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4 张治中与周恩来的莫逆之交

这是周海滨——《欣悦与彷徨：张治中父女的家国往事》系列

父亲与周伯伯即便在国共两党尖锐对立、武装斗争十分激烈的情况下，也从未中断过友好往来。

1956年，十一国庆节晚上，在天安门城楼上看焰火时，一纯与周伯伯有一段对话。一纯走到周伯伯跟前说：“我入党了。”

周伯伯马上说：“噢，太好了。”

周伯伯拉一纯在他身边坐下，然后说：“从我们党内来讲，马克思主义在你们家取得了胜利。但你一定不能骄傲。你要更加尊重你的父亲。你父亲早年曾申请加入共产党。当时，我们没有同意。主要考虑到他在国民党内，比加入共产党对革命事业更有利。”

周伯伯对一纯提及的这件往事，我过去并不清楚。

周伯伯和父亲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他们的友谊可以追溯到大革命时期。

1924年，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父亲参与筹建孙中山创办的黄埔军校。当时，周伯伯是这个军校的政治部主任，父亲从那时起就结识了周伯伯。自此，周张之谊即便在国共两党尖锐对立、武装斗争十分激烈的情况下，也从未中断过。

初入黄埔不久，在周伯伯等人的影响下，父亲想参加中国共产党并向周伯伯提出了申请。周伯伯十分高兴地说：“我个人表示欢迎，但要请示组织后才能给你回话。”

过了一些时候，周伯伯回复说：“中共方面当然欢迎你入党。不过，你的目标较大，国共两党曾有约，中共不吸收国民党的高级干部入党。此时你加入中共恐有不便，不如稍等适当时机为宜。”

当时，国共两党在政治上、社会上斗争甚为激烈，黄埔军校内的国共斗争，实际上是社会上两党斗争的缩影。学生中当时分成两派：一是中共支持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另一派是国民党右派领导的“孙文主义学会”。

由于父亲为蒋介石所重用，同时有保定同学的支持，而当时校内军事教官大多是保定学生出身，他还与中共方面关系密切，所以成为两派的争夺对象。父亲站在中间偏左的立场，认为国共两党应该团结共同革命，而不应闹分裂，因此对两派斗争并不赞成，但在言论上、行动上时多“左”倾，比较偏向“青年军人联合会”。这样一来，父亲为双方、特别是右派的“孙文主义学会”所不容，被右派视为“红色教官”“红色团长”，与邓演达、恽代英、高语罕三个关系密切的人一道被称为黄埔四凶。

中共方面也曾对父亲表示过一次不满，即1925年春天，戴季陶、沈定一到校召开座谈会，“中共对他们很过不去，使其下不了台，最后是我出来解围。我当时所以这样做，只是基于一种感情作用，绝没其他含意。因为我觉得他们是客人，我们是主人，主人不应使客人太难堪。事后，在我领导下的中共干部许继慎曾告诉我，中共方面对此表示不满。此外便没有听过他们对我有其他任何的抨击了”。[1]

戴季陶与父亲的私交不错。我家的客厅里有一幅戴季陶手书的字，内容如下：

闹时练心、静时养心、坐时守心、行时验心、言时省心、动时制心。

民国十四五年大病垂危，书此嘉言悬于内室时，用以自警，介石先生来见之，谓为无上妙药。勉力自制，病终获安。二十六年仲春，养疴汤山，文白老弟来视见之而喜，属为书之。

戴传贤书于望云书屋，时绿柳绕黄半未匀也

国共两党斗争越来越尖锐，以后遂演成了廖仲恺的被刺、三二〇中山舰事件、周伯伯辞的去政治部主任等事件。随着时间的推移，到1925年夏，父亲已经完全同情共产党这一边。

在1989年春天，周伯母邀请我们这些子女去做客，她说：“你父亲是个非常有意思的人。我们这位老大哥喜欢开玩笑。他讲笑话，别人哄堂大笑，可他自己却一点儿也不笑。”

周伯母告诉我们说：“1925年我同恩来在黄埔军校结婚。那时恩来是政治部主任，你父亲是新兵团团长。我们结婚很保密，除了你父亲，别人谁也没告诉。谁知你父亲一定要请客。他安排了两桌酒席，找了几个会喝酒的人来作陪。那次他自己一口酒都没喝，却把恩来灌醉了。最后他找来卫兵把恩来抬回去，直到第二天，恩来的酒也没醒。这件事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周伯伯和周伯母是1925年8月8日结婚的。父亲曾说，周、邓虽无婚礼形式，但确实举行过庆贺，他亲身参加了。地点在广州市旧汉民路一家规模不大的西餐菜馆。当时邓演达、恽代英、熊雄、高语罕、鲁易、邓中夏、陈延年等都在场，气氛热烈，宾主尽欢，还闹了酒。到20世纪60年代初期，父亲与周伯伯同机飞到广州。父亲笑着对周伯伯说：“你们应该旧地重游，到太平餐室吃饭纪念。”办完公事后，两人真的到老地点聚会了一次，周伯伯请客。

北伐战争开始后，父亲为了能够使国共两党合作如初，避免破裂，向国民党军队总司令蒋介石建议由周伯伯充任国民党军队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但最终没有得到蒋介石的同意。每想及此事，父亲“始终认为北伐的统帅部没有周参加，是一个大损失”，“也是导致国共两党破裂的主要因素之一”。

1949年后，周伯伯曾和父亲谈起这一段往事，父亲也在家说起。据余秘书回忆，事情的经过大致是这样的：

张治中向蒋介石进言：“现在北伐就要开始了，为了弥补‘中山舰事件’的影响，显示国共两党的团结，我建议请周恩来担任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一同北伐。”

蒋介石说：“政治部主任一职，我准备让邓演达充任。”

张治中说：“邓可以带兵或者干其他工作，政治部主任以周担任最为合适。”

蒋介石说：“你的建议也有一些道理，但我已决定让邓充当，不好中途变卦。现在总部财经委员会主任一职尚未决定人选，你可征询周的意见，看他愿否接受。”

张治中转而征询周恩来的意见。没想到一开口，就被周恩来拒绝。对于蒋介石拒绝建议，张治中觉得北伐的统帅部没有周参加，是革命事业的一大损失，也是造成两党破裂的因素之一。当时，他心上的一个最大疙瘩是国共问题。他目睹并实际上参与了国共两党的斗争，内心十分不安。他对两党斗争忧心忡忡，时刻苦思弥合补救之策。

当北伐军到达衡阳后，张治中又一次提请蒋介石：会师武汉以后，“对两党问题要请你特别注意，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来保持两党的合作，不能使它破裂！”

蒋介石接连“嗯”了几声，没有给出具体的答复。[2]

父亲再次与周伯伯有较多交往就是任湖南省主席期间了。

1937年冬，武汉撤退，父亲任湖南省主席。当时中共驻长沙的代表徐特立、叶剑英还有周伯伯，经常来家里做客。父亲在湖南任内期间，与中共领导人融洽相处，“即有小事故，我们也能开诚布公，求得公平合理的解决。”如浏阳县县长捏造罪名将一名中共干部枪决后，徐特立将此事通告父亲，在查明真相后，他马上将该县县长撤职予以严惩。

有一次，父亲还和叶剑英商量，如果长沙不守，省府将迁到沅陵，请他任省府顾问，指挥保安部队和人民武装，协助国民党军队打游击。

后来因长沙大火，父亲去了重庆。在重庆，他同周伯伯等中共代表仍保持友好往来。父亲还记得在长沙大火后，在四面楚歌各方纷纷落井下石的情况下，他将拟在报纸上发表的讲话交给周伯伯看，周伯伯还字斟句酌很仔细地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