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9月18日，一个杀机四伏的夜晚

原创-NO.1191

作者：煦濡 审核：喵大大 编排：汤圆

1898年9月18日，谭嗣同夜访法华寺，会见袁世凯，劝说其举兵诛杀荣禄，围颐和园，对慈禧太后或囚或杀。然而袁世凯两面三刀，一面佯装答允，哄走谭嗣同，一面立即乘车回天津向荣禄告密。荣禄则立即报告慈禧，慈禧遂于9月21日发动戊戌政变。

关于袁世凯的告密与慈禧发动戊戌政变，传统的历史叙述便是如上所讲，这一传统说法流传甚广，也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然而，近数十年间，经过多位学者长时间的考证辩论，历史的真相恐怕没有这么简单。

▲电视剧《走向共和》中的谭嗣同

01 政变发生与袁世凯告密无关

如今史学界的基本观点是，袁世凯的告密并非引发政变的直接原因，换句话说，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时，袁的告密尚未传至耳边。

根据骆宝善先生的考证，袁世凯告密一事发生于9月20日晚。当天，袁世凯在受到光绪皇帝召见后，立即乘火车回天津。

袁世凯抵津具体时间为下午三点左右，加上他到天津后受到当地文武官员的盛大欢迎，因此耽误了不少时间，致使他拜访荣禄时已是日落。碰巧，当时荣禄又在会客，所以直到晚上十点左右袁世凯才离去。

▲瓜尔佳·荣禄

就这件事的严重程度而言，荣禄即便选择马上告知慈禧，也需要深思熟虑、严谨措辞等，况且就当时的交通、通讯条件及制度等客观因素来说，在21日早朝之前将此消息递交至慈禧处，可能性是很小的。

此外，有许多迹象间接表明了政变当时慈禧并不知道谭嗣同夜访之事。9月21日，慈禧以光绪名义发布上谕，“工部候补主事康有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屡经被人参奏。

着革职，并其弟康广仁，均着步军统领衙门，拿交刑部，按律治罪。”如果慈禧在当天知道康党要围颐和园，那么她宣布康有为的罪状就不会只是单单结党营私，莠言乱政了。

何况，对于煽惑袁世凯、谋围颐和园的谭嗣同，当时也并未下令捉拿，而是等到9月24号才又下谕，“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均着先行革职，交步军统领衙门，拿解刑部治罪”。

▲戊戌六君子

袁世凯告密而不提谭嗣同，或者慈禧有意缓捕谭嗣同，都是不大可能的。唯一能解释通的就是，慈禧在发动戊戌政变时或许压根不知道康党有围园捕后这样猖狂的举动。戊戌政变根本是慈禧太后预定的行动，与袁世凯告密并无太大关系。

当然这样的结论也有持异议者，有人认为9月19日袁世凯尚在京城，有充分的时间和条件将这一重大消息泄露给当时政要进而转达至慈禧处。

然而学界现今普遍的观点认为，处于当时这样的非常时期，袁世凯不知道围园捕后这样的举动皇帝究竟是否介入，或者介入到多深的程度，在没有做出准确判断或者局势尚未明朗之前，保持沉默、静观其变是最稳妥的做法。即便告密，袁世凯是荣禄的部属，在回到天津后告知荣禄也是更顺理成章的事。

那么，慈禧是什么时候，从何人处得知这一消息的呢？据袁世凯记载，9月21日晨，袁世凯又向荣禄详细报告了谭嗣同夜访的详细情节。而当天晚上，御史杨崇伊赴天津向荣禄报告慈禧太后重新训政的消息，荣禄特意召来袁世凯。

9月22日，杨崇伊返京，可以断定，杨崇伊回到京城必定报告了袁世凯告密的内容，而慈禧太后得知谭嗣同夜访这一情节应在9月22日下午以后。因而才有了随后捉拿谭嗣同等人的谕令，而在9月28日处斩谭嗣同等人的上谕中，措辞已与21日上谕迥异，指责康有为等“首倡邪说”。“构煽阴谋”，其主要内容为“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持皇太后”，这些其实就是因袁世凯告密而随后增补的罪状。

可以说，慈禧发动政变与袁世凯告密是两条平行的时间线，直到9月21日慈禧发动政变后才得知谭嗣同夜访袁世凯的内容，而袁世凯的告密不过是加速了慈禧与维新党人彻底决裂并将其赶尽杀绝的步伐。

02 光绪召见袁世凯引发政变

虽然袁世凯的告密并非导致戊戌政变的直接原因，但9月16日袁世凯受到光绪帝的召见，却成了政变的重要助推因素。

9月上旬，变法遭遇重重阻力，慈禧与光绪间的关系也迅速恶化，变法的推动已显得极为困难，且风传慈禧将利用到天津阅兵的机会废掉光绪。情形的持续恶化让康有为一党十分焦虑，他们经过商议，决定笼络袁世凯，令其在关键时刻保护光绪帝。

袁世凯早年长驻朝鲜，从事军事、外交、商务等活动，熟悉外洋情形，讲求变法，更参与过强学会的活动。戊戌变法时，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军，小站新军作为北洋三军中最为精锐的一支，对于京畿的安全起到重要作用。因此，袁世凯成为维新党人笼络利用的不二人选。

▲袁世凯在朝鲜与各国驻汉城使馆人员合影（前排右二者为袁世凯）

9月11日，康有为通过礼部侍郎徐致靖向光绪上折，建议召见袁世凯。9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召见袁世凯，并发出一道谕令：“直隶按察使袁世凯办事勤奋，校练认真，着开缺以侍郎候补，责成专办练兵事务，所有应办事宜着随时具奏”，这道谕旨透露出的信息是，袁世凯不仅得到升迁，更重要的是脱离了荣禄的控制而直接对皇帝负责，其“抚慰”的意图十分明显。

▲小站练兵时期的袁世凯

9月17日袁世凯在谢恩召见时，光绪又对他说“人人都说你练的兵办的学堂甚好，以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各办各事，光绪之意显然是让袁世凯摆脱荣禄的控制，进而实现自己对军队的掌控。

袁世凯被光绪召见一事顿时引起各方注意，荣禄对此“颇觉骇异”，立即调动军队，以防他变。慈禧对此事更是极为警惕。

对于北洋军和京畿防务，慈禧一向非常重视，即便归政仍留心控制，特别是戊戌变法展开之后，立即任命荣禄接替王文韶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统领北洋三军，随后又任命崇礼为步军统领，怀塔布掌管圆明园八旗、包衣三旗及鸟枪营，刚毅掌管健锐营，这些人都是顽固派，可见当时深谋老练的慈禧已经为防备将来做了一番部属。

此时，维新党人一面请设懋勤殿，一面请召袁世凯，目的昭然若揭，无非是既要掌握变法大权，又要控制军队，这是慈禧断不能忍受的，因而，此时慈禧心中已埋下对光绪猜疑和防备的种子。

召见袁世凯之举，即便是维新派内部，也多有人认为此举不妥，如维新人士王照就认为，“迨至召袁之诏下，霹雳一声，明是掩耳盗铃，败局已定矣”。

至此，袁世凯在戊戌政变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已渐渐明晰。袁世凯自身或许无意卷入慈禧与光绪之间的权力斗争中，但由光绪召见自己所引发出慈禧的猜忌与反扑，以及谭嗣同夜访所导致的自己不得不选边站队，进而告密自保，都是助推政变发生、发展的重要因素。

03 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天

以后世人的眼光重新审视这段历史时，我们会发现，就在9月18日，慈禧、光绪帝、康党、袁世凯等几股在之前平头进行的多方势力竟在这一天不期而遇并相交相错，最终共同影响着后续历史的推进。

9月14日，光绪就设立懋勤殿一事向慈禧当面请示，期间二人在发生激烈争执，慈禧更是毫不客气地批评光绪：“小子为左右荧惑，使祖宗之法自汝坏之，如祖宗何！”

面对慈禧的激烈反对态度，结合变法遇到的越来越强的阻力，光绪百感交集，既委屈惶恐，又心急焦虑，随即于9月15日召见杨锐，并向其下达一封密诏，忧虑“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令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军机四章京速筹“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渐变，而又不致有拂圣意”。

9月17日，光绪又召见林旭，这次召见缺乏史料记载，但之后清廷极端反常的明降谕旨，责成康有为迅速出京前往上海督办官报，不得迁延观望。

▲话剧《北京法源寺》中的光绪形象

9月18日，林旭拜访康有为，将光绪密诏和召见情况传达至康有为处，并口述了光绪的口谕：“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将来更效驰驱，朕有厚望焉”。

光绪此举也许是在纷乱局势中想要保护康有为，以便日后再为启用。然而，康有为一党却展开了过分丰富的联想，认为这一不同寻常的举动透露出一个危险信息，即光绪此时已被慈禧等守旧势力彻底控制，变法已完全失败，甚至皇帝的性命已受到了威胁。

康有为等党人随即赋予自身超高的责任感、正义感、使命感，并提出了一个超出自身能力范围、不切实际的解决方案——通过武力直接解决。

9月18日，是光绪密令传达康有为的时间，亦是康有为一党做出错误反应的日子。

再来看袁世凯，自袁世凯9月16日被光绪召见后，引发各方高度关注，袁世凯顿时成为政治局势发展的焦点，袁并未因擢升而喜悦，相反，他感到极为不安与惶恐。

受到召见之后，袁世凯利用在京时间，尽可能多地去拜谒达官贵人，并多次声称自己无功受赏，惭悚万状，一方面联络感情，以防后患，一方面也是证明自己在京城没有进行别的活动，求得他们的谅解和信任，以免不测之祸。

▲1898年袁世凯肖像（荷兰画家胡博·华士绘）

怎料树欲静而风不止，处于权力斗争的漩涡之中，袁世凯已在各方争夺中失去主动选择权。9月18日白天，袁世凯拜谒了李鸿章和庆亲王奕劻，孰料晚上就受到谭嗣同的秘访，共谋诛杀荣禄、兵围颐和园之事。

谭嗣同走后，袁世凯心神无法安定，他苦思冥想，如痴如病。9月20日，袁世凯按原计划赴宫中请训，趁机递上奏折，“至新进诸臣，固不乏明达猛勇之士，但阅历太浅，办事不能缜密，倘有疏误，累及皇上，关系极重……臣受恩深重，不敢不冒死直陈”。

袁世凯字里行间已经很明显地向光绪进行暗示，提醒皇上要慎重用人，以防酿成大变。随后的事情便如前文所述，袁世凯回到天津后即将此事告与荣禄。就此看来，9月18日是促成袁世凯立场发生重大转变的一天。

9月18日，对于慈禧来说也是做出重大决定的一天。当天，御史杨崇伊向慈禧呈上奏折，恳请慈禧“即日训政”，杨崇伊的这一奏折是构成慈禧发动政变的重要一环。

在奏折中，杨崇伊指责康有为“两月以来变更成法，斥逐老成，借口言路之开，以位置党羽”，此外，杨崇伊还指出了极为重要的一点，“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即日到京，将专政柄”。

对于慈禧来说，相比于变法内容，她更关注的是光绪权力的范围、用人是否合适以及人事的变动等。然而，此时她已知光绪将于9月20日接见伊藤博文，鉴于皇帝之前一旨罢黜礼部六堂官等激进举动，以及召见袁世凯这样令人猜疑的行为，慈禧对于光绪是否会再次做出出格举动——聘请伊藤为顾问官实在没有把握，倘若真是如此，则祖宗所传天下，不啻拱手让人。因此，唯有亲自回宫坐镇，监督光绪方能放心。

在收到杨崇伊的奏折后，慈禧随即做出了离开颐和园回宫的重大决定。可以断定，慈禧听取杨崇伊之言，决定回宫，也便是认定宣布训政的时机已经成熟。9月20日光绪在慈禧的监督下接见完伊藤博文，9月21日随即政变发生，应当是18日慈禧在做出回宫决定时就已经一步步预谋好的。

9月18日的夜晚，实在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不同寻常的夜晚。据学者茅海建利用档案材料精确考证，慈禧太后做出离开颐和园回宫的决定是在戌时（晚上八点半至九点钟之间），同样是这天夜晚，维新党人做出了派谭嗣同夜访袁世凯，图谋围园捕后的惊人之举。

这个夜晚是慈禧重大决策之夜，是康有为一党孤注一掷、九死一生之夜，也是袁世凯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的一夜，不过对于光绪皇帝而言，却或许是政变前最为平静的一晚，因为他对于当晚三方所做决定均不知情。9月18日之后，各方势力从之前的平行线迅速汇合、交错、缠绕，也共同推动着历史走向它的归宿点——戊戌政变。

不过，谁都没有想到，戊戌变法中却产生一个最具杀伤力的遗产——袁世凯。因为告密，袁世凯深得慈禧的信任，变法之前，袁世凯任正三品直隶按察使；变法末期，被提拔为正二品侍郎候补。一年过后，升任山东巡抚，成为封疆大吏。

正如历史学者羽戈所言，袁世凯“固然背上了告密的罪名，被康有为一派痛斥为慈禧的忠犬，然而在十余年后，恰是这条爱新觉罗家的走狗，把爱新觉罗家的政权送进了坟墓。”

参考资料：

袁世凯：《戊戌纪略》

康有为：《戊戌政变记》

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

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

马忠文：《荣禄与晚清政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