杉山正明被喻为日本研究草原民族与蒙古历史第一人,他的系列作品这几年陆续被国内引进,不乏诸多争议。
在他看来:从“小中国”到“大中国”,即经由明代迈向大清国乃至当今巨大中国的步伐,是从元代起步的;从乾隆帝时期到现在的“大中华”的框架,与蒙古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整个人类历史,在蒙古时代来了个大转弯,迈向世界史的步伐,首先就在这里;审视蒙古征服俄罗斯各方面实况,被宣扬的蒙古在那里尽其所能进行破坏和屠杀的传言,仅仅表明蒙古一直是俄罗斯点燃爱国主义火焰的便利手段之一……
这是他在《蒙古帝国与其漫长的后世》(讲谈社·兴亡的世界史 第4卷)一书中呈现的史论。
历史学家姚大力在推荐序中评价杉山正明的作品,不乏浸润着真知灼见的新颖议论,同时对他的一些论断保持怀疑和批评。
将什么视为蒙古
在观察蒙古时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人们曾将什么视为“蒙古”的问题。
一般,人们多根据“蒙古人”“蒙古民族”等说法,认为从一开始似乎就存在这一稳固的人种和民族。而且,今天确实在戈壁之北的外蒙古地区有着蒙古国,在戈壁以南的内蒙古地区有着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的内蒙古自治区。如前所述,包括中国和俄罗斯的部分领土在内,欧亚大陆各地区广泛分布着蒙古及其后裔。
的确,也许不由得不使人认为蒙古这一人种和民族自古以来就俨然存在。但那只能说是一种错觉或误解。要想说明这一点,既要谈到过去也要谈到现在,情况有些复杂。
不用说,现在被称为蒙古的人们,至少是过去世界帝国时代的“蒙古”人的后裔的一部分。但是,这里想提出的是,在蒙古帝国时代所谓的“蒙古”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呢?
《蒙古王》
这里可能需要多说几句。在成吉思汗统一牧民之前,蒙古高原上割据存在着许多大小不一的部落。其中,除已经提到的克烈、乃蛮之外,还有塔塔儿、蔑儿乞、弘吉剌、汪古等部势力也很强。
在那时,被称作蒙古的部落还是个谈不上多么明显强大的集团,但内部也有不少分支。蒙古这一名称本身,在唐代的汉文文献里已出现,不过长时期鲜有引人注目的事情发生。蒙古部发达起来,只是12世纪以后的事情。作为最初的聚合体的蒙古,应该说是一个新兴势力。
蒙古因成吉思汗对高原的统一而成为总体的名称。就是说,那时所谓的“蒙古”即指在成吉思汗麾下结成的政治组织体。也就是说,蒙古是用作国家的名称而非人种和民族的名称。当时还根本不可能达到那种程度的同一性。即使是囊括在“蒙古”一名之下,人与人之间相貌、语言、习惯也都各不相同。
《成吉思汗》
作为一个衡量指标,蒙古向近代所言“民族”之路迈出步伐,始自忽必烈所建立的大元兀鲁思失去中华本土、构成大元兀鲁思政权核心的大多数人群将根据地移往北方草原之后。
实际上其中也包括不少曾在大元兀鲁思宫廷内服侍的汉族人,还有原本来自斡罗思和钦察草原的人们,或是以高加索北麓为故乡的阿速族(今天的奥塞梯)的军人等。拥有多种多样的成员,符合世界帝国的要素。
这些人和以前便分布在高原及其周边的人一起形成主体,开始了另一个时代。
如果借用中国史的断代分法,即为明代蒙古时期。通往“民族”之路当中的断坡,可以说始自惧怕北方“蒙古”人进攻的明帝国在大地上刻画出今天可看到的“万里长城”这一坚固的人工国境线,将高原和中华作为“各自的世界”清晰地分割开来。
从那以后,欧亚大陆世界中横亘着最广阔、最优良草原的这一高原,就真的成了蒙古高原。于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逐渐具有了称为“蒙古人”“蒙古民族”也无妨的实体。
只是,其后的蒙古人在大清帝国时期与满洲人结成多种密切关系,从而过着非常宽松悠然的生活,但在帝国灭亡后受到了近代化的冲击并领略了欧亚大陆强权政治的风浪。就是说,其现在的状况本身,只是20世纪这一急风暴雨时代的产物。
《蒙古王》
蒙古是否曾经强大过
提到成吉思汗和蒙古,总会出现一种特别强大的印象。然而果真如此吗?
即使是蒙古骑马军团,说到底还是人。他们骑在虽有耐力但速度不快、体型矮小的马上,使用射程确实可观的短弓短箭。当然,也有使用长弓和大小不等的弩、在马上使用扎枪的部队,但总的来说不过是马和弓箭的军团。就破坏力而言,其限度可想而知。更谈不上拥有机枪和火枪。将蒙古说成前所未有的强大暴力集团,是错误的。
《蒙古王》
东西方记载中存在所言一致的内容,即蒙古游牧民们非常淳朴而勇敢,严格遵守命令和纪律。对于他们淳良、忠厚这一点,即便是一提到游牧民就极尽讥讽的汉文史料也异口同声地记载着。
然而在当时,不管是在大金国还是在南宋或西夏,将帅和士兵都经常内讧,战场上也频频发生脱逃、观望、叛变现象。伊斯兰史书描述的中亚伊斯兰地区,情况也差不了多少。在下文将要讲到的本名为罗斯的斡罗思或欧洲,情况也是基本如此。
部将之间的不和、妒忌和退缩,更是司空见惯,一时所获的来之不易的胜利,常常因围绕战利品的分配和赏赐额引发的纷争而翻盘。一方在实战中取胜却最终衰败下去的现象并不少见。
这种情况的背景之一,是众所周知的中华地域中对士兵的蔑视、歧视和不信任,以及官兵上下多为金钱所雇用的“佣兵”这一事实。尤其是在中亚和中东,究竟能够以何种组织形式屡屡雇用到出身、来源和种族不同的雇佣军,成为赢得战争的关键,这是很引人注目的事例。
真的是有钱能使鬼推磨,因此叛变成为常态也就无可奈何了。顺带说一下,南宋曾存在畏吾儿雇佣部队。还有,或因不曾参与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的行动而最终被排挤出去的人们,作为重要的战斗力在欧亚大陆各地受到欢迎,还不时与蒙古军碰面。
在这种状况已成常态的欧亚大陆上,成吉思汗及其家族率领的蒙古军,真正是管理和组织得很棒的军队。如后所述,其基础在于1206年之后不久成吉思汗开始推行的国家体制和军事组织的重组。虽然历史上似乎存在彻底的金字塔形的制度建构,但是至此为止还未见到其他组建得如此出色的实例。
蒙古骑兵的战斗选自《史集》伊斯坦布尔本。托普卡帕宫博物馆藏
一切,都被与成吉思汗及其近亲们乃至成吉思汗自己选拔编制的多民族、多语言、多文化的首脑层联系起来。被认为是“蒙古”的人们,以与成吉思汗一族“共享富贵”为口号,遵从首脑层下达的指令。出征时所需的马匹、武器、装备和食物,基本上都由个人负担。这可以说已经基本上就是“蒙古共同体”了。蒙古的首要之强,在于其组织力和团结力。
“不战之军”的威力
蒙古周到至极的计划性,也给人以深刻印象。在出征之前,成吉思汗及其臣僚会针对自己的军队,进行充分准备的动员和统一意志的工作,而对于敌方则进行充分的侦察和策反工作。一般都需要花费大约两年的时间。争取在开战之前就使敌人崩溃或顺其自然来降,而蒙古远征军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下光是进军就可以了。实际上情况也确实如此。
反之,在对敌方所进行的私下沟通和在实地所做的事先疏通尚不充分的情况下,与敌军遭遇时往往败阵。蒙古军本身既富铺开作战能力又具有能动性,是不惧恶战的极其优秀的战斗集团,不过欧亚大陆游牧民军团的特征、战法基本上大同小异,一旦敌方结成大的骑兵部队来攻,蒙古军是没有必胜把握的。
征战花剌子模王国示意图
总之,可以很好显示这一特征的是1219年至1225年间成吉思汗的西征。其前半程是对花剌子模王国之核心区域展开的进攻战。那次是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在短时间内取得了辉煌的战果。
处于国境线上的要塞城镇,在似乎掌握全部情况的蒙古军的准确攻击下一一陷落。河中地的两大都市不花剌和撒麻耳干也对蒙古打开了城门。其后,花剌子模王国从内部自行毁灭,开战后仅仅一年半时间,这一伊斯兰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事实上就已经消失了。不用说,这归功于蒙古方面极为周全的战前侦察、私下沟通和事先疏通。
然而,在渡过阿姆河踏入今天的阿富汗境内后,进展却一点都不顺利。东部伊朗的呼罗珊,是帕提亚、萨珊时代以来的文化中心,巴里黑、马雷、你沙不儿、也里等城市自古以来就很繁荣。
为追击花剌子模军而缓缓进入呼罗珊的蒙古军,没想到在各个城市遭遇到抵抗,重复着无谓的战斗,损失也很大。也包含对此进行报复之意,在一部分地区的确发生了杀害平民的事情。此事后来被夸大解释,鼓噪出“破坏者蒙古”的印象。
《蒙古王》
还有,从前常有人说呼罗珊的衰败是由成吉思汗造成的。然而,即使是在其后的蒙古时代和帖木儿帝国统治时期,这些城市也都一如既往地存在着。 而真相是,进入近代后交通体系和产业结构的变化等才导致了这些城市的衰落。
对于阿姆河以南地区,预先的侦察和私下沟通工作还没有完成。花剌子模王国如此迅速的解体,看来出乎了蒙古军的预料。老者成吉思汗这时的判断发挥了作用。他于1222年放弃了在阿富汗的作战,下令全军班师,而且是非常缓慢耗时的谨慎撤退,一路上万无一失地牢牢巩固住了所有缴获,包括人口、城市和土地。
放弃之妙和颠仆不移的冷静。成吉思汗不是冒进的亚历山大般的战场英雄,而是沉着、冷静的组织者,是真正具有战略眼光的老练的指挥者。 成吉思汗这个战术灵活、才能过人的指挥者,带领着质朴、顺从且精于骑射之术的机动部队。蒙古之所以强大,就在于这一点。
花剌子模国王之死《史集》巴黎本中,算端摩诃末之死被描述得特别凄惨
稍作一些补充,即蒙古从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之时起,总的来说就已经是不战之师了。仅以曾率军对阵就假定发生过战斗,恐怕有些草率。因双方指挥者之间的谈判讲和或者是因何人的斡旋,使一方蜂拥而至地合并入另一方,总归是游牧民中常见的现象。
反过来说,这还可以相应地避免伤害人命。《蒙古秘史》中被高声讴歌的壮烈的牧民战争,诚如被热血沸腾的战争场面染了色一般,但那只属于口传之英雄史诗的世界。心灵的印象可以飞翔到无限想象的彼岸。假如在每次的纷争、对立和征战中都杀尽对方,那么高原的游牧民早已不存在了。
《蒙古王》
倒不如说,统一蒙古高原时的经验和策略也适用于对外征战,即重视情报战、组织战,尽可能不实战。社会上所传大量杀戮和恐怖的无敌军团的印象,是由蒙古人自导的,是一种宣传策略。成吉思汗惯用的这一战术,为其后世的蒙古所继承,成为绵绵不断的传统。
94版《射雕英雄传》中,成吉思汗形象
开放的帝国
还有一点。详述蒙古内部情况的同时代的波斯语史书中,在讲到吸收、纳入敌方的人口、部落、部族、城市、国家的时候,多使用“成为īl”之语。īl一词原本为突厥语,也被用作蒙古语,原本指“人的集团”,由此扩展为“同集团、同族、同类”之意,再引申为“伙伴”。所谓“成为īl”,即“成为伙伴”。
以前,这个词语被译为“征服”“使降服”“使服属”等,没有考虑到īl的本义,随意根据自己的想象按“近代概念”创作出了译语。这一误译,真是作孽。
原为突厥语的īl,是与蒙古语之ulus完全相当的同义词。人们的聚合体、部落即“国”,的确是游牧民式的认识,而这里隐含着蒙古扩张的又一关键。
不管是什么人,只要和自己成为一样的“伙伴”,就不再是敌我。同一īl或ulus,就是一个聚合体、国家。蒙古令人震惊的快速扩张的核心原因之一,就在于这种真正融通无碍的国家观或胸襟无限开阔的集团概念。
另外,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事情是,蒙古极其重视蒙古人的生命。抛开近代和现代那样不断制造出大量战争死伤者的“野蛮时代”不说,即使是在重视人的生死的中世和近世,蒙古军的态度也是尽可能避免己方出现战死者,坦率地说,其彻底性令人吃惊。
《蒙古王》
蒙古深切感受到如果轻视“蒙古”人的生命,组织就会瓦解,因此视其为国家的支柱,于是出现了在蒙古的统治下死刑极少的现象。不过另一方面,蒙古人及其国家却决定将在伙伴之间保持姑息特性也作为一种传统。
总之,蒙古帝国内基本上没有出现过明显的种族歧视。只要具有能力、实力、动力、智慧、技术、见识、人脉、文才等方面的过人长处,就会顺当地受到任用。从这个意义上讲,那时确实是一个交流顺畅的好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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