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格林沁之死：晚清骑士的最后愤怒

死于一个小捻军刀下

僧王一生戎马，一直面临的是勇与谋的难题。从镇压太平天国到抵抗英法联军，再到镇压捻军，他勇猛有余而谋略不 足。其以士兵扮乡勇偷袭前来换约的侵略者的小谋，却惹下了大祸。

僧格林沁本出身一个没落的蒙古贵族家庭，但好运似乎一直伴随其成长：先是，早年丧父的他被过继给家族族长索特 纳木多布斋郡王。此人是嘉庆皇帝的乘龙快婿，却又无子无女。道光帝因其“仪表非常”而钦定其为郡王继承人，成了科尔沁 札萨克多罗郡王。

1853至1854年(咸丰三年至四年)间，在抵御太平军的天津保卫战中，僧格林沁又因太平军北伐部队于严寒 中退守，而间接造成了胜利。“两年之中，大小数百战，全数殄灭，无一漏网，僧格林沁威名震於海内”(《清史稿》)。于 是，僧王又得咸丰皇帝赐“巴图鲁”(满语“勇士”)称号，并被封为博多勒噶台亲王，待北路荡平，又被加恩世袭亲王罔替 ，“许乘肩舆”。

其后，在与英法联军的两次大沽口之战中，僧王先胜后败，再败通州张家湾、八里桥一线，他没有羞愤自裁，而是随 数名亲兵逃跑。

咸丰十年(1860年)，捻军起义华北，京畿危急。僧格林沁复得郡王爵位，率万余清军与捻军先占于山东，后转 战于河南、安徽，江苏等地，疲于奔命。

1865年，僧王仅有的7000人的部队穷追捻军不舍，直入山东菏泽西北高楼寨地区。时“将士死亡者数百，军 中多怨言”。僧格林沁本人也是“寝食俱废，恒解鞍小憩道左，引火酒两巨觥，辄上马逐贼”。

捻军以逸待劳，僧部受伏。5月18日当夜三更，僧格林沁率少数随从冒死突围。当逃至菏泽西北的吴家店时，“夜 半突围乱战，昏黑不辨行，至吴家店，从骑半没。僧格林沁抽佩刀当贼，马蹶遇害”(《清史稿》)。在麦田里杀死僧格林沁 的竟是一个十几岁的小捻军，可怜一世勇猛而谋略不足的僧王，就此永别这晚清的乱世。

如果死在大沽口……

僧王面临的第二个难题是忠君与爱国的难题。僧王谥号忠。奴才对主子忠诚，就是最好的奴才。帝制时代，人们普遍 认为忠君即是爱国。对曾格林沁来说，抵抗外敌与镇压内乱，这两者可以统一在忠君的目标之下。如果僧格林沁死于大沽口与 英法联军作战的战场上，那么必然是千古得美名。偏偏历史人物并不按现代人的思维展其一生。

蒙古骑士们最后的辉煌就是僧格林沁他们造就的。此后，洋务派的新兵即在中国历史上取代了传统的八旗兵。

僧王第一次成功伏击英法联军于大沽口，得益于敌方之措手不及。敌人是来换约(交换《天津条约》)的，本来没有 准备打这么一仗。

先看敌人的舰队：那是一只由一艘巡洋舰和13艘炮艇组成的换约舰队，不足以发动一场全面战争。再看敌人的态度 ：洋人执意要自己选择登陆地点，而不遵从僧格林沁的从北塘登陆并不准携带兵器上岸的命令。作为战胜国，洋人当然是傲慢 的。但是，他们犯了个严重的错误：竟然蔑视八旗兵骑士们的勇气。

咸丰帝和僧格林沁这方面是憋足了气的。事实上，他们并不承认在这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上一次战役的失败，《天津条 约》只是当时的退兵之计，洋人还当真了。所以，只要洋人不守规矩，就伏击之。郭嵩焘在僧格林沁幕府，记载了当时的情况 ：咸丰帝派怡亲王载垣到僧格林沁的营内。“怡亲王至营……言奉旨密商一语：如夷人入口不依规矩，可悄悄击之，只说是乡 勇，不是官兵。予曰：凡事须是名正言顺，须缓缓商之。怡邸憒憒可笑。僧邸商酌再三，欲令其由北塘入口，绕道至天津…… 辩论再三始定局，附片奏明。”

1859年6月25日上午，洋人执意挑衅，伏击战开始了。僧格林沁奏称：“二十五日辰刻，该夷火轮船十余只， 排铁戗列口门外，又傍南岸炮台下，驶入火轮船三只，直逼铁戗……其排列多船皆竖红旗，立意寻衅用武，骄悖情形，实难容 恕……该夷即开炮向我炮台轰击，我军郁怒多时，势难禁遏，各营大小炮位环击叠击，击损夷船多只，不能行走……该夷不敢 径越濠沟，均向苇地藏伏，暗施鸟枪，似此凶悍，实堪发指！奴才等惟有督率军士，竭力防堵，以冀上申国威，下抒民望”。

僧格林沁取得了中外交战20年来未曾有过的辉煌战果：虽然历史记载在数量上有出入，但是大体上是打沉敌舰五只 ，打伤六只，打死打伤英法联军数百人。他们的司令也负重伤。我军仅阵亡32人，含直隶提督史荣椿、大沽协副将龙汝元等 。

“上申国威，下抒民望”，这是骑士的理想，它捍卫了武者的荣誉。但是，由此导致了更为猛烈的洋人入侵。于是， 当时郭嵩焘等就提出了疑义。郭在后来回忆说：“夷祸成于僧邸之诱击。去岁之役，先后奉诏旨十余，饬令迎出拦江沙外晓谕 。洎夷船入内河九日，僧邸不一遣使往谕。去衣冠自称乡勇，薄而击之。仆陈谏再四，又虑语言不能通晓，两上书力争。”

僧格林沁和咸丰的御敌卫国行为招致更大规模的侵略。这应该是大沽口之战的恰当定位。作为当权者，有权力根据自 己的判断进行决策。只是那随后到来的25000人并173艘英法联合舰队，超过了僧王们的抵抗实力，这是决策者没有充 分估计到的。既然来了，那就再战！因为僧格林沁还活着。

如果死在八里桥……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860年8月1日的第二波入侵，英法联军选择的侵略登陆地点正是前次挽约时僧格林沁给他 们规定的北塘路线。有备而来的侵略者凭借强大的火力和先进的战术，夺取了津门海防。直隶提督乐善战死于大沽口北炮台。

连侵略者也不得不哀叹，“鞑靼人，帝国的最好的军队还想抵抗并寸土不让地保卫领土”，“鞑靼守军打得非常积极 ，非常勇敢，甚至在法军深入炮台内部后，他们还继续进行抵抗”，“在炮台内找到了……成千具鞑靼人的尸体”。

这是僧格林沁一败于津门。他成了咸丰的替罪羊，被“夺三眼花翎，褫领侍卫内大臣及都统”。

僧格林沁的蒙古马队和万名步兵，退守通州张家湾—八里桥一线，准备再战。奈何上头见形势不对，执意议和。初， 议和破裂，联军紧逼北京。怡亲王载垣等到僧格林沁军驻地通州与英法谈判。经过四天的反复辩论，在中国方面几乎完全接受 了联军代表巴夏礼等人提出的条件后，谈判碰到了中方坚持的体制问题：英国人提出进京向中国皇帝亲递国书。载垣认为“此 事关系国体，万难允许”。

按照中国当时礼制，洋人必须按照贡使模式进京并须向皇帝跪拜。巴夏礼说：“我非中国之臣，怎能解袍跪拜？”执 意不肯。清廷乃训令“必须按中国礼节，跪拜如仪，方可许可”，对方坚持不让步。

巴夏礼此人早就为清政府记恨。因为第二次鸦片战争导火索之一的“亚罗号事件”即是此人导演。继叶名琛(被英军 俘虏后自杀于印度加尔各答)任两广总督的黄宗汉曾经上奏咸丰帝说“天生巴夏礼，所以祸粤也，不去巴夷，粤难未已”。所 以，咸丰帝一定记得这个侵略头子，这回送上门来，看尔如何逃脱！

于是就有了僧格林沁扣留巴夏礼一行39人的事件发生。事后载垣就有奏折说：“该夷巴夏礼能善用兵，各夷均听其 指使，现已就擒，该夷兵心必乱，乘此剿办，谅可必操胜算”。

人质外交并没有收到效果。巴夏礼并非统帅，夷兵的战斗力也远远超过了朝廷的想像。清政府的计划全盘皆输。

英法联军发起进攻。僧格林沁败于张家湾，向八里桥撤退。

9月21日，僧格林沁再败于八里桥。八里桥在京东通惠河上，扼京东咽喉要道。

此役，僧格林沁率本部马队穿插冲杀于敌南路与西路之间，抗击英法联军，旋因联军西路一部抄袭僧格林沁军后路， 僧格林沁遂撤队而逃。洋人记录了战争的惨烈：“八里桥之役，中国军队以少有之勇敢迎头痛击联军。……他们顶住了使他惨 遭伤亡的强压火力……还是宁愿一步不退，勇敢坚持，全体就地阵亡。”

且看僧格林沁的旗手以光辉形象谱写的晚清骑士最后的挽歌：“桥口站着一个身材极为高大的鞑靼人，他看起来像是 总司令的旗手。他手执一面写有黑字的大黄旗，并且把这面旗帜不时指向所有的方向。此乃僧王之旗，所有官长的眼睛都注视 着它，因为它正向全体中国军队下达着命令……子弹、炮弹在他的周围呼呼作响，飞啸而过，而他却依然镇静不动。”最终“ 霰弹把他击倒在地，于是大旗也向一旁倒去，随着它的旗杆而去的是一只紧紧抓住它的痉挛的手……”

次日，咸丰携皇太子、两宫皇后、肃顺等大臣从圆明园启銮到热河作“木兰秋狩”，逃跑了。一个烂摊子交给了他的 六弟恭亲王奕。僧格林沁被夺爵、职，只留钦差大臣职务，蒙古主力丧失殆尽。

10月6日，圆明园被焚。此后，巴夏礼等八人被归还，英法联军代表十数人被报复性杀害。

难道武人没有愤怒的权利吗？

僧王的鲁莽行为和正当性的难题，已经被人谈论了多年。但是，这是一个伪命题。行为的鲁莽和行为的正当性不是一 个层面的问题：鲁莽是手段问题，正当性是合法的目的问题。见敌人来了，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击之而快慰人心。规则 是强国定的，弱国为何要遵守？即便圆明园因此被烧，即便招致更大的列强要求，但是，如果不打这一仗，长期来看，一定就 能保住那些利益吗？民族之气节有时又不能以利益得失去衡量。何况一个骑士，他的使命就是见到敌人就杀。问题不出在作为 武人的僧王，而在晚清专制的体制，在晚清的封闭和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