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8地下党秘密转移张治中家属到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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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地下党秘密转移张治中家属到北平

一纯回忆说:“我们全家这次安全转移,是在周伯伯的亲自指挥下进行的。”

4月19日,素久正在南京明德女中上课,突然家里来人把她接了回家,原来是蒋经国通知母亲立刻乘坐他的飞机去上海,因为和谈破裂,南京即将失守,在北平的和谈代表会直接飞往上海。她曾回忆说:“我记得那架飞机上的人特别多,在飞机上我头晕恶心,难受得很。”由于上飞机很匆忙,没通知钱妩来接机,而是蒋纬国夫人石静宜来接机,蒋纬国就让接他的小轿车把母亲等人送到钱妩家。

上海虽尚未解放,但是一些重要部门已在中共地下组织控制中,对于一切情况,了如指掌。他们对母亲等人的行程,十分关注,并将情况随时通报当时接待南京代表团的北平军管会交际处处长王拓。王拓即随时电话告诉张立钧,张立钧以代表团随员的名义,将获悉的情况随时告诉父亲。在母亲来上海之前,4月17日,一纯在兵荒马乱中,也随国民党要员黄少谷、万耀煌、马鸿逵等乘专列从南京到了上海。在一纯抵沪之前,就接到了有人给他的电话通知,告诉他别随便走开。随后,四叔张文心的夫人郑淑华也带着子女分批来到了上海。

在上海,家人聚集。母亲和婶婶郑淑华、四叔张文心及其儿子张一伟、女儿张素德、二弟一纯、五妹素久等住在大弟张一真家中,一真和妩妹当时在家。23日午夜,上海共产党地下党组织已经派人来到住所,同一纯谈了一切细节,乘坐24日飞往北平接代表团的飞机。从父亲的老朋友中央航空公司营业部主任邓士章处,母亲得知此次行动是周伯伯特意安排的,便毫不犹豫地答应去北平。

4月24日清晨,母亲等人像打仗一样,三下两下收拾些东西,迅速装上行李,妩妹开车送他们直奔机场。妩妹后来说,当时时间很紧张,连玻璃丝袜都来不及穿。

送我们去机场一记得候机室里的人很多,到机场后,母亲等人聚在一起非常得显眼,邓士章夫人说:“你们几个人在一起目标太大,先分散到各个角落,等飞机快起飞时,你们再一起上飞机。”并告诫说,“遇到熟人要少说话。别人问你们到哪儿,就说到兰州或者说接兰州来的客人。”因为父亲在兰州任职多年。

在飞机场,母亲遇到了一个熟人——交通部长俞飞鹏。

俞飞鹏问母亲:“张夫人,你们上哪去?”

母亲很利落地回答:“我们去兰州。”而在一旁的妹妹素久还纳闷:我们不是去北平吗?妈妈怎么说去兰州呢?

俞飞鹏反问:“今天没有去兰州的飞机了,已经派飞机去北平接和平代表团了,张长官就要回来了,你们回去等吧。”

母亲装着很惊诧的样子,“哦”了一声,随后道谢告别。此时,负责接应的人不知不觉地又来到了他们身边,领着他们转了很多弯,最后绕到停机坪上,一架飞机停在那里,正是准备接和平代表团的飞机。母亲等人上去后,飞机立即起飞了,整个飞机上只有我们一家人。飞机在青岛机场降落加油后继续起飞,当日午后抵达北平西苑机场。

其实,邓士章怕被特务发现,早安排其他几个地下党员把机场的特务人员都请出去吃饭了,将他们灌得烂醉,待他们酒醒时,飞机已经飞走了。当上海警察局长、京沪杭警备司令部二处处长毛森的得知后,他向汤恩伯报告:“接代表团的飞机走了,张治中一家也跟着去了。汤司令,赶快派飞机去追吧!”

汤恩伯没有下令去追,当时是有条件派战斗机去拦截的,因为在青岛等地还有国民党的飞机场。汤恩伯之所以不愿意这么做,可能因为他与我们家的良好关系。他早年与我叔叔张文心同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两人有较深的交往。父亲对汤恩伯也有所提携。汤恩伯尊称母亲为师母。据说,接代表团的专机飞过青岛后,汤恩伯得知母亲去了北平,将邓士章等中航负责人全部拘留起来。在显要人士的疏通下,罚款保释,不了了之。

当素德回忆“上海脱险”时,与上文叙述有细节差别:

当伯父在北平和谈时,家里人心都是悬着的,密切注意有关消息,牵挂着伯父的和谈进程。当时伯父家和我们家都住在南京沈举人巷(1号和4号)。父亲8岁父母双亡,跟着其长兄嫂张治中、洪希厚长大,我哥哥自小在伯父家生活学习,伯父对我们十分关爱,像自家人一样。当外界日益兵荒马乱时,父亲好友、南京地下党沈世猷对我们说:“建议张家做去上海的准备。”于是,母亲就先把我送到上海“打前站”。

4月19日蒋纬国通知伯母洪希厚立刻乘他的飞机去上海,说:因和谈失败,南京即将失守,在北平的和谈代表直接飞上海。于是伯母把正在明德女中上课的小女儿接回家,匆忙地乘上了这架人挺多的飞机去了上海。蒋纬国夫人石静宜来接机,蒋纬国就让他的司机把伯母送到大嫂家,我的二哥及母亲郑淑华及兄妹也分批到沪。

4月22日晚,天已黑了,我们全家接到通知到大嫂处集合,有重要事情告知,行动要保密。原来是中共地下组织派人秘密来到我家,面谈明晨我们乘接和平代表团的飞机去北平的安排。妈妈回来后一再叮嘱,到机场后紧跟着大人走,别人问起就说到兰州,千万别说去北平。

第二天清晨4点,我们摸黑起来,像打仗似的悄悄地来到大嫂家,大嫂立即开车送我们到机场。遇见一些权贵夫人,大嫂就说:“去兰州,去兰州”,然后赶快离去。

后来遇见当时的交通部长,他问大嫂要去哪里,大嫂说去兰州;他说:“今天没有去兰州的飞机,已经派飞机去北平接和平代表团,张长官就要回来了,你们回去等吧。”大嫂噢了一声,说声谢谢就挥手告别。

此时为我们带路的人不知不觉又来到我们身边,为避开视线,领着我们绕了很多弯,最后绕到机场航道另侧,那里正停着飞往北平的专机。我们一行人迅速登机之后,飞机立刻起飞,飞机上只有我们一家人。中午,飞机平安抵达北平西苑机场。当大伯被周恩来通知一道到机场接人时,还莫明其妙,待看到我们一家人从机上走下来时,真是意外高兴。

据说,我们所乘接代表团的飞机起飞后,有人向当时的京沪警备司令汤恩伯报告,汤说:“不会吧,去查查。”后知确有其事,即派机拦截。危险的是此机已追到青岛但停在另一机场,错过了拦截时机。就这样我们到了北平,一下子从“白区”来到“红区”。

飞机到达北平前后的场景,一纯曾写过文章回忆:“我看到飞机没有按照惯例停在候机大楼前的停机坪上,而是远远地在起飞跑道上等候。汽车一直开到飞机前,我们刚跨进机舱,飞机就起飞了。当天下午,我们平安地到达北平西郊机场,见到了早已等候在那里的父亲和周伯伯的代表叶剑英。”“我们全家这次安全转移,是在周伯伯的亲自指挥下进行的。他指派北平军管会交际处处长王拓守在电台旁,和南京、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指示他们要尽快找到我们全家,并把进展情况随时向他报告。地下党找到我们后,又亲自安排我们转移。接送车辆如何解决、转移走哪条路线,他都一一过问。他还特别指出,飞机不要停在候机楼前,要远离人群,以免混进坏人。就这样,我们及时摆脱了国民党特务,在北平开始了新的生活。”

在离开上海到达北平的当天晚上,周伯伯在六国饭店设宴招待他们。

父亲在北平安顿下来了,虽然由于在西北兼职,不得不经常来往于西安和北平之间,但主要活动还是在北平。所以,父亲一决定留居北平,毛泽东、周伯伯就交代主管单位为父亲解决寓所问题。

据母亲说,他们先看了方巾巷的一栋小洋房,父亲嫌房间太小,又是楼房,上下不便。又看了东总布胡同的一处住宅,三个大院子,很宽敞,但是母亲嫌门槛太多,出入有点不方便。不久,中共统一战线工作部安排父亲住进了北总布胡同14号,是一个西式平房。房子过去是一个德国人盖的,后来给一个当交通总裁的日本人住,抗战胜利后就成了孙连仲的公馆。房舍高大宽敞,餐厅能摆四五十桌,舞厅大概能容上百人。在这里住了6个月。他们又搬到了东单新开路,住在我以前买的房子里。这个房子是1947年左右,有人要卖房子,联系母亲,母亲就让我买下来的。我1950年回北京后就住在这里,两层的房子,很小的院子,没有花园,父亲带着我们一家子在这里住了一段,后来公家就在这房子隔壁为父亲盖了一个楼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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