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德林关押的国民党四大特务中谁最终获副部级待遇

1949年12月9日夜间10时，卢汉率领全省军政人员，在昆明通电全国，举行起义，宣布云南和平解放。当日19时，卢汉在其私宅宴请美、英、法国领事，汽车盈门，宾主尽欢，以迷惑蒋介石的军政人员和特务耳目。

卢汉起义，打乱了蒋介石将残存军事力量由四川逐次撤向云南的计划，阻断了国民党军逃往国外的企图，并在起义过程中扣押了一批国民党三大特务系统的高级特务，他们中有：

国民党军队国防部保密局（即军统局）西南区区长兼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徐远举、副区长兼重庆卫戍总部稽查处长周养浩、保密局经理处长郭旭、总务处长成希超和云南站站长沈醉，共5名少将级军统大特务；属于中统局系统的有，内政部调查局云南调查处处长孙秉礼、调查统计室主任查宗藩、川滇黔铁路调查处长刁寄萍、副处长隆曙明等；属国防部二厅（军事情报系统）的有副厅长沈蕴存、云贵特派员公署参谋长温天和等，共20余人。

在国民党军统系统的大特务中，沈醉年轻干练，能力极强，20多岁就当上了少将，与其顶头上司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军衔同级（军统局后改称国防部保密局，因其首任局长戴笠死时为少将，因而其后所有军统特务的军衔不能逾越），12月10日也致电所属军统工作人员，称他本人也绝对服从卢主任命令，望所属工作人员一致遵照，自即日起停止一切活动，所有武器立即交出，所有通讯器材不得破坏，遵照呈缴，自动出面办理登记手续，切勿逃逸，有立功表现。

在审讯过程中，沈醉在共产党政策的感召下，痛哭流涕，以沉重的心情回忆了自己贫寒的家境和慈祥的母亲，并悔恨自己违背了母亲“可以不做官，但是要做人”的教诲。身为湖南湘潭人的沈醉，记忆力好，讲问题干脆，不但交待了自己的罪行，而且主动检举了他所知道的军统局潜伏在云南、贵州地区的特务人员。经全力抓捕，这8个特务潜伏组的40余人被捕获，仅少数逃往境外。

在被扣押的军统特务中，徐远举、周养浩职务最高，掌握机密情况自然也是最多的，所以，他们的恐惧心理特别重，交待问题时，吞吞吐吐，避重就轻，思想包袱很沉重。

在政策攻心与生活优待双管齐下，这两个国民党军统系统在西南地区的最高头目交待了“军统局西南地区应变计划”，即：潜伏计划、游击计划、破坏计划和还乡计划。

此次云南起义所扣押的中统特务中，还有查宗藩、孙秉礼和刁寄萍等老资格的大特务。中统特务们，思想反动、罪恶深重，所以都采取了避重就轻的策略，企图蒙混过关，实在赖不掉的，就强调客观原因，迟迟不肯招供。面对这些老油条的软抵抗，审讯人员恩威并施，晓以大义，促使他们交代了中统潜伏计划和特务名单。

在中国共产党政策与审讯人员的精心感召下，对这批国民党高级特务的审讯工作，历时一个多月，取得圆满成功。

根据审讯所获得的情报，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政府公安、保卫部门和人民解放军，不但弄清楚了国民党政权在溃逃台湾前夕所制定的“四大计划”，且基本掌握了三大特务系统在大陆潜伏的特务网络，弄清楚了国民党政权三大特务机构的内部组织情况和所进行的一些重大特务活动情况。这些具有极其重要价值的情报被迅速送达有关部门，在最短的时间内，采取强有力的行动，及时粉碎和阻止了国民党潜伏特务的破坏行动，保卫了年轻的共和国政权，维护了社会的稳定。

完成突击审讯任务后，按照公安部和西南军政委员会的安排，这一批特务战俘被送往重庆，后经过正式宣判，分别关押在辽宁抚顺战犯管理所和北京功德林等处监狱，继续进行审理和教育改造。

在功德林监狱关押期间，由于沈醉积极改造，表现良好。1960年11月28日，他入选第二批特赦人员名单。恢复自由之后，他当了一名文史专员，开始了平静的生活。5年后，他又结识了一名叫杜雪洁的女孩，并与之结婚。1980年经有关部门调查证实了他协助卢汉起义的是事实，恢复了他起义将领的身份，给予其副部级待遇，此后沈醉投身于写作，先后写出了《我所知道的戴笠》《我的特务生涯》等回忆录，1996年3月18日他病逝于北京，一代军统巨头走完了他曲折的一生，终年82岁。

在改造期间，周养浩态度很执拗。由于它是法律专业出身，每次提审时，他都拼命辩解。有时甚至装病躲避劳动，他一直到1975年才获得特赦，特赦后他选择了去美国定居，1990年他在美国病逝，终年80岁。

而徐远举逐步认识到自己的罪行，认真悔罪，态度非常积极。他积极参与劳动，还学会缝纫、园艺等技能，等待着特赦的一天。然而1973年一件偶然的小事却打乱了一切，在一次劳动工作中，因为他缝补的衣服没有达到质量要求，工作人员要求他返工，要强的他当天和其它人就吵了几嘴。可能是白天受到了刺激，他晚上大冬天洗起了凉水澡，结果引发脑血管破裂并死亡，终年5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