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桂林商人乘机涨价 囤积居奇发国难财 百姓要求毙了王八蛋

抗日战争期间，随着上海、南京、汉口、广州等大城市的相继沦陷，大批店铺迁往桂林。随着工商业迁入桂林的还有大批躲避战火的难民，他们的到来使得桂林人口剧增，商业进入到一个空前繁荣的时期。同时也有不少商人乘机涨价，琢磨起了发国难财。

在国难当头之际，许多商家哄抬物价，将商品的价格比战前涨到了几百倍。在1942年8月8日的《力报》上曾有这样一段报道：“目前，一件货物比较战前贵几百倍，不足为奇，最令人惊讶的，是早晚价格相差得太远，物价为什么在一日之间暴涨呢？是在这一天内，通货突然膨胀了么？交通突然阻碍了么？生产突然减少了么？虽然在商人的口中总有一番道理，可是无论如何不能掩饰那一条贪图重利的尾巴。”

这些唯利是图的商人囤积居奇，操纵垄断直接导致了物价疯涨，百姓民不聊生，市民生活大受影响。为此1943年1月15日，桂林市政府联合各部门发布了限价通知。当时各界都希望政府方面能够采取雷霆手段，以最大的决心和勇气，稳定物价，坚决打击不法商人乘机发国难财的可耻行径。

社会各界向桂林政府献言献策，在扩大限价宣传的同时，希望政府能够加强督察，设立秘密举报箱，根据匿名举报进行秘密侦查，以迅雷手段进行严厉惩处。同时扩大国营店铺的售卖范围，在保障供应的同时，将市场价格牢牢地掌握在政府手中。通过各种手段从根本上杜绝不法商人发国难财的侥幸心理。

在当时那些大发国难财的商人，在全民抗战都在吃苦的时候，却招摇过市，自认有本事左右逢源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在法律和舆论面前，毫不畏惧，认为他们有了钱，就该花得痛快，这更激起了舆论的不满，人们愤怒地喊出了“对待奸商，尤其不能忘记带杀头的快刀”，纷纷要求枪毙大发国难财的不法商人。

对于这些抗战期间大发国难财的不法商人，不但老百姓深恶痛绝，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也极为愤恨：“此次限价之后，外面的黑市，没有人去抓……我们的警察、宪兵，如果好的话，就可以去抓。抓来之后，枪毙一两个，草菅人命，也是可以的。”当时有名银行经理，囤积粮食四千石，被检举告发后被判处了十五年有期徒刑。

这些借着国家处于危机中而大发国难财的不法商人，可以说目空一切。“无论什么事，无论什么人，无论什么东西，都是他们发财的工具。只要能够发财，祖宗丘墓算什么呢？妻室儿女算什么呢？民族国家算什么呢？”

不过尽管当时大发国难财的不法商人，全民声讨，但他们的背后大多都是政商勾结，交易数目动辄以亿计算。以至于人们无奈的感叹“恐怕谁也不敢枪毙他，罚他，或者他反而要枪毙别人，罚别人了。“

对于借机大发国难财背后支持权力的放纵，使得这些不法商人获得了权力的保驾护航，也使得当时政府对发国难财行为的惩处，变成了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一样的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