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语文课本的变迁

新中国建国初期的中小学语文教材，有两个显著的特点：

一是以鲜明的政治色彩体现强烈的国家意志。在民族积弱、个体国家意识薄弱的时代背景下，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唯有依靠高强度的政治组织，才可能集中力量发展现代工业，提升国力，不受外人欺侮。

二是“苏式标准”。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的国际形势下，中国政府急切希望在知识体系、教育体系上与苏联“老大哥”全面对接，以快速汲取现代工业知识体系和经验。

1949年秋，新中国第一批小学生使用的语文教材是以叶圣陶等人主编的解放区“国语课本”为基础的修订本，新中国第一批中学生拿到手的也是以老解放区的“中等国文”为蓝本修订出来的一套临时课本。这两套临时课本里的课文都是白话文，不分单元，只有简单的注解和问答式的习题。这些课文的特点是高度重视政治思想性，有较强的政策观念。

1950年12月，新组建的人民教育出版社着手编辑出版新中国首套正式语文教材。教材遵循着“听说读写四项并重”的教学原则，但限于当时的条件，教材存在着总体分量太轻、语文训练和语文知识重视不够、没有系统、各类文章混编、不分单元、缺乏科学性等问题。1951年7月出版的《初级中学语文课本》和1953年改编出版的语文课本，具有强烈的政治气息，课本中党史等方面的内容非常突出，诸如小学课本里的《八角楼上》《毛主席在韶山》《毛主席尊敬老师》《毛主席小时候是怎样学习的》等等，中学课本里的《毛泽东同志的青年时代》《学习白求恩》《任弼时同志二三事》等等即为代表。

为了在知识体系、教育体系上与苏联全面对接，这个时期，大量的苏联作品被选入语文教材。这些作品多反映苏联现代生活，其中不乏佳作，也有一些政治色彩浓厚，文学色彩较弱。除此之外，苏联专家的意见和建议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中国语文教学的走向。

建国初期，一位苏联教育专家评价中国当时的语文教学状况，认为不重视语言因素和文学因素，政治说教太多。针对这一现象，在叶圣陶的倡导下，1956年，“语文”课被一分为二——分为语言部分和文学部分，进行分科教学。这年出版的汉语和文学教材，即《初级中学汉语课本》和《初级中学文学课本》，借鉴了当时苏联语文课本分为俄语和文学的做法，并收录了不少俄罗斯文学作品，如契诃夫的《小公务员的死》、普希金的《寄西伯利亚》等。这两套教材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汉语与文学教学体系，加强了语文知识的系统性，是建国后语文教材建设的一个亮点。不足之处是过分强调了文学教学，忽视了对学生一般读写能力的培养。

1958年的语文教材中留下了深深的时代印痕。其中最大的变化是中止了语言和文学课程的分科，一批艺术水准较高的文学作品被政治时文取代。1966年开始，各地自行编写的“革命教材”五花八门，“语文、政治合并”留下了荒诞的一页。各地语文课本不可避免地充斥着“语录加批判”式的文字。

1978年，一个真正的新纪元的开始。中小学生拿到了和过去完全不一样的新书。课本清除了过去的谬误，吸取了国际中小学课程改革的经验，进行了教学内容的现代化改革，增加了有关科技、自然、社会的内容，通过这些内容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爱”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