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北京条约》有一明显漏洞，清政府却没发现，白丢几十万领土

“你们要的乌苏里河东岸，寸草不生。你们说的锡矿矿石，全部分布在西岸。你们渴望内陆河出海口，可你们将东岸划归过去，最终这条出海口还是在我们这边。所以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如此执着于这片不毛之地。”这是恭亲王奕䜣，在和参与条约谈判的俄国公署，为争取清朝领土利益而进行的义正言辞的谈话。“我们的问题，就让我们来担心。你们只需担心自己的问题就好。”而这是俄国方面的反应。咸丰十年，十月初二，奕䜣在俄国公署中，就《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前的领土划分事宜，与俄国进行了无数此类争执。这场注定不能成功的争夺中，奕䜣内心是恍惚的，因为十天前在紫禁城中，咸丰皇帝和他进行了一场彻夜长谈。这次谈话里，咸丰要求奕䜣动用他所有的智慧和能量，无论如何要保住乌苏里河东岸地区。

“什么都能退让，一切都能妥协，但他们要求的乌苏里河东岸，一定不能让步。龙兴之地如果都给了他们，我们还有什么不能输的！”咸丰对奕䜣说。“然而当他们将枪口指向我时，我拿什么去争！”奕䜣知道，有关谁负责这次条约的签订，皇室内部有过剧烈争论。这个注定背负千古骂名、与光荣毫无关系的外交事件人选，正是咸丰一锤定音的。“真到了那一刻，你应该比我清楚，枪口和炮口不仅指着你，也指着朕。无论如何，这个任务你必须完成，没有退让的余地。”

自此，奕䜣这位本来毫无理由扬名后世的亲王，因为这个不体面的差事而出名了。当然，从事后看，俄国要乌苏里河东岸，绝不是出于什么掠夺清朝皇室龙兴之地的动机，这对他们不值钱。他们在乎的，也不是自然资源，而是这里的战略地位。如果注意到库页岛距离日本的距离，以及日本之于东亚的重要性，就能知道，即便在十九世纪，在俄国还没有摆脱农奴制度的年代，他们的领袖，已经看到这块不毛之地的价值了。

乌苏里河以东地区，包括库页岛在内，历史上一直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魏书》载：“建武二十五年，乌丸大人郝旦等九千余人率众诣阙，封其渠帅为侯王者八十余人，使居塞内，布列辽东属国、辽西……，给其衣食，置校尉以领护之。”这里的“辽东属国”，以及部分“辽西地区”，就在乌苏里河东岸地区。当时的朝廷已经设置校尉，管理那里，可见在先秦两汉时期，这里就属于中国。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期间，这一地区始终是作为藩属国而存在的。清朝时期，这里更是满族的大后方，是他们频繁活动的区域。《清史稿》载：“努尔哈赤令库页附于满地，年年岁岁，进贡貂皮、方物。”说明这片地区在努尔哈赤时期，曾经再次正式地臣服于我们。

而乾隆年间颁布的《宁古塔等处禁止流民条例》中说：“吉林至库页，原不与汉地相连，不便令流民居住，今闻流窜渐多，著传谕傅森，查明办理，并永远禁止流民，毋许入境”，可见满族统治者对这片地区的重视程度。而相比中国历史上对这片地区的所有权来看，当年的俄国，就要汗颜了。十六世纪时，俄罗斯东方领土最远处，也才到伏尔加河流域西岸，这之前，整个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始终是荒无人烟的。

清政府与俄国签订《中俄北京条约》时，俄国其实犯下了一个愚蠢而低级的错误。可能由于这个错误太过于低级，清政府偏偏没有发现。而这一失误，使得近4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被拱手送人。在制定条约原文时，俄国人写道：“自乌苏里河以东之地，属俄罗斯国。以西之地，属中国。”这条边界，就是文章开篇时奕䜣与俄国据理力争的边界。不过，在这行文字下面，俄国人又写道：“上所言者，皆空旷之地，遇有中国人住所及渔猎之地，俄国均不得占。”也就是说，虽然我们在条约中商定好了这片割地，但如果在这片地区内，发现有中国人聚居地和中国人的渔猎之地，那这一小片地区，就不能划归俄国。而从当时的现实情况看，这是一条极为荒唐和愚蠢的语句。

《清太宗实录》中记载：“时内服之库页，其一丘之内，男子共四百五十八人，内有捕海豹人二百四十三人，捕鱼人五十九人，余皆事海业。”这里所谓的“一丘”，是清朝乌苏里河流域两岸的清朝县级行政建制之下的单位。通常来说，一丘之内，人口少则数百，多则几千。生活在这个地区的人，主要以捕捞行业为生，例如捕捞水产、鱼、虾等河生或海生生物。根据史料记载，当时随便一个这样的“丘”，就有百分之七八十左右的男性从事这些行业，而其余的，则要么是小孩，要么是老人。而这样的丘，在俄国强占的这片区域中，到处都有。而俄国信誓旦旦所说的“如果遇见有中国人住或渔猎的地方，俄国均不能占领”，就成为一句废话。当这一地区到处生活着中国人和渔猎之人时，他们该怎么划分领土边界？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低级错误，清政府却没有发现。

不过，即便当时清政府发现了这处明显的漏洞，恐怕也无济于事。1859年，即条约签订前一年，俄国已经在远东地区设立了专门处理中国事务的公署。公署行政权力巨大，可以直接调拨当时俄国在远东地区的军队，包括古老的俄罗斯第四军，总数达到近两万人，武器装备更是远远超过清政府，这一切的目的，就是作为逼迫中国签订各项不平等条约的靠山。《红档》中记载：“我个人坚信，公使们在北京的作用宣告结束，事情应转到海军将领手中。只有强大的军队迅速开到，才能拯救北京的外国人。”其次，当时清政府正在疲于应付全国各地出现的西方列强入侵中国和占领租界等事件，在西方列强全面入侵下，实力不济才是导致清朝割地赔款的根本原因。不过，从中俄北京条约的签订中，还可以引出一个比较奇怪的问题：为何战争胜利国，要在形势大好的局面下，主动接受战败国提出的休战协定和割地赔款等条约，而不是一鼓作气继续打下去，彻底灭掉战败国？

人类历史上绝大多数战争，都遵循这一原则。1805年拿破仑战争时期，拿破仑见欧洲封建制度残余，已经逐渐被他消灭殆尽，只剩东方的俄国，依然有强大的封建主义土壤，于是，他决定击碎俄国这块土壤。《拿破仑日记》中说：“顽固的普鲁士人，被我在马伦戈一举击溃，他们的封建主，还希望靠着旧有体制，剥削他们手下的奴隶，而我是不会眼睁睁看着这些发生的……这些人自己作践自己……”这一年年底，他与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表面上达成了和解。二人在法国东部边境的一条船上，进行了友好会面。背地里，法国已经决定和俄国进行一场大决战，为了掩人耳目，拿破仑只是故意示好。

这一年九月，法国与奥地利和俄国联军，在奥斯特里茨进行了大会战，结果法国大胜。按照法国当时的局面，他们完全可以趁着良好局势，向东进军，彻底抹掉奥地利。实际上，后来拿破仑在第五次反法联盟的杜伊勒里宫里，也曾亲自说过：“我早就应该在奥斯特里茨取胜后，率军打到维也纳，把奥地利这个叛徒彻底抹掉”，从事后看，他的确后悔了，然而，当时拿破仑并未继续进军，而是停止了前进的脚步，并与两国签署了《布雷斯堡条约》。这个条约中，法国强行割走了面积广袤的奥地利领土，并要求奥地利和俄国对法国进行巨额赔款。条约生效后，拿破仑没有继续为难这两个国家。

与此类似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欧洲和德国。德国战败后，如果同盟国趁机入侵德国本土，德国必定亡国，然而同盟国并没有这么做。奇怪的是，这些国家选择了接受德国投降。德国投降后，与同盟国签订了《凡尔赛条约》，如果看看条约原文，就知道这个条约是人类历史上最恶毒的条约，没有之一。 这个条约，让德国失去了将近五分之一的领土和五分之一的人口，除此以外，德国许多重要的工业城市和商业城市，全部被划分出去。当然，历史上也不是没有不接受投降的情况，只是极其罕见。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在希特勒自杀前，曾命令戈培尔与西方国家接触，释放投降信号，当时西方国家就拒绝了投降。希特勒自杀后，邓尼茨又命令约德尔向苏联有条件投降，苏联同样拒绝了德国的有条件投降。最终，美国、英国、法国、苏联，把德国瓜分掉了。

其实，从以上三个案例中，已经能够看出原因了。首先，战胜国要顾虑天下人心的向背问题。在上述战争年代里，战争是稀松平常的事情，因此任何国家都没有理由指责敌国，也没有理由指责敌国人民。但凡事都有限度，如果做得太过，势必引起报复。比如，《凡尔赛条约》签订后，许多西方学者就认为，与其让德国履行如此残酷的条约，不如干脆把德国征服，否则，一旦这只猛兽缓过来，西方必将再次陷入水深火热。希特勒的崛起，就充分证明了这种推测，如果不是一战时期，同盟国把德国瓜分得太过残酷，德国人民是不会支持这样一个疯子的。

第二，战争是人类历史上消耗最大的奢侈品，任何一场全面战争，都是两个国家，集中全国力量进行的。因此，虽然战胜国胜利了，但相比于战败国，也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这种情况下，战胜国绝对不敢轻易做出继续进攻的命令。一旦下达了这种命令，就必须战斗到底，而且必须胜利，这样一来，又往往会引发战败国全体国民的空前团结，形成全民皆兵局面——这种局面，在斯大林格勒发生过，在中国的抗日战场上也发生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