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改变了上海？

外资不用就可惜了

1978年，新加坡国父李光耀会见了一位特殊的中国客人。

中国客人精神焕发，踌躇满志的样子，给这位从尸山血海里爬出来，又一手拉扯着新加坡成长的大家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宴会的气氛很好，主宾相谈甚欢，李光耀几无保留地介绍了新加坡的发展经验，并且表示很看好中国的未来：“我们这些新加坡华人，都是来自广东和福建的既不识字又没有土地的农民的后代，而当时的文人学士全都留在了中国繁衍后代。因此没有什么新加坡人能做而中国不能做的事情，而且中国一定可以做得很好。”

客人却没有说话，因为在过去的一年里，他又一次零距离地观察了全世界的发展情况，对中国与世界发展水平的巨大落差感到惊讶。就以进出口贸易总额这个简单的国际化标尺来看，1977年中国内地的总额仅为140亿美元，比台湾地区的180亿美元还低得多，更不用说只是日本的1/10。

李光耀的期许，被他理解为了一封战书。沿用过去自给自足的思路是没有办法完成经济扩张的，无论是出于引入竞争的考虑还是出于扩张的需求，都必须尝试真正地打开国门。回到北京之后，这位客人无数次向同僚们强调外资的重要性：

“现在研究财经问题，有一个立足点要放在充分利用外资、善于利用外资上，不利用太可惜。”“利用外资要及早动手，不要再犹豫、再拖延了。”

如此前瞻而强硬的决断，奠定了中国后来数十年发展开放的基调。这位在1978年遍访全球的人物，也因此被人们称为“总设计师”。

然而在当时的舆论环境下，引入外资仍然是一个敏感的问题，明面顶撞者有之，阳奉阴违者有之，唯独缺乏不折不扣执行的人。各个地区对外资的热情也并不一致，已经开始与香港产生密切联系的广东不等政策出来就已经开始用起了外资，更多的地方却还在观望。

上海在这时候挺身而出，打开了第一个突破口。

80年代初，在总设计师的首肯下，中国在全国范围内有工业基础的一些大城市引进了22个大型基建、工业项目。投资来源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来自外资。以上海宝钢为例，301亿人民币的投资中，就有47.8亿美元外汇。

这都是中国最早的外汇融资团队千辛万苦从全世界投资者那里争取来的。

然而在宝钢一期工程中，地基桩柱突然发生了偏离。以当时的技术条件，在地质松软的上海出这样的工程问题并不稀奇，本身并不算什么重大事故。但醉翁之意不在酒，蛰伏已久的反对舆论开始对外资投入对工程质量的影响批判一番，闹得满城风雨。

宝钢工程被迫停工，剩下21个项目也大多延迟、停工。

然而宝钢团队和上海市政府都不愿意放弃已经初现雏形的宝钢。当时的上海市副市长向国务院写信，请求重新启动项目。

面对国务院的质询，宝钢领导层据理力争，认为项目拆除也要用15亿，不如干脆追加25亿让宝钢一期先运转起来，免得已经投入的100亿资金付诸东流。10换100，没有比这更合算的了。

上海人算账最有说服力，多位领导由此转变了对宝钢的看法，项目最终得以投产。

而宝钢的这笔账，也在此后引发了连锁反应。继续利用外资，成为了急于重建工业体系的决策层的共识。这才有了81年中信集团不辱使命，远赴日本成功融资100亿日元，以及此后的一系列海外融资案例，为基建项目快速注入了活力。

中国工业改革开放的巨轮，由此开始缓缓启动。

从汽车做起

虽然在工业改革开放的领域开了个好头，但上海接下来的路却并不好走。

南方的广东、福建两省自明朝以来就是华人南下淘金的重镇，在南洋国家和地区有着深厚的亲属、宗族关系。那里的外贸往来（无论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都远比中国其他地区要更早、更多。在南方四座城市建立特区，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顺势而为的追认。

但上海不同。

在解放前贵为“远东第一大城市”的上海，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其实已经断绝了和外资的联系。除少量在港台地区的人脉外，开放初期的上海已经在全球视野中消失了很久。引进外资可以用国家信用作为背书，引进产业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千金买马骨，上海需要树立一个好的典范。

最高领导层对马骨是有规划的。1978年，国家计委制作了一份《关于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的报告》指出，拟在上海引进一条汽车装配线，对上海轿车工业进行改造。然而事实上，这并不只是对轿车工业的改造，更是为了带来一个庞大而先进的产业链，重塑长三角地区的工业体系。

率先闻声而动的是美国通用，由董事长汤姆斯·墨菲领衔，考察中国为他们准备的合作方案。然而作为职业经理人的墨菲对单纯的技术输出并不感兴趣，他希望中国方面能和通用合资办厂，遭到了中国代表团的拒绝。

谈判纪要到了总设计师的桌上，他对代表团的答复大为不满，在文件上直接批示“合资经营可以办”，“不但轿车可以，重型汽车也可以”。他还举了新加坡的例子，认为劳务收入也是外汇，合资办厂的盈利也是外汇，就算亏钱终归也能带动些生产力。

这下人们都懂了，在争论风口浪尖上的合资是可以被接受的。

探路者通用没能进入中国，德国大众却因机缘巧合捷足先登。被访德代表团意外敲开大门的大众董事长哈恩根本不在乎合作的形式，很快拍板定下了合作意向：“只要中国的汽车密度达到葡萄牙的水平，就是1.3亿辆的销量，这是个大市场，不仅能帮助大众打入中国，还能帮助大众进入美国！”

然而当作为大众钦差的奥迪董事会成员马丁·波斯特来到上海时，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位于安亭的厂房还是一片尘土飞扬的荒地，这样的地方，真的能生产出一辆德国人哪怕勉强认可的汽车吗？而当生产线正式启动时，电力的短缺、工人的懈怠，更是让他精疲力竭。他甚至觉得被董事长哈恩骗了，因为这里连从零起步都谈不上，完全可以说是在负数起步。

他绝对想不到，35年后，一个来自美国的造车后辈会再次被自己在上海看到的景象惊呆。

只是这一次，这位后辈见到的是仅仅一年就能投产的汽车厂房，而且无论在规模还是现代化水平上，都位居世界前列。反而是在大众的老家德国，这位后辈的建厂计划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碍，投资迟迟未能转化为产能。

这个美国人甚至高兴地在上海跳起了脱衣舞。

浦东，来了

就在第一辆国产桑塔纳挂着大红绸走下生产线的那一年，上海街头也出现了一位穿着退休干部服装，行色匆匆，左右观望的行人。

根据一份秘密任命，他很快就要履新上海市长。然而这座工商业重镇如今的拥挤、破败，却已经让从交通大学毕业的他快要认不出来了。所以虽然这本应是他兴致勃勃的故地重游之旅，但宽边眼镜下的愁容，却谁都能看出来。

他的前任，也是他的恩师汪先生告诉他“不要期待桂冠，上海市长就像是一个‘总管’。”他回答：“我战战兢兢。”

正式上任以后，他用了整整12天时间听取了上海各个部门、行业、区域负责人做的汇报，彻底重新了解一次他已经很熟悉的城市。随后，他带着团队马不停蹄地展开了调研、规划工作。好几名高级助手都累倒了，很快就要迎来60岁生日的他却仍然奋战在第一线。

一年后，他的团队就拿出了一份《上海市总体规划》。这份规划有三个重点，其中之一就是极具前瞻性地要求加大浦东的开发力度。

这时离浦东开发开放还有4年，距离浦东新区设立还有整整6年，上海坊间的暗语仍然是“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

对浦东的重视最终被证明是正确的。这片处女地为多年未曾扩展过建成区的上海平添了1/3的土地，全新的城市规划得以在这里展开。而以黄浦江为界，浦西展示着上海在过去一百年里的辉煌，浦东则展示着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成果，古今辉映的风韵在文化审美上也极具冲击力。

如果要为90年代初的改革开放进程找一个标志，那么浦东是当仁不让的首选。

也是从这个时点开始，上海对长三角的影响力也逐步复苏。

1994年，江苏苏州工业园区和昆山高新区成立，一个在苏州市内，一个在苏州东部边陲，最终形成了苏州辖区内的两强格局。而在这两大开发区之外，整个苏南地区的乡镇民营企业也在蓬勃发展，被费孝通称为“苏南模式”。

苏南模式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人民公社时期的社办工厂。

由于改革开放初期的意识形态争论仍然激烈，私营企业雇佣工人被视为一种“剥削”而被禁止。这些以村社为单位的工厂反而占得了优势。集体化的性质，使得这些工厂可以公开雇佣村社中的“闲散人员”，具有了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人力基础。而村社的共同利益，也让这些企业的民间借贷非常顺利。

但只有劳动力和资本还不够，它们还需要技术和市场信息。上海的技术人员正好弥补了这一空白，他们利用假期西进，为苏南乡镇企业带去了最新的技术和国际工业品需求，指导这些草台班子紧跟上海开放的潮流发家致富。

上海就如同一颗丢入太湖东侧的石子，以自己为中心，激起了层层经济的涟漪。

上证交易所风云

上海的母亲河是黄浦江，浦西的母亲河则是苏州河。在上海刚刚开埠的年代里，浦江与苏州河的交界处是这座城市最黄金的地段，南来北往的货物在这里集散，洋行码头与纺织厂终日忙碌不息。即使在今日这里已经被改造成了上海重要的历史文化景区，失去了生活与商业的烟火气，也仍然不改它繁华的本色。

在这个老城区以北的核心景区里，有一座不太引人瞩目的新博物馆，伫立在著名的外白渡桥北堍，已经成为不少金融从业人员来沪必看的圣地——中国证券博物馆。

在变成博物馆之前，这座英式洋房建筑被称为“浦江饭店”。解放前这里是上海最先进的涉外饭店之一，顶层的孔雀大厅更是远东第一大玻璃天棚舞厅，终日莺歌燕舞，享乐不停。美国记者鲍威尔在《我在中国的二十五年》中说这里“可以看到上海大部分外国头面人物”。

但到了1990年上半年，这座饭店早就已经到了倒闭的边缘。孔雀大厅在动荡时期被破坏殆尽，长期没有外国客人到访也让经营举步维艰，饭店都差点被拆除。

突然有一天，一位操着湖南口音上海话的官员带队冲进了饭店。经理定睛一看才发现，原来是新任书记到访，他们此行是为了给即将成立的上证交易所找一处选址。之前几处地方都不合他意，但空旷的孔雀大厅却让这位以精益求精闻名的官员眼前一亮。

饭店没生意，政府有急用，双方一拍即合。大名鼎鼎的上证交易所就这样在一处几乎要拆除的老酒店里挂牌成立了。

其实股权交易的暗流涌动，在上证交易所挂牌之前就已经出现了。

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企业几乎全部听命于各部委。但部委对企业又不具有完全的控制权，地方企业还要受制于地方政府的管辖。唯独企业之间的横向联系非常少，上下游企业的进出货全部要通过部委批条实现，定价和物流体系混乱不堪。

为了解决这个困扰企业已久的问题，从80年代末开始，中央就鼓励企业增强横向联系，使市场效率得以提高。得到机动权的企业也开始了横向并购，整合上下游，也就是所谓的“托拉斯”。为了明确参与企业在托拉斯中的责权，原本被严令禁止的股份交易也开始出现，不仅在企业之间横向持有，也开始向社会和职工发放。

1984年11月，上海飞乐音响公司第一个向公众和员工销售股票。1989年，东北也开始了股权制改革，沈阳证券交易市场迎来了黎明机械公司和沈阳工业品贸易中心两只早期债券。1990年，民间融资极为活跃的深圳已经有了300家股票交易中介。

民间的股债交易事实上已经势不可挡，只等一个追认。

尽管条件简陋、人力不足，但上证交易所的成立却揭开了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篇章。而此时距离上海人上一次炒股票，已经过去了整整51年。

上海的两重改革

1994年，电影《股疯》上映。

顾名思义，这是一部具有很明显时代背景的电影，在上证交易所90年代初方兴未艾之时，很多上海市民都被卷入了炒股大潮。潘虹饰演的女主角，成为了那个时代上海女性市民的标准形象——干练、精明、强悍、重情义。

有意思的是影片的男主角，一位来自香港的投机客阿伦，由香港明星刘青云扮演。这似乎是在暗示上海的开放，在那个时代就已经得到全球化的关注，这位投机客暗喻的是不断涌入上海的境外资产。一座城市的国际化地位复苏，往往就是从这些变化开始的。

这正是中国开放和设立证券市场的意义所在，但要实现这个终极目标，却并不简单。

就在1988年，国外资本要参与上海的合资企业仍然要跑遍14个部门、19个办公室，历时15个月，盖126个印戳。中国人或许并不会觉得有什么，但对于习惯了简政的外国资方来说，这却是非常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前期消耗。

雷厉风行的市长亲自挂帅，组建了一个专门审批外资合资的办公室，保证外方只需要跑一次，敲一个章，就能开展业务。外方高管受益其中，还很快学会了中国人给这位市长起的昵称“朱一敲”。

正如中国在改革开放时代出现过的大量试点案例一样，这种“一个窗口，一个图章”的模式，也很快得到了中央的肯定，在全国各地、各领域普遍推广，成为了检验地方便民办事能力的试金石。上层有鼓励，下层有支持，地方政府也有了十足的动力，“一个窗口”逐渐成为了市政部门的标配。

除了对外资释放的善意，上海也摸索出了一套针对民族资本的管理方法。

80年代末，面对来自南方和江浙腹地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上海在计划经济时代建立起来的国有企业体系显得越来越笨重，纵向管理责权不明，横向联系困难重重。即使有上海大众这样一批合资尖兵，城市经济竞争力还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为了探索对国有企业管理的方法，上海组建了一支精干的考察团，前往西欧国家参观学习。归国之后，这支代表团给出了“国资委-国有资产公司-国企”三级管理的方案。比起原有的模式，中间增加的这个国有资产公司是上海的原创，由它们担任重要国企的投资人和所有人，并且允许私人入股，而那些不太重要的国企则进入改制清算流程，欢迎境内外投资者持有股份。

如此一来，上海的国企数量大大下降，甩掉了沉重的包袱，市场灵活性很快得到了提高。

1994年春节，总设计师来到了上海。这将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到访这座城市。

相比于平地起高楼的深圳，他更希望自己后半生的心血能在上海开出美丽的花朵。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证明他所信奉的真理是能在已有一定基础的城市上得到应用的。

上海没有让他失望。

这座城市正在向着中国内地最具国际化形象的大都市迈进，在改革的探路之役中打出了一次又一次漂亮仗，为中国引来了无穷的新思路、新资本、新技术。过去40年如是，以后40年亦如是。

历史终将证明，建设上海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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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回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