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镇起义是因为孝文帝汉化？不打仗又不给粮，当然得找个名头造反

编者按：一直以来，网络上有这样一个疑问：中原王朝对于北部边患，为何不能一直保持一支强悍的边防军呢？这个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北魏年间的六镇大起义来说明。

北魏正光五年（524年），沃野镇民匈奴人破六韩拔陵因为“高阙戍主，率下失和”，杀死戍主起兵，自号真王。随后，六镇起义军迅速攻克了沃野镇，并引兵势如破竹了的包围了武川、怀朔二镇。于此同时，高平镇民赫连恩等造反，推敕勒酋长胡琛为王，响应破六韩拔陵。自此，六镇的镇民相继起义，不久后，帝国曾经的北大门悉数被六镇镇民所占有。

一些传统的观点认为，北方六镇戍卒和各族人民起义是因为北魏首都南迁洛阳以后，六镇鲜卑和鲜卑化北镇豪帅和士卒因为孝文帝的大力汉化，文化上寻求不到认同感且地位从亲侍勋贵骤然剧降为破落户，因而在北镇出现了逆汉化的现象。而其实，在六镇起义的过程中，并没有出现反汉化的旗号，至少反汉化不是其主要目的。真正让北方动乱的，是传统上补给模式的破坏，进而导致六镇镇民生活日趋困顿。

早期六镇的供给模式北魏对于六镇的设置时间在史书上并没有明确的记载，但应该是在太武帝拓跋焘时期。服务于对柔然的作战需要，北魏在西起阴山，东至滦河的千里防线上设置了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六镇。六镇的社会结构则是由原本归附于北魏的代人、部落酋长、汉人豪强构成镇将作为统治阶级，匈奴、高车、丁零等后附部落构成镇民作为被统治阶级所组成。在阴山以北安置了大量人口的北魏，对于六镇的供给自然也尤为重要。

太武帝虽然在六镇地区设置了管理机构，但为了方便管理，并没有打散安置部落的基层体制，也并没有改变漠南地区以畜牧为主的主要生产形式，而六镇地区气候恶劣，且处在历史上的寒冷期，常常在六月仍有“陨霜”、“寒雪”的情况。对于畜牧为主的漠南地区而言，这一直是一个严重的威胁。面对这种情况，北魏政府尝试通过在六镇推行“计口授田”来扩大耕种面积，就此改善六镇薄弱的生产情况，但效果却非常一般。直到文成帝拓跋濬太安五年（459年）时，六镇地区的农业基础仍然十分薄弱，在当年年末文成帝的诏书中说：“六镇、云中、高平、二雍、秦州，遍遇灾旱，年谷不收。其遣开仓廪以赈之。”

但好在，六镇的供给多年来还能靠作战所得和朝廷输血。太武帝拓跋焘执政期间，拓跋焘曾多次率军亲征柔然，而每次亲征之后，太武帝都会通过班赐的形式将作战所获得的物资投放给六镇将民。六镇临近柔然，则省去了运输的费用，做地分赃自然是赚的盆满钵满。

在太武朝宠臣崔浩谏阻太武帝攻宋的信里中，崔浩提到：“在朝群臣及西北守将，从陛下征讨,西灭赫连，北破蠕蠕,多获美女珍宝，马畜成群。南镇诸将,闻而生羡,亦欲南抄。”可以见得，早期北魏六镇的供给中，对柔然作战后的战利品分配是极为重要的一个部分，甚至到了让已经在南方发财的诸将看了眼红的程度。

太武帝之后，随着对柔然作战的逐渐减少，北魏对于六镇的供给开始转为输血模式。献文帝时，北魏在南征战果颇丰的情况下实行了租输三等九品制，即通过编户资产的多少分为三品和九等来评定编户应该缴纳多少赋税的制度。作为赋税征收依据，北魏的上三品户输入京师，中三品户输入他州要仓，下三品输入本州。而对于六镇地区来说，三等九品租输制为其提供了一个自京师达于边镇的供给体系，除了本地的赋税收入之外，还有来自于临近六镇州县的补给和京师平城的输血，这在孝文帝迁洛以前，这个体系基本保证了六镇的供给问题。

孝文帝迁洛以后六镇供给的崩溃对于六镇，我们通常有一个错误的认知，即在孝文帝迁都之前北魏六镇处于北魏统治的上层，由勋贵子弟组成，地位崇高。但实际上，六镇即便是作为镇将的统治阶级来说，在北魏的统治序列中只是处于中层，并非北魏统治的核心成员。以婚姻来讲，六镇的领民酋长以及汉族豪强、代地豪帅之间多有通婚的记录，本军镇之间互相笼络屡见不鲜，却很难同北魏的勋贵阶层和汉族高门联姻。从地位上来讲，六镇的将民在孝文帝迁洛并没有经历很大的改变，基本上六镇地区镇将和镇民之间还是保持了原有的统治关系。而迁洛以后原有的三等九品租输制度的崩坏才让六镇起义开始发酵。

在迁洛之前，担心由于迁都导致六镇断粮的孝文帝，多次下诏加大对六镇地区推行“三长制”和搜括隐户的力度，试图推动六镇地区的农业发展。事与愿违的是，因为六镇地区的豪帅垄断了军镇中大小职务并通过联姻、乡里关系等构成了共同的利益关系，三长制这种以“五家为邻，五邻为里，五里为党”分设三长来推行均田，并严重损害豪帅利益的制度在六镇地区实行基础很差。

宣武帝景明四年（505年）时，使持节源怀奉命巡视六镇时发现：“主将参僚，专擅腴美，瘠土荒畴给百姓，因此困弊，日月滋甚。”这种强占耕地、剥削镇民的现象在北魏末年的六镇之中屡屡出现，六镇基层的镇民过得相当潦倒，以致于这几个曾经国家最重要的军镇的军备废弛到了“戎马甲兵，十分阙八”的程度。

虽然说，在北魏末年时六镇地区已经有了一定的农业化，但是因为豪帅的剥削以及气候原因，农业生产十分不牢靠。雪上加霜的是，由于国家首都不再设在临近六镇的平城，加上战略重心的南移，北魏对南朝在东线的淮水、中线的汉水、西线的汉中从孝文帝到宣武帝两朝屡兴大战。这无疑需要囤积大量的粮草，当北魏的财政渐渐困窘，甚至出现赤字之后，原先依靠三等九品租输的输血政策已经难以实行，以往对六镇的的物资输送自然大不如前。从此，六镇镇民生活上也仅仅能够勉强度日，若是出现点天灾人祸的话，就只能饿肚子了。

在北魏朝廷数次派遣官员前往六镇巡视的过程中，不乏有像源怀这样的官员向朝廷申明六镇的隐患，然而因为其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中央迟迟不肯下决心整治六镇豪帅肆意妄为的乱象，更无法恢复从前的输血，这种巡视，似乎也只剩下政治上的宣示意义。当六镇地区逐渐成为北魏藏污纳垢之处后，被剥削过度的六镇镇民举起了反叛的旗帜。虽然六镇之乱最终为北魏平息，但这些镇民的叛乱还是将北魏带向了灭亡。

总之，对于北方边患，历代中原王朝很多都想着设置一支强大的边防军来对应。但这支强大的边防军对于古典的农业帝国来说，就是一头吞金巨兽。早期面对严重边患还可以努力维持，后期随着边患的消失或减弱，朝廷自然就很难继续全力供养。这头巨兽要么因为营养不良而无法面对未来的新兴边患，要么反噬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