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军统三剑客”中的"书生杀手" 晚年被台湾抛弃

原题：军统有名的"书生杀手"，心存幻想抗拒改造，最终被台湾所抛弃

周养浩，1910年出生于浙江江山，与戴笠和毛人凤都是同乡，和沈醉徐远举并称为“军统三剑客”。他不是军校出身，也不是从基层干起来的，而是一个学习法律的大学生，看上去也是文质彬彬的。据说戴笠中意他，不单是因为同乡的缘故，而是靠其卓越的才能、非凡的智商，才被戴笠捧进了“复兴社”，加入了特务组织。

周养浩广为人知的事，是曾亲自策划部署杀害爱国将领杨虎城的行动。1936年12月，杨虎城与张学良发动了“西安事变”，逼迫蒋介石抗日。西安事变后，杨虎城被蒋介石逼迫出国。“七七事变”后，他要求回国抗日，遭蒋拒绝。1937年11月，杨虎城由法国回到香港，准备参加抗日工作，后被骗囚禁达12年之久。

1946年，在重庆政协会议上，毛泽东曾提出释放杨虎城，却被蒋介石否决。1949年，蒋介石“引退”后，代总统李宗仁曾下令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但因蒋阻挠,没有执行。9月，蒋介石下达杀杨虎城的命令。

1949年9月，周养浩带着处死杨虎城的命令，假意对杨虎城说蒋介石要在重庆见他，把他送往台湾。杨虎城信以为真，便随其前往。车一出发，周养浩就给毛人凤发了电报，让重庆特务安排好行刺。当晚杨虎城和儿子杨拯中及秘书宋绮云等人到达戴公祠。特务张鹄引他们进入房内，杨虎城走在最前面儿子杨拯中双手捧着母亲的骨灰盒跟在后面。当杨拯中正要进人卧室时，特务从他身后下手，匕首刺进了杨拯中的腰间，他一声惨叫……杨虎城猛一回头还未来得及看清自己儿子的脸，杨拯中就倒在了血泊中。尔后，杨虎城及他的秘书宋绮云夫妇等人也一同被害。一时血流满阶，惨不忍睹。凶手们把杨虎城父子的遗体掩埋在戴公祠的花坛里。对杨虎城的迫害，是周养浩一生无法抹去的污点，亦被世人唾弃。

息烽集中营是一所可容几百人的国民党军统设立的秘密监狱,专门用作囚禁中共党员、进步人士和违反军统纪律的军统特务分子。车耀先、罗世文、张蔚林、张露萍等革命人士都在这里被囚禁过。人们只要被关在这里两三年，便被折磨得连走半里路都不能坚持，就连军统特务们谈到这个监狱都不寒而栗，对革命人士的迫害就可想而知了。

周养浩来之前的息烽监狱，犯人每天只有一个小时的放风时间，其余时间除了过堂，就是在牢里蹲着，生活极为困苦。周养浩认为不能让犯人天天这么呆着，于是改革“狱政”，成立生产机构，让每名犯人必须参加劳动。他将犯人分成两类：一类是服从管理、能在工厂干活的犯人，称为“修养人”，他们工作时计件报酬，并可在规定的时间和区域内自由活动；另一类犯人主要是地下党和一些重刑犯，他们多数是不服从管理的，仍然像以前一样整日被关在大牢里。

周养浩借“狱政革新”，让“修养人”从事生产劳动，实际上是牟取暴利的一种手段。当然这些看上去还是仁慈的，找到的息烽监狱的史料上记载过，在集中营办公楼门上有一幅楹联：“养天地正气，浩清白家风”。其中两联的头一个字，是他的名字。看起来是风雅的表白，其实是往自己脸上贴金。他还在院墙上写下了一些攻心的标语，如“成功失败，稳操我手”、“天堂地狱，唯人自择”、“迷津无边，回头是岸”、“宁静、忍耐、毋怨、毋尤”等。

但是，罪恶的事实撕开了他的伪面孔。

在息烽集中营最恐怖的地方要算“猫洞”，这是一个设在天然溶洞内的刑讯室，是对革命志士刑讯逼供的秘密地方。由于该洞深藏不露、阴冷潮湿、阴森恐怖，受刑者即使发出嘶心裂肺的叫声，外面也很难听到。老虎凳、十指钉钉、披麻戴孝、水火交攻、灌辣椒水、电刑等，司空见惯。解放后当地政府进行了部分发掘，发现了很多戴着锁镣的白骨...........

解放后，周养浩与沈醉、徐远举等人关押同处一室，因沈醉交代问题时曾涉及到周养浩，周养浩怀疑是沈醉有意出卖自己，于是他怒火冲天顿起杀意，拿起身边的小板凳就往沈醉头上砸去，多亏旁边的宋希濂伸臂一挡才没砸着沈醉。周养浩正要打第二次时，凳子已被宋希濂夺走。此后周养浩和沈醉一直是横眉冷对，老死不相往来，两人不管是谁，涉及到对方时总是有意回避，就像没有这个人似的。

1956年周养浩被转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但表现却一直不怎么好。他工于心计，加上是搞法律出身，就拼命为自己辩护，每次提审让交代问题，都变成自己无罪辩护的舞台。他总认为自己只是奉命行事，从法理上讲自己是无罪的，因其口才很好，又摆出律师的劲头，有时候提审人员还真说不过他。政府自然不允许他狡辩，认为他是反动立场顽固。

这样周养浩自己也觉得很沮丧，整天沉默寡言，很少与人交往。平日最大的乐趣就是吟诵古诗词。不过他吟诗有时候也给自己带来麻烦。他唱《金陵怀古》时，被批评为"怀念蒋介石"，他唱《苏武牧羊》，又被指为"思想顽固，不思悔改"。到最后他也就破罐破摔，我行我素，任凭别人怎么说，一切如旧，也不求特赦了。具体表现在不但改造表现较差，连监规也不遵守，也不好好劳动，经常装病。

1975年周养浩作为最后一批被释放的战犯，允许他们去任何地方并发路费，他和其他共10人要求回台湾和家人团聚，在香港滞留140天没有获得台湾当局的允许，只得去美国投亲，1990年在美国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