪的照顾。此后，他有机会向苏莱曼一世献上诗作，因其推荐，得到了在麦德莱赛担任主讲教师等职务。但他是否具备出任欧莱玛的才干颇有争议，很多人反对他的任职。

巴基的诗歌中，最有名的是他在苏莱曼一世撒手人寰后写的悼亡诗，总计一百一十二行，开篇是 ：

苦海无涯有谁知

乐夫天命是正途

于名利莫要贪求

对毁谤置之不理

盛时不重来

容颜将老去

手执陶杯勤思量

化作尘泥还故乡

诗人在开篇就发出了人生如梦的感怀，但在此诗歌的末尾，却出现了对苏莱曼一世的后继者塞利姆二世的颂扬：

我王雄姿英发

宛若旭日朝阳

先皇御座何在

塞利姆

才是奥斯曼帝王

不逊亚历山大

动若下山猛虎

静如雄狮远望

巴基明显希望以诗歌哀悼曾经垂青自己的老苏丹苏莱曼一世，同时，希望得到新苏丹塞利姆二世的庇护。这首诗在当时得到很高评价，但遗憾的是，巴基没有受到塞利姆二世的重用。

失去了后台苏莱曼的巴基，失去了多个职位。不过此后尽管几经沉浮，他还是通过呈递诗作，就任了苏莱曼清真寺下属的麦德莱赛教授、麦加和伊斯坦布尔高级法官，以及军人法官等职位。这些职务都属于高级欧莱玛。晚年，他一心谋取欧莱玛的最高职位谢赫伊斯兰，但目的还没有达到，就于 1600 年在失意中去世了，身后是一笔数目可观的财产。

在诗人尚未职业化的时代，巴基却通过诗歌创作、进献，谋取了很多职位。他的诗作在军人政治家中广泛流传，也因此蜚声文坛。

然而，欧莱玛的高级职位被不钻研宗教经典而只追求诗歌技巧的人获取，其他的欧莱玛不会对此默不作声吧。一段逸闻显示，一位实力派欧莱玛曾经说过 ：“（巴基）这样的人如果担任谢赫伊斯兰，帝国将彻底沦丧。” 巴基虽是作为诗人名传后世，但在他的一生中，诗歌也是职业的敲门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