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7 张治中早年的5次遇险 | 欣悦与彷徨：张治中父女的家国往事

成为军人，也意味着危险。父亲曾多次说，他一生中曾5次大难不死。

他的带兵生涯是从三个勤务兵做起来的。

当差遣没有多少固定工作，但父亲不甘清闲，就想起不如把旅部的勤务兵集合拢来，施以训练。最初召集三个勤务兵，后来渐渐加到五六人，渐渐加到四五十人。这些勤务兵对上课、上操都很感兴趣，自动愿意参加。他们受了训练后，不但知礼节，而且精神好。

这对父亲来说，一开始只不过是一时的兴趣，并没有其他想法。但是，旅长看见他练兵有方，就下令再凑集六七十人，编成一个旅司令部警卫队，派他当队长。这样，父亲就脱离上尉差遣的名义了。

父亲有点自豪地说，“回想起来，作为一名军人，且曾统率大军，参加过大时代的抗日战争，就是从这时候练起的。”

成为军人，也意味着危险。父亲曾多次说，他一生中曾五次大难不死。这是他多次口述，然后秘书余湛邦[1]记录下的一些历险经过：

第一次是在驻粤滇军第八旅当警卫队长的时候，带了一班弟兄跟从旅长伍毓瑞将军去对一营刚改编的官兵讲话。话才说了几句，他们就鼓噪哗变起来。伍旅长由几个卫士保护脱险。我和这一位营长站在广场中间，当几百支枪乱行射击时，这营长把我往地下一推，大家都匍匐在地。变兵开枪达十多分钟之久，相去不过20公尺左右，枪弹像雨点般不断落在我的前后左右。我当时只有束手待毙，但等到变兵枪声停了，我和这营长站起来，居然没有丝毫受伤。

第二次是在粤闽交界的黄冈，彼时我已调任连长。我军进攻驻闽的北洋臧致平军队，战况非常吃紧。我奉命带了一连人掩护左翼，占领了一小山，和敌战斗。到拂晓便带了弟兄们冲锋，目的是要把威胁我们左翼侧的敌人驱逐走。从山上冲到山下，又经过一道水田，攻到对面小岗上一个长方形菜园。谁知敌人仍顽强不退，而且三面把我们包围起来。战况激烈，在我左右的弟兄连传令兵都伤亡殆尽，我浑身都溅染了鲜血，但终于把敌人击退，我也并没有受伤，而我的勇敢自此得名。

第三次是驻在潮州城外，我已当了营长。桂军刘志陆[2]和北方勾结，夜里派兵把我团包围。我营各连是分散驻扎各村的，最初听到枪声还以为是误会，仓促间无法应付，我率领了守卫营部的几个弟兄冲出去，到了一个小山上。谁知侧面相距很近的小山头也早被敌兵占据，突然向我们密集射击，我几乎连跑带滚滚到背后山脚下，只剩了一个卫兵。跑到团部时，全团已被缴枪，团长也在那里。

第四次是在四川宣汉县，我当川军独立旅参谋长。其中一团长叛变，事前毫无所悉。叛兵围了旅长林光斗将军公馆，出其不意地把他打死了。另一批叛兵到司令部来找我。那是一间民间的楼房，我刚好微感不适，在楼上和内弟洪君器闲谈，突然听到门口人声鼎沸，杂以枪声，情知不妙。洪搀着我从楼上窗口往后墙外跳下去，沿着城墙走到邮政局里。局长范众渠是素来熟悉的。再由他去告知陕军留守处林黄胄参谋[3]，把我接去藏起来。叛军到处搜索，风声很紧，不得已扮作伤兵混在陕军伤兵队里出城，经万源入陕，始脱险境。

第五次是八一三抗日之役，敌人从我左侧背狮子林登陆，已到我军左侧后方，如果被包围之势一成，我军便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为了抽调部队迎敌并安定正面军心，在敌机不断轰炸下，我还是坐了车到前线去。中途敌机来往太紧了，便弃车步行。半路遇到一个骑自行车的传令兵，我就改乘他的自行车到了八十七师司令部。它在江湾叶家花园。刚到那里，敌机又集中轰炸，我躲在园内毫不坚固的假山洞里。一位同志还拿来钢盔给我带上。炸弹不停地落下，假山四面的大树断了，洞前后左右都落了弹，大家都笑着说：“这是日本鬼子来欢迎总司令的吧！”

以上都是较大的惊险，小惊险就更不必说。我是个革命军人，为了革命，生死早置之度外，这些惊险也不过是我的奋斗生命中几个小小的波纹罢了。

其实，父亲遭受到的危险当然是远不止这些了。在警卫队的时候，他有一次站在山头上侦查敌情，山下是个小河，河对面就是敌人。他正在拿着望远镜瞭望的时候，对面的敌人发现了他，枪弹连续地打了过来，有一颗子弹擦耳而过。从他身后的卫士和传令兵身上穿过，一个从脑袋穿入，迸出脑浆而死；一个从嘴边穿入，打落了牙齿。父亲并未中弹。

父亲作战勇敢的名声逐渐就起来了。

他很快从队长升为连长、营长。他带兵，无论到什么地方，决不带行军床，只是随身带一件雨衣，等到士兵都睡下了，他才躺在士兵们的空档里睡。

他自己也说：“在作战时总是站在第一线前面。无论行军、宿营，一概以身作则。无论到什么地方，先把兵安顿好，勤务布置好，然后自己才休息。吃饭当然更是同在一起，兵士吃什么我吃什么。我又注重精神教育，常对士兵作精神讲话，鼓励他们，并且经常关切士兵日常生活和纪律情形，所以这一营兵带得很好。”[4]

就是在父亲所说的第三次大难不死那回，他被缴械了后，被迫上船去了上海。在上海，他接到友人罗天骨的一封来信，随后就入川去了吕汉群的第五师，被任命为少校参谋。

后来，刘湘反攻成都，吕汉群败退，父亲回到了家乡。然后，他又去了上海。在上海，他又见到了吕汉群，吕汉群建议他再次入川。“宣汉事变”后，父亲一路历经千辛万苦，再次回到了家乡巢县。

经历了两次入川、两次出川的打击后，他的思想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没想到四川的情形是如此的复杂，根本摸不清楚川军的一切勾结和阴谋，自己差点在里面搭上了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