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2红卫兵指着父亲问：“你是谁？”父亲很生气：“你要问我是谁，你可以去问毛主席。”

红卫兵指着父亲问：“你是谁？”父亲很生气：“你要问我是谁，你可以去问毛主席。”

在反右斗争中，父亲对运动不理解，表示了不同的看法，对党与非党的问题曾作长篇直言。同时他对民革中央的反右颇有看法，态度消极。父亲的言行招致一些人的不满，一夜间民革大院贴满了邵力子和父亲的大字报。毛泽东、周伯伯知道后，保护了父亲，毛泽东批评某些人“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

1966年初夏，我国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全国乱翻了天。学生不上课了，铁路车厢由学生乘了到处大串联……

毛泽东在天安门多次接见红卫兵，父亲每次都看电视。天安门广场上“伟大”、“万岁”的标语到处都是，字写得特别大，非常显眼。父亲看了一个劲地摇头，但不说话。机要秘书余湛邦一直陪伴在侧，他说，父亲的意思就是：“我们不是向来反对个人崇拜的吗？”

在北戴河，中央统战部派人邀集一批民主人士，传达中央文件，特别强调了“文革”是毛泽东发起和领导的，红卫兵是毛泽东派来的，要正确对待。

我家那时就住在父母家的隔壁，仅一墙之隔。

每年6月至7月，我父母都会到北戴河避暑，我因在学校教书有暑假，几乎每年都随去两周或三周。但那年我尚未动身，红卫兵来抄家了。第一批是以十一学校为代表，共几十人，一天晚上按我家的门铃，声称是来破“四旧”的。我家是一座旧楼房，大儿子正好在家，立即开了门，他们一哄而入，楼上楼下乱窜。说实在的，那时我家仅有几张沙发、桌椅，衣柜里一些衣物、首饰，他们翻箱倒柜，然后又塞回去搬到一楼堆在一起。我让他们贴上封条，内有我的英文打字机及飞利浦牌收音机一台。

过了几天，另外一批红卫兵又来了，坚决要把上批红卫兵封存的东西拿走。有一位老工人为他们推车，心中很不耐烦，直摇头。我很天真地恳求他们无论如何不要拿走我的教学用具——打字机，及每天要听新闻的收音机。他们凶凶地对我说：“谁还要你教书呀！”当晚打电话给在北戴河的父母亲，父亲决定次日返京。

第二天，父亲刚到家站在院子的台阶上，红卫兵就进大门了。

红卫兵指着父亲问：“你是谁？”

父亲很生气：“你要问我是谁，你可以去问毛主席。”

红卫兵砸了只花瓶，拿走了父亲的佩剑，还责问为什么不挂毛主席像和语录，出门时把一把切西瓜的小刀也视为武器掳走，扬长而去。红卫兵走后，父亲对家人和余秘书说：“今后若干年，这将是一个大笑话。”

为了不惹麻烦，父亲让人买回毛主席像和语录。余秘书无意中在父亲座椅对面挂了一幅“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的语录。父亲看了很不高兴，问余秘书语出何处。余秘书说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话。

父亲问他：“你认为怎么样？”

余秘书回答了考察报告的时间、地点和对象。

父亲听了，一言不发。

在我们一家最艰难的时候，周伯伯出面保护了父亲。听说周伯伯还多次在红卫兵集会上宣传父亲的功绩，他说“张治中是我们党的好朋友，他曾经三到延安。重庆谈判期间亲自接送毛主席，为保证毛主席的安全作出了贡献”。后来，周伯伯把父亲送到解放军总医院，改名叫林友文，不让我们家属去，也不让通电话。借此机会，同时保护了不少国民党高级将领。

一次，红卫兵们听说我的先生周嘉彬有一辆摩托车，平时骑它上班。其实，嘉彬早已将摩托车送给他的单位——水利部了，可是红卫兵这次要在我家找。那么大一辆车，何处能藏？他们来的时候，我和嘉彬正在家中吃饭，红卫兵手拿皮鞭抽打着饭桌，威逼我们，让我从地下室和上层中间一小块空档爬进去，哪有？这不是没有常识吗？都是高中学生了！我当时只得服从，不然要挨一鞭子的。过了几天麻烦又来了。一伙红卫兵要住我家楼下，我们不得不应允。以后的日子就更难过了，人声嘈杂，外面找人敲门他们听不见，我们必须下楼为之开门。烟味上升令我不能忍受……一位老友夫妇见此情况甚感不安。他家有一处房子可住。承他们盛情我们一家移居水碓子。我们安稳地住了一些日子。

红卫兵来抄了多次家，《纪念父亲张治中将军》中的近400幅珍贵历史照片就是我在红卫兵走后从地上含泪一张张地捡起来的。

忽然有一天我和嘉彬外出回家时，邻居对我说：“你家来客了。”

我见单元门口有一辆大吉普车。上到三楼家门紧闭，敲门保姆才开，原来水利部来人抄查文件。又过了几天水利部来人把嘉彬带到部里，说是隔离审查。这一段时期他不时写信要我送上零用钱、换洗衣服、肥皂、牙膏。那个年代我的小弟一纯也在水利部工作。有一个大雪天部门前有许多人在卸煤，其中就有他姐夫。后来我才得知嘉彬打着赤膊仅穿一件棉纱背心，从车上把煤卸下，身上汗流浃背。

嘉彬从1968年起被隔离审查了将近一年，当时“四人帮”的帮凶逼迫他承认是潜伏在北京19年的国民党特务。

在一次最凶暴的逼供中，嘉彬被殴打了，他恼火地说：“我是黄埔军人，不是什么潜伏特务！头可断，人格不可侮辱！”

在这期间，对右派的批判、对历史事件的紧张回忆、对工作组提出的各种问题不断地进行着交代等，嘉彬备受煎熬。在“文革”期间，嘉彬写下了4万个学习笔记、10万字的自述材料。

1969年，父亲病危，母亲就和国务院有关方面说了话：“我的长子远在台湾，长婿如长子，能否请放周嘉彬回家看看他的岳父？如仍有问题，再叫他回去，可以吗？”嘉彬终于回家了。

那时我的学校对外贸易学院也为我设了一个专案组，好像是由青年教师组成的。记得那时学校进驻军宣队和工宣队。一段时期的晚上我必须去学校接受众人的审讯，一一回答。因1940年至1946年周嘉彬在西安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任副主任，我一直在家赋闲，后来成立外语班请我去教英语。回忆被审问时我像在演戏似的，自己常常被他们逗得大笑起来。比如：“你穿国民党军装吗？”“每月拿多少工资？”我答那时我是家庭妇女当太太，怎么会穿军装呢？那不是太难看吗？至于工资，我是尽义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