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崇信到抵制：张之洞的日本情节
作 者 ： 陆胤
来源 ： 《东方早报》
都说晚明以来“西学东渐”，这个“渐”字用得恰如其分。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西学”换妆为经过明治时代日本人改造的“东学”，裹挟着无数似曾相识的“新名词”涌入中国。终于打破“渐”的状态，仅仅十多年的时间，便使得此前此后的知识世界分为古典与现代两截。
这一以日本为中介的近代化突变，以往多归功于梁启超一辈思想界先驱，或者留日学生、立宪派、革命派等“进步”势力的开拓；近年来，随着史料和视野的扩充，则越来越被认为是“朝野合力”的结果。旅日学者陶德明在其《明治的汉学者与中国》（关西大学出版社，2007年）等论著中，通过汉学家西村天囚的记录，早就揭发了 日本陆军参谋本部联络张之洞、刘坤一等督抚的细节 ；汪琬的《清末中国对日教育视察之研究》（汲古书院，1998年）则以各省督抚、学务处派往日本的教育考察为例，论述官方力量如何通过日本媒介建立西方式的教育体系。
通读这些研究，不难发现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是一个特别的角色。
一方面，张氏及其幕府主导了清末新政（特别是教育改革）的启动。当时熟悉内情者，多视张之洞系统为日本资源作用于官方政策的推手。严复在1902年初致信弟子熊元锷，抱怨京师大学堂“东学”横行，日本教员滥竽充数，便归咎于“张南皮辈率天下以从事东文（日本文）”。
更有意味的是，张之洞自身的对日态度，呈现出由爱生怨、始迎终拒的转变。这种从崇信到抵拒的逆转，倒不失为近代中国文士面对日本经验的一种典型心态。
关于张之洞接受日本影响的契机，陶德民等学者以张氏电稿、随行者游记为依据，强调1897、1898年之交参谋本部派遣神尾光臣、宇都宫太郎前来游说的作用。然而，若将视野拓宽到收录各种轶闻、回忆录的报刊文字，则或还有许多可以补充的细节。在明治后期颇为流行的综合性刊物《太阳》上，就曾登载汉学家结城蓄堂的《张之洞氏访问录》，详述 张氏从甲午战争时期的主战派转变为“日本迷” 的经过：
张总督早先很反感日本，随后却成了日本迷，其转变契机为何？未能当面一问，无从判定。已故的川上参谋总长早就知道张之洞可与共语，前去拜访，也未能会面。继而命福岛中将往访，张之洞仅派一武官接待。谈话将终，武官提到：“我在德国时，听说日本有个少佐叫Fukushima的，单骑旅行西伯利亚，那人还健在么？”中将说：“就是在下呐。”于是该武官重其名誉，说服总督与之会见。中将以自己所见所闻，自欧洲各国形势，至军备之精疏，缕叙无遗。张总督闻其赅博的材料与精密的统计，以为清国改革制度，莫若师法日本，从此产生信赖日本的念头。其后参谋本部又派遣如神尾、赤石两佐官等年年访问。
这里所说的“川上参谋总长”是川上操六，“福岛中将”则为单枪匹马穿越西伯利亚而蜚声东西的情报奇才福岛安正。1899年4月，福岛安正再次来华，逆江而上，接连拜访刘坤一、张之洞，游说两江、湖广联合，以便对戊戌政变后趋向保守的朝廷施加压力（《对支回顾录》下卷）。
顺便一提，这位福岛安正还曾将英人威妥玛（Thomas Wade）编的北京话课本《语言自迩集》改写成《四声联珠》，用来培训日本军官和情报人员。由于精通北京官话，他同中国官员完全可以直接交流。
热衷提倡“兴亚论”的日本贵族近卫笃麿，在1898至1902年之间，与张之洞交往甚密。早在1898年元旦，他就借《太阳》杂志新年号发表了《同人种同盟》一文，主张日中两国应结成黄种人的人种同盟，共同抵御西力东侵。他提到：“北京以外的不少有力者，看破三国同盟的隐谋，念及归还辽东反而祸及自国的缘由，对于北京政府一概应诺俄国要求的倾向表示了担忧。譬如张之洞，作为最忧心此事的人，大锐意于改革，新开机关报纸，盛倡警戒朝野之言，其势力亦有不可侮者在。”
读此可知，并非张之洞主动选择了日本，而是日方出于对华策略的需要，选择了张之洞这个介于新、旧之间，同时又雄踞东南，有可能制衡北方朝廷政策的实力派人物。
日方游说的直接结果，是从1898年2月起，张之洞接连派出多人对日军事、教育考察。百日维新期间刊布《劝学篇》，也不避忌与康、梁主张的重叠，大力提倡游学日本、翻译日文书籍。当年年底，包括张之洞的爱孙张厚琨在内，首批二十名湖北留学生踏上了东渡的旅程。作为日本贵族学校“学习院”的院长，近卫笃麿也受张之洞本人委托，亲自照顾其孙张厚琨。张氏对日本的信任，在此时达到顶点。
1899年初冬，近卫笃麿与张之洞在武汉会面，向其建言：“向日本派遣学生也好，从日本聘请教师也罢，都不如清国从事教育者亲自赴日考察，为效较多。”张之洞听到此处，不禁拍案称赏（《近卫笃麿日记》1899年11月4日）。
早在1898年春，湖北方面就已派出姚锡光一行赴日调查教育。姚氏回国后，即向张之洞上陈《日本学校大概情形手折》，介绍日本学校制度、课程大纲。1899年，张之洞派遣两湖书院的高才生陈毅、胡钧等赴日。两年后，又委托罗振玉带领包括陈毅、胡钧在内的两湖书院、自强学堂教习东渡考察。
▲近卫文磨
随着对日考察的深入，追求“日本化”的风尚，也在武汉官场蔓延开来。
当时驻扎在湖北的东亚同文会骨干宗方小太郎，就曾观察到那些“海归”官员醉心日本的情形：“与人接谈，言必称日本；气焰万丈，殆有不齿与未曾游历日本的文武官相伍之势。且如副将方升友那样反对兵制改革的守旧派，自从见识了日本的大演习，即顿悟大加变革的必要，迫切地催促张之洞不可不断行改革。”（《宗方小太郎文书》，第54页）近卫笃麿则在1900年6月30日的日记中提到：张之洞方面的一举一动，几乎完全遵循参谋本部的既定方针。
就在这一大量吸收日本经验的时期，张之洞个人对日本的态度，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1899年1月23日，张之洞致电在东京的留学生监督钱恂，慨叹：“中、东（按：指日本）联络大局，全被康、梁搅坏，真可痛恨！”戊戌政变后康有为、梁启超等流亡日本的现实，给张之洞的亲日路线带来了莫大障碍。晚清“东学”风行一时，自然离不开康有为的《日本书目志》、梁启超的“和文汉读法”；康、梁一党更早就与东邦协会等日本“兴亚团体”建立联系，甚至提出中日“合邦”的设想。如何在维系日本渠道的同时，与同样联络日本、提倡“东学”的康、梁划清界限，是张之洞面临的难题。
近卫笃麿访问武汉时，张之洞特地安排他观摩两湖书院驳斥康、梁的经学课程。近卫在日记中记载了当时的情形：
正殿内坐着学生五六十名，我一进去就起立敬礼。中央悬挂着张总督的训示，厅堂的四周则坐着教官们。教官给出关于经书的提问，学生起而在黑板上书写回答，其中“逆贼康有为、梁启超”之类的话甚多，令人稍有点异样的感觉。
在此前后，张之洞曾利用各种渠道，劝说日本外务省和东亚同文会，促成康、梁离开日本。此番又借着近卫来访，喋喋不休地提起驱逐康、梁的话，反而招致对方的反感。近卫在私底下揣摩张氏此举，可能是为了讨好慈禧：“大概张之洞的意思，以为由我亲手驱逐梁启超的话很方便，即便不成功，但既然花了这么大力气，也会在西太后那里预存感激吧。”最后下结论道：“总之跟刘坤一比起来，明显其（张之洞）见识要下几等。”
日方对驱逐康、梁一事并不积极。更有甚者，庚子事变期间，近卫笃麿麾下的东亚同文会还跟张之洞极力取缔的“自立军”有所瓜葛，其下属的《同文沪报》也还在刊登“康党文字”。
与此同时，张之洞之孙张厚琨的日本留学生活亦不顺利（可参阅《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3年3月24日刊载的罗夷《近卫笃麿经营的晚清中国社交圈》一文）。1902年日英同盟达成后，张之洞注意到其间侵害中国主权的条款，对日本人有“言甘手辣”的批评。凡此种种，都使得张之洞对日本的负面情感日增。
怨望往往是过分希冀的产物。与当时许多中国士人一样，在与日方交涉之初，张之洞对日本人张扬的“同种、同文、同教”之说投注了过分的兴趣。他曾真诚地认为这“三同”可以充当中、日两国交情“远过他国”的理由，从中产生出一种文化共同体的想象。不过，跟康有为、梁启超等激进者努力发挥“同文同种”所蕴含的亚洲连带意识有所不同，张之洞历来以“儒臣”自居，他对“同种、同文、同教”的理解，是回向儒家政教传统的。
在吸收明治日本近代化经验的同时，张之洞与活跃在他周边的文士，对于明治日本学术中与中国传统相通的“汉学”、“汉文”、“伦理”等因素，有着特别的敏感。
中日“同种、同文、同教”的想象，早在张之洞直接接触日本经验以前，就已开始发挥作用。1896年初，《时务报》转载了严复抨击君权的名文《辟韩》，张之洞“见之大怒”，决定让屠仁守署名，在《时务报》第三十册刊出《辨〈辟韩〉书》，其中便援引了明治时期日本汉学“再兴”的“盛况”，来反衬中国士人质疑君臣之义的荒谬：
昨读译《东华》杂志《汉学再兴论》，为之踌躇四顾，默愧之，滋畏之。以彼人士犹能言修身齐家，设立教育之当取法，犹知尊《论语》为纯然道义之书，并推存亡消息之理，谓国学勃兴，将压倒西学。我方靡焉欲步其后尘，彼乃皇然而思返古道；我方贬圣贤以遵西洋之善治，彼且稽经史而建东洋之政策。两册鳞次之间，自立也若彼，自屈也若此，比而观之，其何以解焉？
事后，张之洞又发布牌示，自夸“《驳〈辟韩〉书》一篇最好，正大谨严，与本督部堂意见相合”，要求武汉两湖、江汉、经心三书院学生“务须细看，奉为准绳”（汪贻年《汪穰卿先生传记》所引）。
张之洞幕府中从事教育的僚属，对日本学制中的“伦理科”特别感兴趣。
1898年春姚锡光从日本考察回国，向张之洞报告日本各学校“首重伦理一门，博采其国及中国并各国名人忠孝大节，绘之以图，演之以说，日讨而训之，故童焉而知爱国”。
供职于两湖书院的陈庆年，也曾在日记中叹赏：“日本各学堂博〔溥〕通各学，首重伦理，以嘉言懿行植其根底，往往将兵战归，复入学堂，悉就约束。”
大幕僚梁鼎芬甚至天真地以为：“日本讲求孔子之学，有会有书，其徒如云，其书如阜，孔教至为昌盛。”于是，日本的勃兴、“东学”的流行，居然都可以用来为孔教复兴背书。
然而，被张之洞等寄予厚望的“同种、同文、同教”，并没有发挥捍卫孔教的作用，也未必能将“西学不切要者……删节而酌改之”（《劝学篇》）。中、日两国的“同文之便”，反而为新思潮的流入大开方便之门。明治时代日本学者翻译西方的新语汇、新概念，往往借用或重新拼装汉字而成。
在梁启超“和文汉读法”的启牖下， 输入名词远比翻译著作迅速 ，关于某一观念的著作尚未行世，而名词本身已在似懂非懂之间腾播于众口。一时间，团体、国魂、膨胀、舞台、代表、牺牲、社会、影响、机关、组织、冲突、运动、报告、困难、配当、观念等新名词，充斥于各种公私文体。
晚清民初的笔记文字，常有张之洞或其亲信嫌恶新名词的记载。 实则张之洞所排拒的日本名词，主要是就“官私文牍”中的“通用名词”而言，而“化学家、制造家及一切专门之学”，仍可因其需要“创为新字”。
1903年，张之洞在京参与制定“癸卯学制”，在大肆搬用同时期日本学制的同时，对来自日本的学科名称进行了彻底改换。如将“经济学”改称“理财学”、“国民经济学”改称“全国人民财用学”、“法理学”改称“法律原理学”、“铁冶金学”改称“铸铁学”、“法医学”改称“检验医学”、“古文书学”改称“金石文字学”、“理科大学”改称“格致科大学”等等，实际上是“取其珠而还其椟”，得其实而弃其名。
从来谈论清末“新文体”、“新名词”，多注重梁启超、王国维等利用日本名词引进新知的意义，却 对张之洞等“白首老臣”调和新旧、分别名实、兼顾改革诉求与文化本位的苦心缺乏同情 。
在张之洞身后，人们对他盖棺论定，有“先人而新，后人而旧”的隽评。从戊戌维新前后到癸卯学制重订时期，张之洞对待日本经验由迎转拒，是否也是对应于这种新旧蜕变？但也应该看到，张之洞当初接受日本经验之“新”，本就含有“旧”因素的驱动；而其抵拒日本名词之“旧”，也蕴藏着近代国族本位意识觉醒之“新”。
比起那些金发碧眼，手持十字架和《圣经》的外来者，同用汉字和同尊儒教的文化共同体想象（这一想象当然是由日本方面迎合中国士大夫的心态一手炮制出来的），将日本装扮成了一个更容易被接受的他者。而在外来经验借力于“同化”而被迅速吸收的同时，“同化”带来的误解也不可避免。 一旦 想象被揭破，怨望、抵拒甚至憎恶都会随 之而来。
在这出“同文同种”的虚构剧中， 张之洞倒还不算入戏太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