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2红卫兵指着父亲问:“你是谁?”父亲很生气:“你要问我是谁,你可以去问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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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2红卫兵指着父亲问:“你是谁?”父亲很生气:“你要问我是谁,你可以去问毛主席。”

2020年02月05日 08:00:00
来源:周海滨

红卫兵指着父亲问:“你是谁?”父亲很生气:“你要问我是谁,你可以去问毛主席。”

在反右斗争中,父亲对运动不理解,表示了不同的看法,对党与非党的问题曾作长篇直言。同时他对民革中央的反右颇有看法,态度消极。父亲的言行招致一些人的不满,一夜间民革大院贴满了邵力子和父亲的大字报。毛泽东、周伯伯知道后,保护了父亲,毛泽东批评某些人“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

1966年初夏,我国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全国乱翻了天。学生不上课了,铁路车厢由学生乘了到处大串联……

毛泽东在天安门多次接见红卫兵,父亲每次都看电视。天安门广场上“伟大”、“万岁”的标语到处都是,字写得特别大,非常显眼。父亲看了一个劲地摇头,但不说话。机要秘书余湛邦一直陪伴在侧,他说,父亲的意思就是:“我们不是向来反对个人崇拜的吗?”

在北戴河,中央统战部派人邀集一批民主人士,传达中央文件,特别强调了“文革”是毛泽东发起和领导的,红卫兵是毛泽东派来的,要正确对待。

我家那时就住在父母家的隔壁,仅一墙之隔。

每年6月至7月,我父母都会到北戴河避暑,我因在学校教书有暑假,几乎每年都随去两周或三周。但那年我尚未动身,红卫兵来抄家了。第一批是以十一学校为代表,共几十人,一天晚上按我家的门铃,声称是来破“四旧”的。我家是一座旧楼房,大儿子正好在家,立即开了门,他们一哄而入,楼上楼下乱窜。说实在的,那时我家仅有几张沙发、桌椅,衣柜里一些衣物、首饰,他们翻箱倒柜,然后又塞回去搬到一楼堆在一起。我让他们贴上封条,内有我的英文打字机及飞利浦牌收音机一台。

过了几天,另外一批红卫兵又来了,坚决要把上批红卫兵封存的东西拿走。有一位老工人为他们推车,心中很不耐烦,直摇头。我很天真地恳求他们无论如何不要拿走我的教学用具——打字机,及每天要听新闻的收音机。他们凶凶地对我说:“谁还要你教书呀!”当晚打电话给在北戴河的父母亲,父亲决定次日返京。

第二天,父亲刚到家站在院子的台阶上,红卫兵就进大门了。

红卫兵指着父亲问:“你是谁?”

父亲很生气:“你要问我是谁,你可以去问毛主席。”

红卫兵砸了只花瓶,拿走了父亲的佩剑,还责问为什么不挂毛主席像和语录,出门时把一把切西瓜的小刀也视为武器掳走,扬长而去。红卫兵走后,父亲对家人和余秘书说:“今后若干年,这将是一个大笑话。”

为了不惹麻烦,父亲让人买回毛主席像和语录。余秘书无意中在父亲座椅对面挂了一幅“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的语录。父亲看了很不高兴,问余秘书语出何处。余秘书说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话。

父亲问他:“你认为怎么样?”

余秘书回答了考察报告的时间、地点和对象。

父亲听了,一言不发。

在我们一家最艰难的时候,周伯伯出面保护了父亲。听说周伯伯还多次在红卫兵集会上宣传父亲的功绩,他说“张治中是我们党的好朋友,他曾经三到延安。重庆谈判期间亲自接送毛主席,为保证毛主席的安全作出了贡献”。后来,周伯伯把父亲送到解放军总医院,改名叫林友文,不让我们家属去,也不让通电话。借此机会,同时保护了不少国民党高级将领。

一次,红卫兵们听说我的先生周嘉彬有一辆摩托车,平时骑它上班。其实,嘉彬早已将摩托车送给他的单位——水利部了,可是红卫兵这次要在我家找。那么大一辆车,何处能藏?他们来的时候,我和嘉彬正在家中吃饭,红卫兵手拿皮鞭抽打着饭桌,威逼我们,让我从地下室和上层中间一小块空档爬进去,哪有?这不是没有常识吗?都是高中学生了!我当时只得服从,不然要挨一鞭子的。过了几天麻烦又来了。一伙红卫兵要住我家楼下,我们不得不应允。以后的日子就更难过了,人声嘈杂,外面找人敲门他们听不见,我们必须下楼为之开门。烟味上升令我不能忍受……一位老友夫妇见此情况甚感不安。他家有一处房子可住。承他们盛情我们一家移居水碓子。我们安稳地住了一些日子。

红卫兵来抄了多次家,《纪念父亲张治中将军》中的近400幅珍贵历史照片就是我在红卫兵走后从地上含泪一张张地捡起来的。

忽然有一天我和嘉彬外出回家时,邻居对我说:“你家来客了。”

我见单元门口有一辆大吉普车。上到三楼家门紧闭,敲门保姆才开,原来水利部来人抄查文件。又过了几天水利部来人把嘉彬带到部里,说是隔离审查。这一段时期他不时写信要我送上零用钱、换洗衣服、肥皂、牙膏。那个年代我的小弟一纯也在水利部工作。有一个大雪天部门前有许多人在卸煤,其中就有他姐夫。后来我才得知嘉彬打着赤膊仅穿一件棉纱背心,从车上把煤卸下,身上汗流浃背。

嘉彬从1968年起被隔离审查了将近一年,当时“四人帮”的帮凶逼迫他承认是潜伏在北京19年的国民党特务。

在一次最凶暴的逼供中,嘉彬被殴打了,他恼火地说:“我是黄埔军人,不是什么潜伏特务!头可断,人格不可侮辱!”

在这期间,对右派的批判、对历史事件的紧张回忆、对工作组提出的各种问题不断地进行着交代等,嘉彬备受煎熬。在“文革”期间,嘉彬写下了4万个学习笔记、10万字的自述材料。

1969年,父亲病危,母亲就和国务院有关方面说了话:“我的长子远在台湾,长婿如长子,能否请放周嘉彬回家看看他的岳父?如仍有问题,再叫他回去,可以吗?”嘉彬终于回家了。

那时我的学校对外贸易学院也为我设了一个专案组,好像是由青年教师组成的。记得那时学校进驻军宣队和工宣队。一段时期的晚上我必须去学校接受众人的审讯,一一回答。因1940年至1946年周嘉彬在西安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任副主任,我一直在家赋闲,后来成立外语班请我去教英语。回忆被审问时我像在演戏似的,自己常常被他们逗得大笑起来。比如:“你穿国民党军装吗?”“每月拿多少工资?”我答那时我是家庭妇女当太太,怎么会穿军装呢?那不是太难看吗?至于工资,我是尽义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