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为何会选择功德林监狱关押国民党战犯

功德林监狱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下关之北，因寺而得名

功德林是一座古刹，旧称“石佛禅林”，始建于金代。“功德”二字，原本是佛家用语，专指念佛、诵经、布施等事。相传，唐代僧人玄奘去西天取经，在其经文上就有“功德”二字。元代功德林寺是在大都健德门内，一度香火极盛。明代收缩京城，北面的城墙向南移数里，于是功德林寺就位于德胜门外了。后来逐渐荒废，僧去寺空，石佛也无踪影了。

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广安门外普济堂粥厂创办时，康熙皇帝亲自书写匾额“膏泽回春”，还专门建了一座御碑亭。由于皇帝的倡导，北京先后建起了30多个粥厂。这些粥厂大多设在城外和城门附近，都是寺庙附设的。在这些粥厂里功德林粥厂是最有名的。

到了清末，时局动荡，政事衰微，传统劳役刑罚效果的不理想纳入清统治阶层的视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山西巡抚赵尔巽奏请各省通设罪犯习艺所，对服刑役犯教以一技之长。光绪应允，京师开始筹办顺天府习艺所。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七月，中央管工巡局事大臣那桐奏准，在功德林创设京师习艺所。其宗旨是：收客犯人，令习技艺，使之改过自新，藉收劳则思善之效。这时的功德林京师习艺所，不再是寺庙办的救济乞丐的粥厂，而是我国具有近代意义的罪犯作业的场所，并且还是由中央巡警部直接管辖的。

到了宣统年间，顺天府习艺所改良为模范监狱。

1915年更名为"京师第二监狱"。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期间，司法总长罗文干最终完成了这座监狱的全部改造，后来成为国民党北平"第二模范监狱"。

功德林监狱在京师第二监狱时期的改良在民国初年监狱改良运动中具有典型意义。首先，从名称沿革来看，经历了习艺所到新式监狱，又统一成模范监狱，并以序号排列。其次，功德林监狱建筑在这一时期成为当时新式监狱的代表，代表性地反映了民初新式监狱仿照日本的成功模式。另外，功德林监狱在这一时期的改良中因花费少而成果丰，成为有关部门树立的典范。

1928年以后，国民党反动派把功德林监狱变为关押“政治犯”的监狱。许多共产党员、爱国志士遭到残酷的迫害。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一日深夜，支由八路军领导的平西游击队袭击功德林监狱，解救难友，在当时引起全国轰动，警方惶恐不安。随后，在功德林监狱内关押的“政治犯”，统统被押解到西安门内草岚子监狱。

新中国成立后，功德林监狱由两个部门（即华北军区军法处和华北社会部审讯科）管辖，羁押的犯人也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华北军区军法处关押的犯人；另一部分是华北社会部 审讯科关押的犯人。犯人分别关押在东、西两个监区的牢房中，由两个部门各自管理。办公室也是将功德林大院子分为东、西两部分，各自办公，互不干扰。1952年，华北军区军法处搬走后，整个功德林监狱全部移交给公安部一局四处（执行处）管辖。嗣后该监狱直属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管辖，并改为“北京战犯管理所”。这里曾关押的100多名高级战犯共分为13个小组。其中邱行湘任第一组组长，组员有杜聿明、宋希濂、康泽、王陵基、范汉杰、廖耀湘、陈林达、溥仪等人。这里关押的原国民党战犯还有黄维、陈长捷、文强、沈醉、郑庭笈等人。

功德林关押的国民党战犯情况比较复杂，改造的难度也很大。这些人长期为蒋介石国民党效劳，甚至直接参与了蒋介石集团的诸多重大决策，是蒋介石最可靠也最有实力的人物，反动思想根深蒂固。他们中不少人自命为蒋介石的信徒，认为蒋介石才是中国的"正统"，是"为国为民"的。他们对于战败不服气，不认输，认为今天所以成为战犯，是因为打了败仗，"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他们认为既然为蒋介石国民党效劳，就不应在共产党面前低头，"君子不事二主"思想长时间转不过弯来。

《六祖坛经》曰：见性是功，平等是德。功德的含义很广，是布施行为的褒奖语，好比说：某人收复了失地，就称为中兴之功，功劳不是奖励官职、财物等，功德也类似，功德不是获得的福利、善报，功德能缘起福利、善报。功德林监狱，我们不难发现其名字有教诲与体恤意义，而功德林庙宇作为体现渡人以善、济人以贫的“功德”之地，来完成战犯的改造，对过去的罪行进行悔过，今天重新做人，是一个人最大的功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