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大多将宋辽金元时期当作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转折的时代。他们的基本观点是，从政治制度、经济水平、文化发展、科学技术和人口数量等各方面而言，宋代都堪称中国古代历史上的辉煌时期。
在经历了宋金之间的对峙、金元之间的战争和宋元之间的战争之后，中国社会的发展出现了转折，宋代以后，中国人口大量减少，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各方面陷于停滞，文明之花凋谢。 本文讨论这一转折时代的人口死亡——不仅因战争，而且因鼠疫流行而造成的人口死亡。
鼠疫流行是造成宋辽金元社会转折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宋元战争军队流动让鼠疫大范围传播
继1127年金兵围攻汴京，汴京发生大疫之后，1232年，来自蒙古草原的元兵围攻金人治下的汴京，城破之后，紧接着也是一场大疫。《金史》卷一七《哀宗纪》称，天兴元年（1232年）三月壬寅，大元兵攻汴城。夏四月丁巳，遣户部侍郎杨居仁诣大元兵乞和。丁卯，解严。五月，“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从农历三月壬寅元兵围城至四月丁卯解严，前后仅仅26天。大疫的发生又在解严之后，即发生于城内人口与城外元兵接触之后，我们推测此次大疫为鼠疫。
当时的汴京城中有多少人口呢？大疫之后的次年，汴京降于蒙古时，城内还有147万口。战争之前，汴京人口当在250万左右。 按照吴松弟的分析，汴京城的这一人口规模是战争的产物，而非常态。
这是因为，汴京围城之前，在蒙古骑兵的压迫下，金朝境内的居民开始南迁。金宣宗担心南渡的军户可能会不忠于朝廷，下令将他们的家属尽数迁入汴京。贞五年（1217年），蒙古军队开始渡过黄河。宣宗下诏附近人民携带粮食迁入城内。汴京城市人口因此而大增。到哀宗天兴元年（1232年）正月，蒙古 军队兵临城下，又有大约50万名军人和家属迁入城内。由此可见，汴京城市人口之众多实为战争中人口迁移的产物。据此可知，此疫死亡人口占全城人口的40%。
范行准从中医学史的角度为解释这场大疫提供了更多的细节和资料。他指出，在被围困的汴京城中，有著名的医生李杲。李杲不仅医术精良，而 且还是中医东垣学派的创始人。汴京解围之后，李杲仓皇出逃，避地山东之东平、聊城等处卖医自给。
只不过，李杲著《内外伤辩惑论》一书，将鼠疫视作伤寒，范行准称“实在是继这次大悲剧后之一场大错误”。在《脉诀指掌病式图说》中，李杲称：“予目击壬辰首乱以来，民中燥热者，多发热，痰结咳嗽；重以医者不识时变，后（复？）投半夏南星，以益其燥热，遂至嗽血，骨（膏？）涎逆涌，喀吐不已，肌肉干枯而死者，多矣。”范行准评论：“这里所说的，相当于肺鼠疫中的主要症状已经具备了。” 汴京大疫，时值农历五月，所发鼠疫应主要是腺型而非肺型。符友丰的深入研究为我们解开了心头之谜。那年农历五月，天气仍“大寒如冬”。显然，寒冷的天气有利于肺鼠疫的传播。
1232年的汴京大疫仅仅是13世纪鼠疫大流行中的一个环节，一次事件。伴随着蒙古骑兵的征战，中国境内发生大规模的鼠疫流行。 蒙古骑兵对于南宋的征服是从西部开始的。就战争的规模而言，宋元之间的四川之争最为激烈。
1257年，宋元军队在四川合州钓鱼城展开激战。 元兵围城五月不下。 农历七月，蒙古“军中大疫”， 传染病暴发。 蒙哥命畏兀尔人月举连赤海牙“修药以疗师疫”。 似乎并不见效。 拉施特描绘这次疫病： “随着夏天的到来和炎热的加剧，由于那个地区的气候（恶劣）， 在蒙古国中出现了霍乱，他们中间死了很多人。 ”蒙哥束手无策，不得不“用酒来对付霍乱”，却未能控制疫情的发展。 七月上旬，蒙哥病死军中。
还有一批元兵主要将领也死于这次传染病的流行中。如汪世显（49 岁）、哈散纳和李桢（59岁）等人。之所以说这批将领是主要将领，是因为《元史》中有他们的传记。一般的将领，是不可能为《元史》收录的。
拉施特称此疫为“霍乱”是不正确的。根据中医文献的记载，中国大陆近代流行的霍乱是外源性的，即1817年从国外传入的。 中医文献中早就存在的霍乱，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讲的霍乱，而是指一般胃肠反常现象，非急性或烈性传染病。 《元史》卷一二九《纽传》记载了元军中的疫病。
时纽军止二万，以五千命拜延八都鲁守成都，自将万五千 人从马湖趋重庆……纽至涪……闻大军多疟疠，遣人进牛、犬、 豕各万头。明年春……时新立成都，士马不耐其水土，多病死，纽忧之。
《纽传》的作者认为此病为疟疠，即今之疟疾。然而，合州不是疟疾的高发区，不可能造成如此众多的人口死亡，也不可能在第二年春天的成 都，继续出现大批战士的死亡。我们怀疑此疫仍为鼠疫。
再看看宋朝军队中的情况。就在同一年，《宋史》卷四一二记载，宋将王登受命“提兵援蜀”，在鄂西地区的房州（今湖北房县）与元兵对垒。元兵来自四川，可能是一支染疫之军。两军对垒，疫病可能相互传染流行。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大战前夕，“夜分，登经理军事，忽绝倒，五脏出血。幕客唐舜申至，登尚瞪目视几上文书，俄而卒”。从临床上观察，王登所染疾病极似鼠疫。鼠疫发病急，在体温上升的同时会出现头痛，呼吸紧迫，脉搏加速，脸面潮红，眼结膜充血，有的出现呕血、便血、尿血、衄血等症状。鼠疫在临床上以淋巴及血管系统的炎症和组织出血为特征。这就是上 引文中的“五脏出血”。
不仅王登死于此疫，作为幕客的唐舜申也在劫难逃。《王登传》记载：“它日，舜申舟经汉阳，有蜀声呼唐舜申者三，左右曰：‘景宋声也。’是夕，舜申 暴卒。”虽然除暴死外，其他症状的记载不明，但我们相信唐舜申的死因与王登相同。染上鼠疫的患者大多在3～5天内死亡，是为“暴死”。仅从这一症状看，也可以大致断定此疫为鼠疫。其他疾病患者不可能死得如此迅速。
《王登传》为我们提供了两个相当典型的鼠疫案例：我们不仅可以从王登的临床症状中判断是为鼠疫，而且从唐舜申的病例中，获知患者从染疫到死亡的过程。根据这两个案例，再结合四川及襄阳一带的战事来看，就可窥见两地人口死亡的基本规模。
南宋嘉定年间四川地区约有600万人口， 至元十九年（1282年），即元军完全平定四川后的三年，四川民仅12万户，全部人口约为60万。元人虞集回顾南宋后期四川情况时说：“蜀人受祸惨甚，死伤殆尽，千百不存一二。”明代初年，四川的许多地方行政单位因无人而被撤销。四川人口的90%在战乱中散亡。后人又将襄地与四川并称：“襄、蜀之人，十九血于虎口，其幸而免者，率皆聚于荆、鄂之间。” 四川和襄阳两地人口的大量减少都是鼠疫肆虐的结果。
二、文天祥部队也曾携带鼠疫
川、襄一带的鼠疫来自哪里？如本书第二章所述，在云南的西部剑川一带，有一鼠疫自然疫源地，18～20世纪，曾多次发生鼠疫大流行，陆续造成数百万人口的死亡。按照当地鼠疫工作者的观点，滇西鼠疫自然疫源地形成时间很早，中古时代即引发当地人间鼠疫之流行。在元兵南征的过程中，滇西地区屡遭元兵蹂躏，极可能将鼠疫引至其他地区，当然也包括四川。
1285年，与滇西北毗邻的四川马湖路（今四川屏山）就曾经发生过动物间鼠疫的流行。《元史》卷一三《世祖本纪》记载：“马湖部田鼠食稼 殆尽，其总管祠而祝之，鼠悉赴水死。”大批田鼠赴水绝不是总管祠而祝之的结果，而是鼠疫杆菌造成的田鼠淋巴组织溃烂、疫鼠高烧所致。这与本书第三章中所称疫鼠死于水边的情形是一致的。联想到纽部队正是从马湖出发奔赴成都和重庆的，所以， 我们认为蒙古军队在滇川地区的征战可能是西南地区鼠疫扩散的动力。
再来看看蒙古军队在其他地区的征战。宋元战争中另外一个可疑的疫区是粤东、赣南和福建。元兵夺取杭州后，宋室南逃，陈宜中佐益王、卫 王南行。“初，陈宜中梦人告之曰：‘今年天灾流行，人死且半，服大黄者生。’继而疫疠大作，服者果得不死。及（刘）黻病，宜中令服之，终莫能救。”
这次疫疠来势凶猛，加上战争中的人口损失，“广东之户，十耗八九，而广西独完不残”。这里所说“广东”，指的是广东之东部。例如，《南海志》说广州：“自王师灭宋平广以前，兵革之间，或罹锋镝，或被驱掠，或死于寇盗，或转徙于他所，不可胜计。”光绪《嘉应州志》卷一二《谈梅》 说宋末梅州百姓响应文天祥，“兵败后，所遗余孑只杨、古、卜三姓，地为之墟”。尽管在籍人口的减少有时仅仅是户籍管理的问题，但战后人口大幅减少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按照《宋史·刘黻传》的解释，我们知道广东东部人口的大量减少，不仅因为战争，而且因为疫疠。大黄是中国传统药剂之一，性寒，味苦，功能攻积导滞，泻火解毒，行瘀通经。主治实热便秘、腹痛胀满、痢疾、黄 疸、瘀血经闭、目赤口疮、痈肿疔毒、肠痈腹痛等症。在以大黄为主治对象的疾病中，痢疾为传染病，痈肿疔毒符合腺鼠疫的临床症状。如果仅为痢疾流行，怎么可能造成“人死且半”的大规模人口死亡？
另外，如果说， 在位于珠江三角洲的广州和位于韩江三角洲的潮州，人口死亡可能与当地密布的河网有关的话，那么，地处丘陵山区的梅州人口减少却是无法用痢疾的流行来解释的。或许，与梅州毗邻的的赣州和南安两地的人口变动可以为我们提供问题的答案。
文天祥的部队在惠州染疫，士兵大量死亡。文天祥的母亲和长子死于是疫。广东的瘟疫并不是凭空发生的。在此之前，文天祥率部在赣南活动， 与元兵辗转厮杀达一年多时间，导致赣州人口的大量死亡。据嘉靖《赣州府志》卷四《户口》，南宋宝庆（1225～1227年）年间赣州的主客户共有 32.1万户，合计应有160.7万人。平均每平方公里近50人。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赣州路仅存7.1万户，约合28.5万口。人口损失了80%以 上，多达130万口，每平方公里仅存9人。明代初年稍有恢复，赣州府人口为36.6万，与南宋时代已不可同日而语。
如此大量的人口死亡，很难用战争中的屠杀来解释。据此，我们推测赣州遭到传染病的袭击。进一步的推测则是， 文天祥部队由赣州向广东移动，将传染病从赣州带到了广东。
如果能够破解赣州地区的疫病，就可以推测广东的情况。然而，至今为止，我们尚未发现任何有关的历史记载。现有的资料表明，在赣南地区， 宋元之际的鼠疫只影响赣州，在赣南山区的西隅，还有南安军，却未受影响或影响不大。
从户口数据上分析，北宋崇宁元年（1102年）南安军户数为37721户，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增至50611户，303666口。虽然缺乏南宋时期的户口数据，但可以推测从北宋至南宋，再至元至元年间，南 安军（路）的人口一直是增长的。以至元二十七年数据计，南安路所辖仅为三县，其人口数量已经超过赣州路所辖十县，看起来好像不合情理，其实是反映了赣州路疫后之衰落。
然而，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南安府人口突然降至7.8万，较一个世纪以前的至元二十七年人口大约减少75%。在这一百年中，南安路（府）似乎也遭遇到某种疫情的袭击。元代的情况不明。明代初年，瘟疫光顾南安。洪武五年（1372年）南安三县大疫。这场大疫为《明实录》所收入，可见疫情不轻。洪武二十二年冬，南安府又发生大疫。弘治八年（1495年）冬天，大疫又起。在这些记载中，都没有临床症状的记载。直到8年以后，弘治十六年冬天大疫再起，林俊的报告提供了有关这场大疫有价值的细节。
据江西布政司呈，南安府申，大庾县老人甘文瑞等呈：“本县城市乡村军民男妇自弘治十六年正月中旬以来，多感喉风肿毒急症，辰病午死，或即时死，或在市买卖入即死，一家三五口者有 之，六七口者有之，男女痘疹死者不可胜数，家家遍染前灾。”上犹县老人李清秀等呈：“自弘治十五年十二月以来，本县坊厢龙下、童子等里，耕牛、猪畜沾患时气，俱已突死。今年正月初旬，市井村团军民多感风痰咽喉急症，朝病暮死，全家遍染，汤药无 入，葬无虚日，凄怆警惶，呈乞急救……”
从临床症状分析，这是肺鼠疫与腺鼠疫的混合流行。其中“痘症”一词，应是“疙瘩”的同义词。如果说是天花的话，不可能出现“喉风肿毒急 症”，不可能“辰病午死”、“朝病暮死”、“或即时死”，也不可能耕牛、猪畜 “俱已突死”。因为，牛对天花具有天然的免疫力。如果说是钩端螺旋体病的话，此次疫情发生于农历十二月，时令隆冬，以水污染为主要传媒的钩体病缺少暴发流行的条件。是否可能是一次炭疽病的大暴发？从上引文看，是疫主要通过呼吸道传染，且以人与人之间的传播为主要途径，而炭疽病则无此传播方式。炭疽病人可能通过吸入炭疽疱芽而致病，但却不会通过唾沫将炭疽传给他人。因此，是疫既不是钩端螺旋体病，也不是炭疽病。
三、长达三个世纪的鼠疫，改变了中国文明进程
长达三个世纪的鼠疫流行到底造成多少人口的死亡？我们该如何评价这场绵延数百年的鼠疫流行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作。幸运的是，在从1997至2002年的6年中，本书第一作者与他的合作者相继完成中国移民史和中国人口史的研究。
与以前的学者不同的是，他们对于官方文献数据的信赖或修正，是建立在对于各个历史时期人口调查、统计及发布制度基础上的。对于各种官方文献中的户口数据，他们都进行 了详尽的讨论。因此，他们所描绘的各个时期中国人口数量的变动，要比以往的学者可靠得多。在这两套专著的基础上，我们才有可能对于鼠疫造成的人口死亡进行尽可能准确的估算。
与同时代的欧洲相比，对于中国鼠疫死亡人口的判断要复杂得多。这是因为，欧洲的鼠疫是在和平状态下发生的，从大的方面说，这一时期的死亡人口即是疫死人口。 中国的情况不同，12～14世纪是一个血与火交织的世纪，宋金之间、金元之间、宋元之间进行的战争贯穿始终，战争中的人口死亡与鼠疫造成的人口死亡相互混淆，难以作清晰的辨别。
粗略估计，在从金泰和七年（1207年）至蒙元至元七年（1270年）或稍后的大约七八十年间，北方河南等七区人口损失2500万，南方四川、江 西赣州、福建损失人口约1070万，假如广东人口损失为100万，合计上述各区人口死亡约3670万。按照我们在本书提出的战争中鼠疫人口死亡模式，其中应有70%左右的人口死于鼠疫，即疫死人口多达2570万，占金泰定七年全国14500万人口的17.7%。这一数据表明，金元之际的鼠疫流行 对于人口的影响巨大，全国接近五分之一的人口死于是疫。
从整体上看，除了华北地区外，元代的鼠疫呈散发性，这是因为和平时期鼠疫对于人口的影响是有限的。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全国人口为7500万，至顺元年（1330年）为8500万，至正元年（1341年）为9000 万，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为7160万。元代两个时段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3.1‰和5.2‰，仍保持正常的增长速度。和平年代散发性的 鼠疫流行对于人口的影响是有限的。
按照5‰的年平均增长率回溯，洪武元年（1368年）全国人口大约6380 万，战争中的人口损失大约为2600万。如上所述，在1333年前后，北方 中国陷入鼠疫流行危机当中，14世纪50年代，疫情趋于严重。然而，由于至今未获战争中的疫情记载，所以，我们目前还无法推测元代的疫死人口。
小 结
对于本书的主题而论， 蒙古铁骑驰骋欧亚大陆，重要的不仅是军事上的征服，而是生态的巨大扰动。 草原上的平静被打破了，马蹄，车轮滚滚，大量的人口往来穿梭，大批的物质南下北上。人与草原上的各种啮齿动物有了更多的亲密接触，蚤类也找到更多的寄主。于是，带有鼠疫菌的老鼠或者跳蚤，或躲藏在马车上的谷堆里，或夹杂在战士们的皮袄里，随着蒙古战士的马队，开始了长长的征途。
另外一种可能则是，广泛分布的鼠疫自然疫源地，星星点点，不计其数，铁骑所至，踏起一片烟尘，在战场，在宿营地，在避难所，人与染疫的鼠蚤有更多的接触。 随着战事的进展和军队的移动，区域性的动物鼠疫流行转变为跨区域的人间疫情。
于是， 在华北，在岭南，在江南，在西南，在中亚，到处都有人间鼠疫的流行，到处都有死亡者的呻吟。一系列的重大疫情改变了各个区域的历史进程，也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从鼠疫史的角度看，元帝国的历史，是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站在欧洲看中国，还是站在中国看欧洲，都是如此。
元帝国的征战结束以后，中国境内的鼠疫流行，重新成为区域性的了。 下一次世界范围的鼠疫菌之传播动力，不再是草原骑兵的马队和车队，而是中国海、太平洋、印度洋上往来的货船。 中国境内的长距离疫情传播，也主要依靠沿海港口的海上航船。内陆地区的传播，在以步行为主要交通方式的时代，传播的范围有限。生态变迁与社会变迁互为条件，共同构造鼠与跳蚤的历史以及人类社会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