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年前，上古的中国人怎样防瘟疫｜文史宴

拜现代医学发达所赐，我们遇到的瘟疫还是很少的。不过在历史上，瘟疫并不少见，各种技术远不如现代的古人也琢磨出一套应对瘟疫的办法，其中也有的也颇具奇效，值得我们深入了解。

新型肺炎不是人类社会所遭遇的第一场“瘟疫”，甚至不是笔者有生之年遇到的第一场，而且相信也不会是最后一场。因此，我们应该重新审视历史上的遭逢瘟疫的时刻，或许对当下和未来会有所帮助。

对于瘟疫，中国人很早就有记载，但是汉代以前很少有具体疫情的记载。先秦可考的有六次，分别在674BC(齐), 655BC(赵), 544BC(齐)和369BC(秦)，277BC(赵)和243BC。[1]西汉时期有明确年代可考的也大致只有10次，到东汉时期，瘟疫不但流行次数猛增，间隔也变短。

在东汉王朝的最后100年，大瘟疫爆发了11次，在桓灵二帝在位期间，就发生了8次，几乎是每4-5年一次，接二连三的瘟疫，是东汉衰亡的重要原因。

古代的瘟疫

人口伤亡自然是第一重打击，有不少家族因温疫几乎灭绝，文献里常见“千门灭户”“死者数万”“棺价腾贵”“白骨不覆”之类的描述，“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嚎泣之哀，或和阖门而歿，或覆族而丧”几乎是每一次疫情的真实写照。即使不死，病人通常也不能恢复到同正常人一样健康，有的甚至成为社会的负累。

以农业为主要产业的古中国，在瘟疫之后往往面临的是粮食不足、经济萧条、物价飞升的困境。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在税收下降、劳役减少如何维护治安，保家卫国，是很令人头疼的难题。

严重的疫情往往带来的是民众的恐慌与逃亡，“逃离”疫区，一是怕受到传染，再者是为了不饿死。但瘟疫多为传染病，民众的这些做法往往又导致了疫情的扩散，如果政府没妥善安置，这些流离失所的人往往又会沦为盗贼，又给治安带来更大的问题。

瘟疫造成的流民容易落草为寇

接二连三的瘟疫，对于统治者的打击还不仅仅在这些问题上，更重要的是，疫情和彗星出现一样，总被视为上天所降的“灾异”，预示着统治者“失天命”，天下英雄这时候几乎都摩拳擦掌着准备“革命”，君王不得不警铃大响，立马检讨“德行”。

除了追责之外，最常见的反应就是派遣大官带领“太医”，前往疫区治疗患者。有时候他们也会采取“隔离”措施，比如汉平帝期间，在疫区清空“邸第”，把患者集中治疗。[2]

朝廷也会赐棺木或者钱给那些没钱安葬死者的家属，或者交待地方政府收埋那些全家都病死的死者。[3]对于幸存者，朝廷的救助包括减税、免除劳役、提供食物和生活必需品，或是提供农具房舍，让因疫情变得一贫如洗的百姓可以重新安身立命。

同时，皇帝也会广开言路，征求直言进谏，也通常能获得一些官员和有识之士的积极回应，痛斥当时的政治弊端，最常被提到的就是，宠信奸佞，盗贼横行，官员贪污，政府奢侈，赋税沉重，穷兵黩武之类。

疫情之后，皇帝也通常会改革一下，一般是会裁一些公务员，节省政府开销，暂停面子工程，平反冤狱或者大赦天下，颁布一些针对灾民的优惠政策。

当时的人笃信“修德以禳灾”的理念，且相信瘟疫主要是“疫鬼”造成的，而“疫鬼”的来源无非就是战争、冤死、夭亡而转化的各种“厉鬼”。因此，像戒奢，自省是为了平息了上天的愤怒，确保“天命”不会拐弯敲别人家的门。而大赦、息战则是为了减少“疫鬼”的产生。

除了具体的政治措施和医疗支持之外，朝廷也会乞灵于一些巫术。

熟悉《史记》的同学一定会想起西汉初年的巫蛊之祸，桑弘羊更是曾嘲笑“疫岁之巫，徒能鼓口耳”，汉武帝之后，巫者直接沦为“贱民”，不过晋代葛洪却说“疾疫起而巫医贵”，似乎随着东汉末年瘟疫的流行，被压制的巫者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在民众之间盛行起来，政府似乎也纵容了这种行为，比如汉代宫廷每年岁末还会举行“大傩”仪式，目的就是将驱逐疫鬼。

历史久远的傩戏

除了祭祀之外，巫者一般会建议信徒躲起来，也就是所谓的“避疾”，让病人离开原来的居所，躲到别人家或者祠堂里，让鬼神找不到，更激烈一点的手段是佩戴能“辟邪”的家伙事，比如汉代人习惯佩戴“刚卯”，上面通常有“庶疫刚瘅，莫我敢当”之类的文字，像夏至或端午佩戴的“五彩绳”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

至于更激烈的就是用咒语、符咒，或者请神之类的，强迫疫鬼作祟。不过这些巫术多数只是迎合了民众渴望被“医疗”的需求，给了患者和家属一种心理上的安慰，或者是一种解释体系，对治愈还真没什么大作用。

当时一波接一波袭来的瘟疫，让群医束手无策，旧有的医学理论、诊疗技术在和快速流行、传染极广、致死率高的瘟疫硬碰硬事几乎被打趴了。这也直接催生了一大批人致力研究新疗法，例如在汉献帝时，长沙太守张机（张仲景）在宗族死伤大半，且多为瘟疫致死后，提出了《伤寒卒病论》，以“伤寒”论述瘟疫的病因和应对之道，奠定了中医学应对流行传染病的基础。

瘟疫催生了张仲景的《伤寒论》

其实张仲景的“伤寒”并不是全新的概念，早在《黄帝内经》中提到病因时就有“燥湿、寒暑、风雨、阴阳、喜怒、饮食、居所”这些。“伤寒”这个名字也早就在汉代的很多药方中出现过，不过，到张仲景时，他结合了经络、脉诊、辨症，提出了一个完整的“瘟疫论”体系。

更重要的是，从他之后，医生们才开始注意，所谓的“伤寒”有两种，一种是正常气候下受寒发病，另一种则是感染了“乖戾之气”。说白了就是，前者是伤风感冒，后者是现代所谓的流行性感冒、疟疾等传染病。当时的防治方法主要是靠药物，比如桂枝、麻黄、青龙方子。（当时辛热药如藿香还未广泛流行）

此外，当时的人也试图通过日常饮食防止感染，比如，东汉光武帝建武十七年至二十年，伏波将军马援率军镇压交阯、九真、日南、合浦一带（大致是现代的广西、越南）的“蛮夷”反叛，虽然取得胜利，但军队因为“瘴疫”死了一半，当他停驻在交阯（越南北部）的时候，曾注意到吃“薏苡实”可以防止染病，因此回中原的时候带了一大车回去栽培。

马援带回来的薏苡被谣传为明珠

因此遭到不公正的处罚

还有东汉时期汉人已经注意到，岭南、南洋一带的土著都有嚼槟榔的习惯，而且发现嚼槟榔跟防染病有很大的关系，随后，中医便将槟榔纳入本草中，治疗伤寒、热病、瘟疫、霍乱、痢疾等病。

不论是古人面对一次又一次的瘟疫，还是如今我们面对SARS和新型肺炎，更多人关心的不止是如何应对，而是企图寻根溯源，防止疫情再一次发生。

没有现代医学的古代，人们更多的选择了宗教的解释，比如在汉代宗教市场上，道教和佛教快速崛起，提出了“病因论”，终极原因都指向“道德”，只有真心的忏悔自己的罪行与过失，才是治愈的根本。

而现在，大家基本都接受现代医学的看法，认为是由冠状病毒引起的，但这种病毒究竟从什么地方、什么东西传染给人类，则充满了争议，爆发的罪魁祸首，大多指向食用野生动物。这样的言论与举措，基本上都是试图将发病的缘由推向“异物”，而不是如同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宗教政治人物甚至一般民众一样，思考“自我”应该为这起灾难担负怎样的责任。

从先秦至两汉，中国人面对瘟疫，虽然也会说气候异常、疫鬼作祟，但通常都自我反省。金代名医张从正甚至提出“治平之时，常疟病少，扰攘之时，常疟病多”。“疟常与酷吏之政并行”。

法国汉学家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在《十八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里所说：“未必是瘟疫压倒了官僚的管制能力，恰恰是官僚制度本身走向衰落，然后反映在瘟疫救治善后上荒政的迟钝和疏忽。简单来说，首先是官僚制的衰落，然后才出现瘟疫失治，而不是相反。”

但不论哪个朝代，终结疾病之策，除了救治病人之外，都是要同时从人、社会、国家的改善入手，没有人能独善其身，共同承担责任，才是消弭灾祸的可行之路。

其实，现代的流行病学也有相似的论点，除了病原之外，环境与宿主也是重要的因素，因此，我们的生活习惯、环境与社会都是致病之因，疫情爆发后，革除时弊，反思自我，也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