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时在长安城内见到日本人是不是很容易？｜文史宴

真的很难！

日本曾多次派出遣唐使团，自日本舒明天皇二年（公元630年，唐贞观四年）至日本宽平六年（公元894年，唐乾宁元年）间，共任命遣唐使19次，其中成行并到达长安的有12次。

最开始是2艘船，每船载120人左右，后期多乘4船同行，也有人特别多的时候，比如第九次遣唐使，就达到了557人，分乘5艘遣唐使船，其中就包括在《妖猫传》中出场的，在唐朝任官的阿倍仲麻吕，以及回国后当上右大臣的吉备真备。

不过，必须指出的是，遣唐使使团成员入唐时间期限为一年，之后即要贸易完毕回国。也就是说，绝大部分遣唐使并不会在中国长期居留。

真正能够在大唐长居的，是遣唐学生，即留学生和学问僧，一般从有才华的贵族子弟和僧侣中挑选，留学生将进入国子监所属六学馆，各自学习专业；学问僧则主要在长安、洛阳等地各大寺院钻研佛教。

据日本学者木宫泰彦在《日中文化交流史》中考证，可知姓名的留学生、学问僧总数为149人，其中实际入唐者只有118人，台湾学者高明士在《唐代官学的发展与衰落》中更是作出了具体统计，可知姓名的，日本遣唐留学生总计28名（含新见井真成墓志，韩昇考证应为使团判官，非留学生）、学问僧总计92名。

等比例复原的遣唐使船。

这个数字是250年间，12次成行遣唐使团的约略总数，平均下来，每个使团带来的“留学生”、“学问僧”只有9.83人，当然，人是没有半个的，也可见其数目的稀少。

最重要的一点是，大唐并不是来者不拒，上述数字中，还有考核不合格被退回本国的，这么一减就更少了。

这部分人路费是日本朝廷提供的金沙，他们半学生、半使节的身份也是一大加分项。比如，日本延历十五年（公元796年，唐贞元十二年），渤海国使团进入日本平安京，日本朝廷就委托对方将沙金300两转交在唐的日本僧人永忠等人，此时，永忠已在长安滞留学习了20年……

遣唐留学生、学问僧进入国子监和各大寺院学习后，由唐朝鸿胪寺负责支付费用，但是他们居留学习的时间往往很长，所以唐朝后来干脆发出诏令，有学习九年不归国的新罗、日本人，要入中国籍，所以有一些日本留学生、学问僧干脆留在了大唐，甚至埋骨于此。

当然，学习之外，也有特例，比如藤原清河，于日本天平胜宝四年（公元752年，唐天宝十一载）西渡，受到了唐玄宗的盛情接待，将他和副使吉备真备的形貌画像纳入蕃藏之中。

次年，藤原清河带滞留大唐35年之久的阿倍仲麻吕回国，并在扬州延光寺拜会已经五次东渡失败的鉴真大师，请其与使团一同赴日。

不料，藤原清河和阿倍仲麻吕所乘船只遭遇风暴，流落安南（今越南北部），船员遭土人袭击，两人仅以身免，只得重回长安。

此后，藤原清河出仕唐朝，任特进秘书监，又赶上了“安史之乱”，20多年不得归国，最终客死异乡。

这部分还是日本官方派遣的，而日本民间当时的航海技术很差，渡海来华比较困难，所以日本商人很少。反倒是在唐朝的新罗人很常见，因为新罗婢很出名，当时唐人将之与昆仑奴并称。

这话扯远了，不过哪怕是国家行为的“遣唐使船”，在普通日本人眼里，也是“畏途”，因为8世纪之后，日本每次4艘的遣唐使船，全部顺利往返的，几乎没有，途中多有海难发生。

日本承和五年（公元838年，唐开成三年）最后一次成行的遣唐使团还未出发，副使就因为拒绝乘船而受到处罚，赴唐后，随即购买了“新罗船”方才顺利返航，可见200多年的“遣隋使”和“遣唐使”经验，并没有让日本进步多少……

在公元9世纪，日本总共只有延历二十三年（公元804，唐贞元二十年）和承和五年（公元838年，唐开成三年）2次遣唐使成行，《妖猫传》中的主角空海就是跟随前一次的使团入唐，回国后创建日本佛教真言宗；同时来华的，还有创建日本佛教天台宗的最澄。

尽管官方交流日渐减少，唐朝赴日商船成为日本僧人入唐学习的要路，比如晚唐诗人韦庄（约836年─910年）就有一首《送日本国僧敬龙归》：

扶桑已在渺茫中，家在扶桑东更东。此去与师谁共到，一船明月一帆风。

这位敬龙，就是搭乘唐人商船来华学习的僧人，韦庄为他写诗送行。

可见，作为本国精英中的精英，又有外邦人的身份，留学生、学问僧更容易与大唐的文化界搭上关系，比如阿倍仲麻吕、藤原清河、敬龙等人，都在历史上留下了笔墨，但是，日本的遣唐使也好，留学生、学问僧也好，同时在唐的人数不过两位数，放在有一百多万人口的长安城里，实在太不起眼了。

这种碰到日本人的概率，可能还不如今天的县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