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鱼雷艇军官集体出逃，丁汝昌悔恨吞鸦片自尽

19世纪中后期，鱼雷及鱼雷艇在西方海战中亮相，对追求装甲厚度和火炮口径的传统海战战法带来了革命性的冲击。 此时正值中国洋务运动高潮之时。清朝洋务派觉得鱼雷艇造价低但威力巨大，从1880年起，中国的鱼雷事业就开始起步，几乎与西方列强同步。至1894年，大清海军共从国外采购了鱼雷艇35艘，装备较为先进，数量多，但分属北洋、南洋、广东等水师，条块分割，难于发挥整体威力。特别是1888年之后未添1艘，艇龄老、航速慢，没有实现鱼雷艇国产化。

与此同时，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也大量购置和建造鱼雷艇。到1894年，共装备了24艘鱼雷艇，其中10艘为国产。尽管日本海军鱼雷艇数量较少，但艇龄较短，有19艘艇龄不满6年；而且所有鱼雷艇编入联合舰队，整体作战能力大大强化。

北洋舰队因承担拱卫渤海湾、屏藩首都的重任，最受清廷重视，因而配备了13艘性能最佳的鱼雷艇。但也只有日本联合舰队鱼雷艇数量的一半略多。

北洋鱼雷艇的军官基本都接受过近代海军教育。鱼雷艇队管带兼“左一”管带王平，是天津水师学堂驾驶班第一期学员。“福龙”管带蔡廷干，是1873年第二批官派留美学生。“右一”管带徐永春、“右二”管带刘芳圃、“左二”管带李仕元等，都曾留德学习鱼雷。“左二”大副倪居卿、“左二”管轮李绰椿、“左三”管轮霍家桢等，都毕业于天津水师学堂。海军衙门为培养鱼雷人才，专门设置旅顺鱼雷营（1881年）、威海金线顶鱼雷营（1883年）和旅顺口鱼雷学堂（1890年）。

1895年2月7日，威海刘公岛海战，海军提督丁汝昌在趁势突围和坐等援军之间犹豫不决之际，突然有水兵报告：北洋舰队全部13艘鱼雷艇以及两艘炮艇，从刘公岛西口鱼贯而出。而丁汝昌并没有给他们下达突围的命令。 与此同时，站在“桥立”号战舰甲板上的日本舰队司令伊东祐亨，也通过望远镜看到了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然而，这些鱼雷艇冲出港口后，并未向日舰冲去，而是沿着海岸加速向西行驶。这时，无论是丁汝昌，还是伊东，都看懂了：北洋舰队鱼雷艇队正在全体临阵脱逃！丁汝昌想派军舰把他们截回来，可为时已晚；伊东则命令“吉野”等四艘航速最快的日本巡洋舰予以追击。结果，除了“左一”航速较快，侥幸逃脱，其余鱼雷艇不是被击沉，就是被俘，无一幸免。

这是一次由鱼雷艇军官们背着丁汝昌精心策划的出逃事件。成为北洋舰队战史上最大的污点。

北洋鱼雷艇队集体出逃后，重挫刘公岛守军的士气，洋员勾结部分官兵哗变闹事，要求投降日军。不愿承担汉奸骂名的丁汝昌，又苦等了四天，终究没有盼来他渴望的援军，在绝望中自杀。又过了七天，11艘残余舰艇插上了太阳旗，日军开进刘公岛，北洋舰队全军覆灭。

在日本人那里，丁汝昌是一位失败的英雄，59岁的他拒绝了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佑亨的劝降，吞鸦片自尽。在他死后，伊东佑亨下令日本海军全体降半旗以示哀悼和尊敬，并在战后派出一艘商船将丁汝昌的遗体运送到烟台。

而在一些中国人的口中，丁汝昌却是一位失败的狗熊，有人说他能力有限，指挥无度，有人说他怯战主降，也有人说他是畏罪自杀，以免牵连自己的家人。清朝在得知丁汝昌战败之后，光绪皇帝等人下令将丁汝昌的遗体穿上黑色的丧服入棺，封棺之后将整个棺材漆成黑色，外加三圈铜箍，这个棺材被抬到丁汝昌的原籍，以砖头封住，禁止下葬。

或许丁汝昌至死都不知道，出逃事件中被日军俘获的“福龙”管带蔡廷干，将港内北洋舰队的虚实和盘托出；“左一”管带王平逃到烟台后，向上司谎称刘公岛已失守，致使正在行进途中的清军援军掉头撤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