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融资困境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时，孙中山正在美国内陆小镇奥格登的旅馆——后来传言说他是在丹佛的一个餐馆里洗盘子。其实，孙中山当时是在美国、加拿大两百多个城镇做巡回演讲，为革命起义筹款。
当他来到奥格登时，恰好看到当地报纸上的一角记载着武昌起义的新闻，这才得知国内的革命者获得了成功。
孙中山没有立即返回中国，而是先去欧洲。在伦敦，孙中山给英国外相爱德华·格雷一份个人声明，希望获得英国政府1000000英镑的贷款。为此，孙中山承诺将给予英国丰厚回报，如给予英国更多的利益，中国海军由英国军官指挥等。
但是，相比较孙中山，英国政府更看好袁世凯，爱德华·格雷说：“所有外国人以及反满的团体，都可能给予袁世凯以总统的职位——假如他能驱逐满清并赞成共和。”
▲孙中山回到国内
一无所获的孙中山只得回到中国，他在回国后面对新闻记者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
虽然这句话听起来非常的振奋人心，但我们要知道，这其实反映的是孙中山的无奈。事实上，孙中山自立志革命以来，就一直将绝大部分的精力用在为革命筹措经费上，为此夙兴夜寐，死不旋踵。
但是，革命融资一直存在困境，且难以解决。
一、哥哥帮助解决创业经费
孙中山刚开始革命时，主要经费来源是他的哥哥孙眉。
孙眉是檀香山有名的华侨资本家，他在茂宜岛经营6000英亩的大农场，富甲一方，是名副其实的成功人士。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筹备创立兴中会，为了筹措革命经费，兴中会章程规定会员需缴纳入会底银五元，另设银会，集股举办革命事业。
能想出会员制和股份制融资办法，不得不说，孙中山真是一个富有现代经济头脑的人。
但是，作为刚刚“出道”的新人，孙中山只是一个无名小辈，人家华侨肯定想，咱花钱成为你的会员，还不如花钱在视频网站上包月。孙眉为了帮助弟弟，就带头缴纳入会底银，并捐献股份银二百元。孙眉在檀香山号称“茂宜王”，在华侨圈子里口碑很好，在他的带动下，一些华侨纷纷加入兴中会。
但是，兴中会的会员人数依然有限，革命资金缺口很大，而孙中山又急于回国发动武装起义。为了解决弟弟的燃眉之急，孙眉决定以低价出售一批牧场的奶牛，共凑够1.3万余元给他作为起义费用。
孙眉的慷慨之举带动了不少当地的华侨，华侨资本家、兴中会干事邓荫南甚至决定变卖自己的农场支持革命。
此后数年，虽然孙中山的起义屡战屡败，但是孙眉一直没有怨言，他捐款累计达70余万元。为了弟弟的革命事业，他不惜从大资本家变成无产阶级。190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发行债券，孙眉将千多头牲畜变卖认购债券。孙中山奔走革命旅费之需，孙眉曾将珍藏的“龙涎香”赠给其变买作旅费。
▲孙中山成立兴中会
1907年秋，孙眉举家迁往香港九龙牛池湾，只能租屋寄居，亲自耕种，种植果菜，饲养家禽。虽然他过的是跟李子柒一样的田园生活，但是却没有李子柒一样的日进斗金，而是过的十分拮据。
孙眉解决了孙中山在刚刚"出道”时的融资难题，给了孙中山足够的创业资金。然而，大规模的武装起义，需要更巨额的资金，光靠孙眉一个人显然不可能。
二、海外华侨的募捐
孙中山的革命经费，主要是来自华侨的募捐，“同盟会之成，多赖海外华侨之力”。
革命党在海外华侨中筹款，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吸收华侨加入组织，同时收取会费；二是募捐；三是发行债券。
除了对华侨宣讲革命的意义，孙中山还承诺给予华侨未来的“甜头”。1904年1月，孙中山到美国檀香山组织中华革命军，以发行军需债券名义募款，当时规定实收美金一元，承诺革命成功之日，见券即还本息十元。
同年5月，孙中山又到三藩市向华侨推销他的革命军需债券，并且许诺，只要你购买了革命军需债券，你就等于自动入了兴中会，而加入了兴中会，以后革命成功会员可享受一系列优先权利——这太划算了，不用交会费就能参加革命组织。
1911年7月21日，革命党在三藩市设立洪门筹饷局，孙中山制定奖励措施，“凡认任军饷至美金五元以上者，发回中华民国金币票双倍之数回执，民国成立之日作民国通宝用，交纳税课，兑换实银”，而对于认购百元以上者还有额外奖励，即每百元记功一次，每千元记大功一次，民国成立后论功行赏，记大功者可向民国政府请领一切实业优先权利。
但是，无论孙中山演讲的感情如何充沛，PPT做的如何酷炫，投资回报如何丰厚，但其实开的都是“空头支票”。因为孙中山的革命到底能不能成功，完全是一个未知数。
一般来说，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以及信用良好的企业债券大多没有担保，但是孙中山的债券显然不属于以上任何一种。他也不提供任何抵押担保，因此，所有购买革命军需债券的华侨，其实都是在做风险投资，很可能会血本无归。
▲1911年,孙中山在美国与同盟会成员合影
真正愿意倾囊相助，毁家纾难的华侨富商，都是被孙中山救国救民的感情所打动，而不是看中了他所说的丰厚回报，例如宋嘉树、邓泽如、李纪堂等等。
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看好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也不为孙中山许诺的空头支票所诱惑，比如孙中山看中邓泽如与吉隆玻大侨商陆佑的特殊关系，曾让邓泽如劝他捐出10万元，回报是革命成功后云南矿业10年的开采特权，但是被他明确拒绝。
根据学者颜清湟的研究，华侨中最支持革命的，是其中下层阶级，但他们虽然热情，却财力有限。而且，中下层华侨的支持热情也是有限的，毕竟大家在国外讨生活也都不容易。
1894年孙中山在旧金山的一次捐款就得到13000美元，但由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再三失败，华侨对之明显失望。1910年2月，孙中山到旧金山计划筹款5万元，但是一日仅得数百美元，2月10日在致公堂演讲仅得102美元的捐款。
孙中山在芝加哥洗衣馆、中餐馆等处募捐时也往往受到冷遇，甚至被拒之门外，原定计划在芝加哥筹款两万元港币，但结果仅募得三千元；胡汉民在新加坡劝捐时，召开筹款会议，有人却避而不见。
三、外国政府的冷淡态度
华侨的人数是有限的，资金也是相对有限的，毕竟整个基本牌就摆在那里，无法支持孙中山长期的耗资巨大的革命事业。况且，还有康有为的保皇会这个强势的竞争对手，不停地给孙中山下套使绊。
1904年，孙中山在旧金山登岸后，保皇会勾结清廷驻旧金山领事，向美国海关告密，称孙中山“系生长广东香山县，所持护照，必为伪造”。美国海关当局以“中国乱党”的罪名将孙中山拘禁，准备遣返回国。在保皇会的攻击和破坏下，很多人不相信孙中山的革命宣传，甚至把他看成是讲大话的骗子。
孙中山非常渴望能够得到外国政府的巨额资金支持，为此，他也给外国政府开了很多支票，包括提供特权、地位和租界等。但是，这些外国政府一个个都把钱袋子捂得紧紧的，一来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前途未卜，二来他们还不想跟清政府恶化关系。
比如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孙中山多次通过日本驻香港领事中川恒次郎要求日本政府援助即将举行的广州起义，然而后者认为孙中山太年轻，难以成大事，未明确表示支持；
1907年，日本政府应清政府要求，驱逐孙中山出境，但担心压制中国革命派对日本扩张势力不利，乃捐献给孙中山5000元，事为章太炎、张继等人知道后，认为孙中山受贿、被收买，同盟会差点分裂；
孙中山在武昌起义后去巴黎，会见东方汇理银行的经理西蒙。孙中山向西蒙提了几个问题，要求对方坦率地、直截了当地给予回答。西蒙的回答，能让我们看到外国政府和资本家不愿意投资中国革命事业的考量。
▲因保皇会举报，1904年孙中山被美国移民局拘留的图片
首先，孙中山问西蒙能不能在最近期间内向临时政府提供贷款。西蒙作了否定的回答，但如果革命者建立起一个为全中国所接受并得到列强承认的合法政府时，它们将不反对在金钱上给革命者以帮助。
接着，孙中山问西蒙是否同意商谈一笔借款，使中国能够用以付清庚子赔款。西蒙表示不能理解这样做中国会得到什么实际的好处，但只要借款的担保能充分令人满意，他们不反对使孙中山得到满足。
孙中山提出的第三个问题是：“您是否反对以及您是否认为贵国政府会反对用其他等价的担保去代替关税作为现有借款的担保品？”西蒙回答绝对不可能，在中国的信用得以牢固地树立以前，现有借款的条件不得做任何修改。
由此可见，只要孙中山没有建立起一个强势的中央政府，外国政府和银行就不会考虑给他贷款。政府稳定和与财政健康是能否借来外债的关键，毕竟外国投资人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投资时总是要掂量掂量。
我们来看一个案例，美国建国之时，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力排众议，坚持要求建立中央银行，改善国家的公共信用，以此来吸收欧洲的资本，促进美国的工业、贸易乃至国民经济的发展。
不过，孙中山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建立一个稳定的中央政府，但是要实现这个宏大目标，就必须先革命成功，而革命成功又需要巨额资金，要借到巨额资金又必须有一个稳定的中央政府。
因此，孙中山向外国借款陷入了一个两难困境，这个困境很像抖音上的一个名段子，求职者需要工作经验来获得一份工作，但是找到工作的前提是拥有相关工作经验。
四、临时政府只有10枚银元
由于融资困难，导致孙中山的武装起义要么力量弱小，刚一发动就被清政府镇压下去，要么难以为继，刚有成功的苗头就因为缺钱半途而废。
1907年镇南关起义时，当时革命军已经攻破了镇南关，破城之后，清军士兵，特别是广西陆荣廷旗下的士兵，向孙中山提出有条件投降。
孙中山许诺，如果是带枪来投降的，打下龙州、南宁后，每人赏100元。陆荣廷部下提出，先给每人30元，如果攻下龙州、南宁，再求封赏。孙中山算了一笔账：每人30元，以4000人计，就需要军饷12万元左右。
所以孙中山急忙给邓泽如写信，要求他速速去说服吉隆玻大侨商陆佑，筹集这笔款项。但是正如前文所说，陆佑一分钱也不给。
1908年5月，云南国民军光复河口，黄元贞投降，这本是好事，可是孙中山没高兴几天，就开始愁眉苦脸了。原来河口地区粮食极贵，士兵每人每天至少要发伙食费0.3元，当时云南国民军总数3000余人，每天光粮食一项，开支就需要千元。
还需要给杀督办的士兵分红2000元，占山上炮台和杀哨官首级的分红共计2500元。打下河口之后，孙中山马上征收义捐，不过得银3500元，还不够两项分红的支出。幸好，当地商人梁成泰之子梁秋及时捐献2000元，方解燃眉之急。
所以，吃过缺钱的苦的孙中山，深知革命成功必须要有巨额的资金作为后盾。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这就是他为什么在武昌起义后没有立即回国，而是先去欧美各国筹款的原因，他说：“因迟迟而归国者，要在欧洲破坏满清之借外债，又谋新政府之借入。此次直返上海，解释借洋债之有万利而无一害，中国今日非借五万万不能建设裕如。”
因为没有借到钱，加上各省独立，不向中央政府缴纳税款，致使孙中山的新政府难以维持下去。当他宣誓就职大总统后，一次安徽前线军情告急，粮饷皆缺，急电中央索饷。
孙中山朱笔一批：拨20万元济急。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持此总统手批，前去财政部拨款时，发现国库之内，只有银元10枚。孙中山邀请实业家张骞出任财政部长，但是张骞婉拒，因为他相信，即使有盐税和上海海关的收益，临时政府仍然面临着八千万两的年度赤字。除了向外国借款，他也没有办法。
除此之外，由于孙中山对于融资格外看重，引起了同盟会内部很多领导人的误解。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同盟会的一些骨干成立了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宣言中不指名的批评孙中山，“仰赖金钱至上主义，为了钱聚集一群乌合之众，混乱党内”。
▲1911年底，孙中山与黄兴等人在上海讨论组建临时政府等事宜
然而，当武昌起义爆发之后，财政经费捉襟见肘，中部总会的领导人才意识到孙中山融资的苦心。1911年12月18日下午，驻于湖北会馆的一营敢死队就因多日未曾领到军饷而发生骚动。
士兵们威胁称如果拿不到饷钱，众人便散伙；12月27日，昆山发生骚乱，起因是当地的革命军试图强征钱粮，招致民间的反抗，结果40名百姓被杀，革命军5人死亡。
军心不稳，民心骚乱，这不仅反映的是临时政府的财政危机，也暴露了临时政府的权力虚弱。
尽管临时政府发行了100 万元军用钞票，但因其市场信用很低，在流通中遭到人们的冷遇，多数商家不肯接受这种货币。
财政困难直接导致军事上的困难，革命党人再也无法维持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孙中山在1912年初只好把临时大总统之位让给袁世凯。
事非经过不知难，回首往昔，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为了筹措起义经费，不辞辛劳，日夜奔走游说。他吃过多少闭门羹，听过多少场面话，我们已难以一一得知。
这其中的辛酸与折辱，没有强大的救国情怀和坚强毅力，绝对无法忍受。还记得1910年广州新军之役失败后，孙中山在马来亚召开会议，他声泪俱下：我一再向海外的同志要钱，但是到了现在，又来向你们要钱，就这一次吧，如果下次再失败，我就永不来见你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