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色丝绸：是否是压垮拜占庭帝国的“最后稻草”？

公元6世纪的拜占庭帝国不仅大费周折的开辟新丝路，而且在国内动用国家力量对丝绸业实行垄断经营，那么这是否也说明丝绸业在拜占庭的社会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呢？它是否又是拜占庭经济衰退的一个重要原因？它对拜占庭社会的影响又是如何集中体现的呢？

一、丝绸业在公元6世纪拜占庭社会经济中所处的地位

拜占庭作为中央集权的专制帝国，其主要经济成分是农业，大部分人口在农村，帝国收入的95%来自于土地的税收，农业是帝国、教会和个人财富的基础。

拜占庭社会中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是自耕小农，他们生活水平很低，4年或5年的报酬仅为一两个索里达，而当时一件丝绸成衣的最低价格是7.5索里达，因此，拜占庭的小农阶层不是丝绸贸易的对象和丝绸消费群体。

同时从事丝绸业的工匠也较为贫困，他们平时所穿的衣服主要是由亚麻、羊毛织成的，丝绸的消费对象主要是皇室、教会、军队、贵族、富商和各行省有财有势的地主。鉴于此，拜占庭的丝绸贸易主要集中在极少数的像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安条克等统治阶层集中居住的大城市。

除了上述三座大城市外，在帝国东部还有30多座拥有市民1万人到7万5千人之多的中型城市，这些城市的收入几乎全部是来自农村，他们的主要的经济职能是把从农业中获得的利益转化成金钱，供给国家和富人来消费。其他大多是城镇，平均人口大约是在1000人左右，这些城镇主要被当作税收征集的中心，军事堡垒和当地农产品交换的市场。

由于拜占庭帝国对丝绸业的严格控制，这些城市基本上无法发展丝绸业。富裕市民和教俗上层人士如果要获得丝绸，要到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安条克等城市购买。

拜占庭处于地中海商业贸易的中心，其远程和近程贸易活动一直比较活跃，其中包括各行省向中央的贡赋贸易，除满足权贵对奢侈品的需求外，当然还包括维持城市市民日常生活所需的商品。其中远程长途贸易的意义较为重大，因为远程贸易不仅是满足少数中心城市的需要，而且也实现了不同地域之间特色商品的互换，如拜占庭帝国腹地的希腊商人不仅向北非销售葡萄酒、橄榄油和陶器等，同时又将埃及尼罗河流域的粮食和纸草等产品大量地运回到君士坦丁堡和帝国各处进行销售。

以丝绸为代表的手工业成品贸易则为拜占庭帝国换回了铁器、谷物、羊毛等原材料。虽然拜占庭帝国能够控制国内的丝绸业，但对跨国界、种类繁多的商品贸易，则主要采取委托私人经营的方式，帝国通过对进出口产品征收12.5%的重税来获利。即便如此，仍有很多人乐于从事长途的转运贸易。例如，当普罗柯比被贝利撒留派往西西里从事情报侦察活动时，遇到了一些少年时代的朋友，他们都在西那库斯经商；又如有的叙利亚和犹太的商人就在西欧经营丝绸等东方商品；甚至印度的贸易中心—古托尔城的商人也曾经在公元585年来到叙利亚，受到当地居民夹道欢迎。其中犹太的商人较有组织性，他们分为陆地商人和海路贸易商人两类。前者包括许多在乡村集市里穿梭的小贩，后者中的大部分人拥有数目不等的商船，具有相当强的经济实力。

由于帝国政府只允许少量的私人船只出海，所以商人出海时往往打着特权贵族的旗帜。大部分贸易商在运输自己的货物时，通常也搭载有其它货物的商人，他们在大的商业集市上通过买卖货物而获利。

从事奢侈品转运贸易的商人虽然要向拜占庭帝国支付高昂的税率，但通过向地中海、西欧出售以丝绸为代表的奢侈品，仍能获得高额利润，如一个在西班牙进行丝绸等奢侈品贸易的亚历山大商人，给他的两个儿子留下了5千索里达现金，还有许多衣物、奴隶以及三艘满载着商品的商船。

那么，丝绸业是否消耗了拜占庭帝国的主要财富，成为拜占庭社会经济的衰退主要原因呢？

第一、从此时拜占庭帝国的农业看，由于拜占庭帝国长期处于多面作战的形势下，为了支付对波斯、蛮族高额的贡赋，拜占庭帝国就不断加重土地税的税率，而蛮族的持续入侵又使拜占庭北部地区的农民无法进行正常的生产，同时租赁土地也使地主和农民无法获得利益，而且可能会遭致赔本，因此，在公元6世纪曾经被耕种的大量土地被抛荒。

拜占庭在从印度进口丝绸等奢侈品的同时，也将瘟疫传播到拜占庭帝国，并于公元541年首次爆发，至公元610年前共爆发6次，每次都使人口锐减。人口锐减和土地抛荒直接导致农业的迅速衰败。

第二、除了查士丁尼不断发动的军事征伐消耗了拜占庭大量财富外，查士丁尼及拜占庭社会性的铺张浪费，也占去了拜占庭的大部分财政收入。

如在公元532年拜占庭为与波斯签订持久和平条约花费了792000诺米斯玛，而查士丁尼在同年开始兴建的圣索非亚教堂上就花费了300000诺米斯玛，整个建筑完工后花费达到2000000诺米斯玛。

随之而来的是己经拥有住房和教堂的人们需要建造更好更大的房子和教堂，新建筑在君士坦丁堡很流行，这种潮流也出现在埃及和安纳托利亚地区。

此时的拜占庭帝国又继承了罗马帝国时代的大量奢侈行为，国家仍然向8万君士坦丁堡市民免费提供面包，像亚历山大、安条克等少数行省大城市同样如此。拜占庭帝国元老院的元老们，虽然数量较少，但他们都是最富有的人，吸食着大部分的国家收入，元老们还间接雇佣着大量的艺术家，而拜占庭皇帝却很少去通过特别的税收来削减他们的财富。

在首脑政治下的各个城市，又有着数量众多、靠租金生活的食利阶层。同时教会和僧侣又远比为帝国服务的行政宫员和市政工作人员的数量要多很多，而且他们的平均报酬又都在较高水平之上，这些才是使拜占庭帝国的财政入不敷出，社会经济衰变的主要原因。

二、紫色丝绸与拜占庭帝国丝绸业的政治影响

由于丝绸自身有着国家和统治阶层专用奢侈品的特殊性，因此它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公元6世纪拜占庭的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

紫色丝绸就是拜占庭帝国的丝绸业垄断体制和其社会等级制度相互结合的产物。紫色丝绸所用的紫色染料既可以由靛蓝和茜草染料的混合物调成，3又可以用Murex(一种在东地中海地区发现的贝壳类)的制品制成，然而靠搜集大量贝壳制成紫色染料的花费是相当昂贵的，因此紫色在地中海世界就成为最知名的染色，并成为高贵阶层的标志。

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帝国政府对紫色的垄断，经历了一个逐渐强化的过程。在希腊的城邦时代至罗马共和国时期，并没有规定紫色由某一阶层专用。早期罗马帝国时代的市民仍然可以随意穿着紫色衣服，对紫色丝绸穿着的限制仅是针对野蛮人。

公元4世纪后期拜占庭帝国开始禁止私人丝织业使用高品质的紫色染料，拜占庭平民开始不能随意穿着紫色丝绸。塞奥多西一世(383一395)时只有紫色短斗篷、短外套(古希腊男子所穿的)是皇室专用的，随着丝织业的发展和紫色染料设计样式的改变，塞奥多西二世(408一450)，进一步强化了对紫色丝绸及其制品的管制。

在拜占庭政府垄断下，帝国工厂把染成紫色的丝绸织品镶上金边，这使丝织品更加绚丽夺目，成为皇室的专供产品。塞奥多西二世还颁布数项禁令，禁止私人丝织业制造帝国官服及类似于官服的服装，特别是染制紫色的长袍，及任何用其他染料模仿紫色染成的丝织品。

更为重要的是，从公元5世纪初开始，拜占庭法庭有一系列鉴别丝绸的法规，这个法规覆盖了皇室、贵族阶层和教士阶层，城市和军队的官员，以及在城市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富人及平民，例如只有皇帝才能穿着紫色短筒靴，违反这个规定将以叛国罪处死。

与君权的强化同步，查士丁尼颁布了服装条例，并制定了相应的法律细则，它比塞奥多西二世424年的救令更为严格，彻底剥夺了富有商人、地主等有产阶级穿着紫色丝绸的权力，它使高贵的紫色成为皇室独享的特供产品。这个条例打破了共和国公民平等的传统，体现了拜占庭君主专制的强化和社会等级的森严。

查士丁尼利用价格手段把私人丝织业赶出市场，实现了帝国对丝绸制造(包括紫色丝绸在内)的垄断后，紫色的染料房和丝绸工厂成为政府的协作工厂。即使是富有的拜占庭市民在黑市上也买不到紫色丝绸。在拜占庭帝国财政大臣的管理下，精美的丝织品、紫色的丝绸和镶着金边的丝绸，成为拜占庭帝国军事力量衰弱时期应付蛮族侵略，获取教会支持的主要特殊商品。

小结：

在公元5一6世纪以农业为基础的拜占庭经济结构中，丝绸业并不占重要地位。丝绸贸易在拜占庭帝国严格的管制下，虽然在拜占庭帝国控制的广大区域内存在，但是它仅是拜占庭帝国国内商品贸易中的一项而已。丝绸业虽然消耗了拜占庭帝国的黄金，但是它远无法与人口锐减和土地收益下降导致的农业衰退、战争赔款、社会性庞大的财政开支对拜占庭经济构成的伤害相比，因此也就不能成为公元6世纪拜占庭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

由于丝绸业并没有对拜占庭帝国的社会经济造成全局性的影响，因此这也成为拜占庭帝国虽然居于丝路的终端，但能够长期进行亚欧大陆丝绸贸易承受高丝价的重要原因。由于丝绸奢侈品的特殊性，在拜占庭帝国建立丝绸业垄断体制后迅速和其社会等级制度相互结合，成为君权和社会等级的标志，而紫色丝绸就是其代表。这正是丝绸业虽然在拜占庭帝国的经济结构中不占主要地位，但是拜占庭帝国一直重视丝绸业从事丝绸贸易的一个政治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