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司徒：错失挽救大汉的最后一次机会
说起王司徒，大家想到的画面可能是这样的：
诸葛村夫舌战王司徒，给了B站UP主无与伦比的灵感与欢乐。诸葛亮三言两语，就让王司徒吐血坠马的画面，一直被人津津乐道。“住口！无耻老贼，岂不知天下之人，皆愿生啖你肉，安敢在此饶舌”的名句，更是绕梁三日不绝于耳。不过，王朗前还有一位王司徒，那就是王允。
在演义里，王允给人的印象好像就是一个忠心耿耿的大汉老臣，费尽心机只为朝廷除去董卓，随后又因护卫献帝惨死于西凉乱兵刀下，成了东汉末年群雄混战前的一个匆匆过客。
但事实却并非如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在纷杂的三国乱世降临前，王允扮演的从来都不只是一个杀死董卓的小角色，而在某一刻他曾掌握过帝国的最高权力，并面临着将帝国拉回正轨的大好形势。他王司徒也有个毛病，一张口就是大道理，看起来义正言辞，其实都是不得人心的陈词滥调，最终错失了扶大厦于将倾的机会。
书生好意气，误国又误民。
01 刺杀董卓
事情从刺杀董卓说起。
众所周知，董卓是汉末开启了四百年乱世的那条恶龙，但在191年，自从被江东猛虎孙坚再次击败后，就算是恶龙，董卓也彻底丧失了进取天下的雄心。
同年3月，为了躲避关东反董盟军（就是《三国演义》里的十八路诸侯），尤其是孙坚，董卓决定放弃洛阳迁都长安。他的想法很简单，你孙坚确实能打，但我董卓也不是不能跑，长安离我的根据地凉州多近啊，那里马儿跑得又快，草儿长得又肥，我超喜欢那里的。
就在董卓安安心心地钻入长安附近的郿县，准备在屯了三十年粮食的坞堡慢慢养老时，他万万没有想到，此时天下的反董势力已经分为了两条战线。
一条是函谷关外的盟军，另一条，则存于长安朝廷内的士人们。
如果说盟军用武力解决问题，那么士人们靠的便是阴谋和刺杀。
没错，由于董卓实在恶贯满盈，在我们的王司徒还没出手前，其他被董卓从洛阳裹挟至长安的士人们，就已经迫不及待要置其于死地了。
最先出场的是议郎郑泰。郑泰是当时的名士，善于忽悠，早在189年董卓刚入京乱政时，他就极具前瞻性地和城门校尉伍琼、尚书周毖共同劝说董卓任命袁绍为渤海太守，说袁绍好利无谋，不足为虑。结果“意外”的是，得到喘息机会的袁绍，反而利用渤海太守之位，振臂一呼成了关东反董盟军的首领，气得董卓连呼后悔。
但就在前景光明的时候，刚打了几场胜仗的诸侯们就开始各怀异心、踌躇不前，身在长安的郑泰也是无可奈何。不过很快他就有了新的计划。
还是从军事出发，他建议由比较受董卓信任的司徒王允出面，任命护羌校尉杨瓒为左将军，尚书仆射士孙端为南阳太守，领兵由武关道攻击袁术。当然，不是让他们真的攻击袁术，而是想借此从凉州军手中夺取一部分兵权。同时，也可以趁机放袁术从武关道进入关中夹击董卓。
然而，由于董卓此时只想守在关内，“云事成，雄据天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对主动出击没有兴趣，加上有了前车之鉴，对兵权的把控比较敏感，就没有答应。于是这个计划也泡汤了。
郑泰的忽悠没成功，下一个士人越骑校尉伍孚又站了出来。相比于郑泰的慢慢忽悠，武人出身的伍孚更加激进，所以他决定铤而走险刺杀董卓。
计划的那天，他身穿朝服，内着小铠，藏着一把利刃去见董卓。两人谈完事后，趁着董卓送他出门，伍孚突然抽刀刺向董卓，想一刀捅死他。结果没想到董卓体态肥胖，身法却很灵活，他躲过了这一下，随即命护卫将伍孚拿下。
被信任的人暗杀，董卓很是气愤，大骂道：“你敢造反吗？”（卿欲反邪？）
伍孚说：“你我不是君臣，何来造反之说？你这个乱国贼子，恨不得诛你，将你车裂于市以谢天下！”（汝非吾君，吾非汝臣，何反之有？汝乱国篡主，罪盈恶大，今是吾死日，故来诛奸贼耳，恨不车裂汝于市朝以谢天下。”）
随后伍孚被当场格杀。
毫无疑问，这次的流血是极为惨痛的，但士人们并没有就此放弃刺杀。相反，鉴于伍孚的教训，他们开始谋划团队作案。在何颙的策划下，他们迅速制订了新的暗杀计划，参与的人包括前面的郑泰、种辑、荀攸以及华歆。
这次暗杀计划的具体内容我们无从得知，因为这次他们还没来得及实施，计划就提前泄露了。仓促之下，郑泰、华歆侥幸逃脱，何颙、荀攸被捕，损失惨重。
逃脱的两人，辗转出了武关道，投去了后将军袁术。被抓的两人，何颙不堪酷刑，在狱中自杀，荀攸倒是泰然自若，在牢里该吃吃该喝喝，直到董卓死了，他还没被杀，后来还成了曹操信任的谋主——可能这就是曹操口中的“外愚内智、外怯内勇”吧。
但不管怎么说，至此士人们的三次刺董行动无一例外地全部失败了。他们前仆后继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董卓却还是安然无恙。这种“好人入地狱，恶魔在人间”，如果冯小刚穿越，恐怕也会忍不住大喊一句：还有王法吗，还有法律吗？
真的，难道就拿董卓没办法了吗？
02 反间计
如果不开天眼透视后面的事，此时的王允还真没有任何办法。
191年的王允已经五十多岁了，看着年轻人们奋不顾身地刺杀董卓为国除贼，王允颇感欣慰，但眼睁睁的看着董卓躲过一次又一次暗杀，王允心里又十分着急。
前几次的行动，几乎已经耗尽了士人们在长安的全部有生力量，这些人跑的跑，死的死，关的关，剩下的不过是荀爽、黄琬、杨彪这寥寥几人。但这几个年龄普遍偏大，搞暗杀明显不在行，搞政治又没实权，压根帮不上什么忙。
环顾四下，能够勉强算得上一个帮手的，只有前面提到过的尚书仆射士孙瑞。但也正如前面所说，士孙瑞只在尚书台有点权力，军队里始终插不上手，搞起暗杀来还是出不上力。
思来想去，关于如何除掉董卓，王允决心一定要找一个强有力的帮手——既有一定的兵权，又明确想反了董卓。符合这个条件的，王允很快想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
没错，这个人就是吕布。
吕布是五原郡九原人，王允是太原郡祁县人，二人同为并州人，属于同乡关系，加上吕布是董卓亲近的义子，而王允是董卓信任的司徒（王允能坐到司徒的位置，其实主要是董卓的信任提拔），因此两人在私下的联系颇多。
一开始可能是叙叙旧或谈公事，但聊的时间长了，王允非常意外地发现，这个吕义子在董义父身边过得很不开心。
这种不开心源于吕布的特殊身份。众所周知，吕布在认董卓为父前，曾是并州刺史丁原帐下主薄，后来董卓以利相诱，吕布才杀了丁原投靠于他。这种背叛故主的行为，本就让吕布处于被谴责的风口浪尖下，心理较为敏感，结果吕布“卖主”换来的却不是“荣华富贵”——这三年来他的官职升迁得很慢，只勉强当了个中郎将，实权远远比不上董卓的自家子弟和心腹凉州籍将领牛辅、李傕、郭汜、樊稠、张济。这让好利的他很是不满。
了解到这点后，王允便开始有意识地对吕布进行挑拨离间，时常恭维些吕将军英武、董太师不公的话，惹得吕布借机大倒苦水，渐渐生出反意。
而恰在此时，由于董卓和吕布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新的危机，“及时“地为王允策反吕布助了一把力。
起因是董卓这个人行事粗鲁、不计后果，有一次吕布惹他不高兴，他直接抄起身边的短戟就向吕布扔去，幸亏吕布身手好，才躲过了这一下。事后，吕布主动向董卓道歉，董卓就气消了。
董卓没觉得这事怎么严重，过后就忘了，但吕布忘不了，就因为件鸡毛蒜皮的小事差点被扎死了，这谁能忘？所以吕布内心开始怨恨董卓，“由是阴怨卓”。
除了怨恨，吕布还有不安。
因为吕布平时负责董卓的安全保卫工作，经常出入董卓的太师府，久而久之他和董卓的一个侍婢（演义里被改编为王司徒献上的貂蝉）好上了，有了不正当男女关系。虽然没被发现，但由于做贼心虚，吕布总是“恐事发觉，心不自安”。
两件事叠在一起，极大地加重了吕布的反意。但到了密谋的最后阶段，碍于父子情面，下定决心前吕布还是略有犹豫，这时王允添了最后一把火：
君自姓吕，本非骨肉。今忧死不暇，何谓父子？掷戟之时，岂有父子情也？
于是吕布加入王允的暗杀计划，答应除掉董卓。士人们流出的血，终于在王允的反间计下得到了该有的回报。
03 书生好意气
独夫董卓死了。
死的那天，史载“日月清净，微风不起”，连老天爷都在庆祝。他的死讯传开后，长安城内压抑沉闷的气氛被一扫而空，人们在街道上载歌载舞，拿出珠宝首饰换来酒肉，举行着一场盛大的狂欢。
看着这种景象，作为暗杀计划的总设计师，王允的心情极为舒畅，但作为执掌朝政的司徒，他却不能沉浸其中，因为有些事他必须得马上处理。
董氏余孽的治罪、有功之臣（吕布）的封赏以及长安士人（荀攸）的平反这些都不在话下，王允身为治政老手都很快能处理好，最紧要的，在于如何处置董卓剩下的凉州军。
此时的凉州军主力并不在长安，这是刺杀董卓行动成功的关键。由于关东盟军的逼迫和黑山军的滋扰，之前董卓命他的女婿牛辅率重兵屯驻在陕县总括全局，其他心腹将领李傕、郭汜、张济则在函谷关附近布防。留守长安的，只有徐荣、胡轸、杨定这些人。
徐荣是非凉州籍人，和吕布一样没有得到重用，所以董卓死后他没做任何反抗便归顺了朝廷。胡轸、杨定是凉州豪杰出身，算是董卓的心腹，但看着苗头不对，他们也识时务地交出了兵权。
所以，真正需要王允认真考虑的，是身在陕县手握重兵的牛辅和聚集在函谷关附近的李傕、郭汜、张济各部。如果能将他们控制住，彻底消除凉州军对长安的威胁，那便是真正意义上完成了“刺董”行动的全部步骤。
到那时，外戚（何进）与宦官（十常侍）同灭，董卓之乱了结，天子尚有余威，关东诸侯羽翼未丰，这无疑是帝国重振朝纲的绝佳时机。不客气的说，这恐怕是自184年黄巾之乱以来最好的机会了。
然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王允犯了一连串作为政治家最不该最致命的错误，最终葬送了帝国的最后一丝希望。
这错误便是本文开头所说的：书生意气。
表现在哪呢？正是对凉州军的处置上。
一开始朝廷初定时，为了维持长安的稳定，吕布向王允建议诛杀董卓在长安的旧将，即投降的徐荣、杨定、胡轸等。他认为，这些人长期追随董卓，家族和财产都在凉州，不可能死心归顺朝廷，随时可能反叛，不如早杀以绝后患。
作为军人，吕布的这个建议可以说很有见地，一言道破凉州兵的本性。但王允却不以为然，他说：“那些有可能反叛的人，也仅是有可能而已，说他们反叛，现在没有证据，如何服众？”
这话听起来好像很有政治家的大气，但其实只是他不了解这些凉州人和自己的书生之见而已。真正的政治家，对待已经被控制住的敌人，从来都不需要大气，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反抗的能力，只要形势需要，随意处置都可以。真正需要施展大气的，是那些不为所控的敌人，因为你本来就控制不住他，不如暂时示以大气，日后再见机行事。
譬如，陕县的牛辅和函谷关附近的李傕、郭汜、张济，就是后者。
但对于这些人，王允却又偏偏不肯“大气”，给出的理由则更为奇怪：
“此辈无罪，从其主耳。今若名为恶逆而特赦之，适足使其自疑，非所以安之之道也。”——《后汉书.王允传》
他说：“这些人本来没什么大罪，现在说他们有罪再来赦免他们，会让他们自相猜疑，还不如不赦免，（让他们承受应有的罪责）。”
乍一听这话很有道理，但同样的，这只不过是王允的小聪明罢了。因为对凉州军而言，他们并没有心思去猜王允怎么想的，他们在乎的只有是否有能够确保他们安全的那一纸赦免令。如果没有，那你解释再多也没用。
果然，王允不肯赦免牛辅，带来的后果便是直接引发了牛辅大军的强势反叛。在王允的安排下，吕布命骑都尉李肃前去平叛，结果李肃大败而归，吕布只得诛杀李肃，亲自率军前往。关中局势再次陷入动荡。
幸而，由于董卓的暴死，对牛辅的影响实在太大，他整日紧张过度，不仅听信巫师的话斩杀了帐下大将，还在某日夜里自乱阵脚撇下大军独自跑路，不久便为亲信所杀，首级被送往了长安。
到此时，叛乱的迅速被压，这已经是长安的万幸了。函谷关附近的李傕、郭汜等听说牛辅被杀后，也慌忙不迭地递上降表，祈求得到朝廷的赦免。
然而，在接连除去了董卓和牛辅的王允此刻已经彻底目中无人了。朝中的当世大学者蔡邕，都被他以一个“叹息董卓”的罪名执意处死，何况是董卓的旧将呢？于是这次他连一个正当的理由都不愿意给，也不顾群臣的劝阻，直接以“一年不可再赦”为由拒绝了李傕、郭汜的请求，并派使者发出了对他们的通缉令。
他想当然的以为，连牛辅都死了，李傕、郭汜还敢反叛吗？
确实，以李傕、郭汜这些只会打仗的军人，他们在听说王允不肯赦免后，第一想法的确是想散伙各自跑路，但谁又能想到，三国最著名的毒士贾诩此刻正在李傕军中，与凉州军生死与共呢？
正如《三国演义》里的情节一样，贾诩的一句“闻诸君若弃军单行，则一亭长能束君矣。不如相率而西，以攻长安，为董公报仇。事济，奉国家以正天下；若其不合，走未后也”，彻底将这本可避免的天下再次搅了个天翻地覆。
192年5月，李傕、郭汜、张济各率所部在陕县集结，宣布起兵反攻长安。闻讯，董卓的旧部樊稠、李蒙纷纷赶来，其他各地凉州军也在沿途不断加入，“比至长安，已十余万”，一起将长安城围了个水泄不通。
就在这种时候，王允之前对凉州降将的“大气”处置也毫不意外地显露出了最恶劣的后果。胡轸临阵倒戈；杨定被王允派去和谈，结果前者转头就告诉李傕城内的布防，还劝他加紧攻城；徐荣还好，阵前战死。但一切都来不及了，8日后叟兵打开城东门，凉州军一拥而入，长安陷落。
此时距董卓被诛不过月余，帝国便为王允的任性付出了最惨痛的代价。
最后，在城陷之际，吕布率军闯青琐门打算外逃，中途遇见王允，特地想把一起他带出城去，不料王允却说：
若蒙社稷之灵，上安国家，吾之愿也。如其不获，则奉身以死之。朝廷幼少，恃我而已，临难苟免，吾不忍也。怒力谢关东诸公，勤以国家为念。
是不是很有忠心报国的一片赤诚呢？然而正是这句话，在这一刻彻底将他内心的那股书生意气展露得一览无遗。
“关东诸公”，即关东盟军中的诸侯们，这个时候在干嘛呢？袁绍夺了韩馥的冀州，东郡太守桥瑁杀兖州刺史刘岱，孙坚与刘表在荆州打的不可开交……难道还能够指望得上他们？事实上，在王允不肯赦免李傕、郭汜等人之前，朝廷中曾有人提出要老将皇甫嵩前往陕县统领凉州军，以安定李傕、郭汜之心（防止反叛），结果王允却断然拒绝：
不然。关东举义兵者，皆吾徒耳。今若距险屯陕，虽安凉州，而疑关东之心，甚不可也。
他说：“关东盟军们都是自己人，如果让皇甫嵩统领凉州军，岂不是让关东盟军们怀疑我们据险向他们对抗吗？”
原来在王允心里，董卓是国贼，所以他忍辱负重地刺杀他，最后连他的部下牛辅、李傕、郭汜也不放过，而关东盟军从来都是自己人，所以他连做出一丝有可能对抗他们的举动都不肯，这种所谓的善恶对立，善就是善，恶就是恶，难道不正是一种幼稚可笑吗？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说，在这乱世之中，除了捷足先登的董卓一人，袁绍、公孙瓒、曹操、孙坚甚至刘备……又有哪个不是逐鹿的野心之辈呢？
在这争权夺利的舞台上，只不过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