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思远：论蜀汉归晋后的士情与文情

一

魏景元四年(263)末，蜀汉后主刘禅接受光禄大夫谯周建议，举国降魏。廷议既定，朝野震动。先有其子刘谌毁家殉国，继而姜维诈降策钟会反，二人因事败皆惨死。“会既死，蜀中军众钞略，死丧狼藉，数日乃安集”。大批的蜀汉士臣和民众便在如此兵荒马乱中随刘禅入晋，相继东迁。《华阳国志》卷八《大同志》即载:“后主既东迁，内移蜀大臣宗预、廖化及诸葛显等并三万家于河东及关中，复二十年田租。”《三国志》卷四《魏书·陈留王纪》亦载咸熙元年事曰:“是岁，罢屯田官以均政役，诸典农皆为太守，都尉皆为令长;劝募蜀人能内移者，给廪二年，复除二十岁。”

将蜀汉君臣、大量外籍士人和大批民众迁出，既能防范蜀汉残余势力复兴，又能满足巴蜀本土士族的政治利益;且对内迁之蜀汉士人施以怀柔手段，也能软化东吴士人敌对心理，为其进而征吴作准备。这是当时主政者司马昭必要的政治举措，也是魏晋朝廷全面治蜀政策的开端。

刘禅像

然蜀汉士人入晋后，其士情本身并不乐观。无论往昔为君或为贵者，权位既没，产业顿失;甫入新域，又以“亡国之余”见轻于魏晋之门阀大族。对此，人心倍感衰落。且较之魏晋、孙吴二政权，蜀汉缺乏累世经营之本土高门大族与朝廷互为表里。所以，朝丧士徙之际，君臣不得已寄居堂下，时时仰人鼻息而无奈。《三国志》卷三十三《蜀书·后主传》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曰:“司马文王与禅宴，为之作故蜀技，旁人皆为之感怆，而禅喜笑自若。……他日，王问禅曰:‘颇思蜀否?’禅曰:‘此间乐，不思蜀。’郤正闻之，求见禅曰:‘若王后问，宜泣而答曰:“先人坟墓远在陇、蜀，乃心西悲，无日不思”，因闭其目。’会王复问，对如前，王曰:‘何乃似郤正语邪!’禅惊视曰:‘诚如尊命。’左右皆笑。”可见，旧主屡番遭戏，贻作笑柄，旧为臣者又情何以堪?郤正曾为刘禅作降书，后随从其赴洛;仕之于晋，常因尽忠勤职而受嘉许。《三国志》卷四十二《蜀书·郤正传》载:“景耀六年，后主从谯周之计，遣使请降于邓艾，其书，正所造也。明年正月，钟会作乱成都，后主东迁洛阳，时扰攘仓卒，蜀之大臣无翼从者，惟正及殿中督汝南张通，舍妻子单身随侍。后主赖正相导宜适，举动无阙，乃慨然叹息，恨知正之晚。时论嘉之。赐爵关内侯。泰始中，除安阳令，迁巴西太守。泰始八年诏曰:‘正昔在成都，颠沛守义，不违忠节，及见受用，尽心干事，有治理之绩，其以正为巴西太守。’咸宁四年卒。”可见郤正于晋室亦可谓良吏。而时讥之伤，尤不免被及于身，则其他蜀士未尝不曾有类。是故，既受压抑，必有反弹。《华阳国志》卷八《大同志》载魏咸熙年间事曰:“四年，故中军士王富，有罪逃匿，密结亡命刑徒，得数百人，自称诸葛都护，起临邛，转侵江原。”又载:“七年，汶山守兵吕臣等杀其都将以叛。”这些动荡，显然是与蜀汉旧士旧民迁徙入晋后所受不公对待有关。

再就司马氏政权治蜀政策的延续而论，晋室践祚后，司马炎与朝中的部分开明官员为稳定巴蜀局势起见，并非未作出相应举措。《华阳国志》卷十一《后贤志》载入晋蜀士文立谏曰:“‘故蜀国大官及尽忠死事者子孙，虽仕郡国;或有不才，同之齐民，为剧。’又上:‘诸葛亮、蒋琬、费祎等子孙，流徙中畿，宜见叙用，一则以慰巴蜀民之心，其次倾东吴士人之望。’”晋武帝对此，“事皆施行”。又，《大同志》即载咸熙五年事曰:“散骑常侍文立表复假故蜀大臣、名勋后五百家不预厮剧，皆依故官号为降。”另，与文立借机进谏相类，蜀汉旧士及晋臣均有建议或上书促请晋武帝司马炎通过选才任命、量情优抚等方式改善入晋蜀汉士人待遇。《三国志》卷四十一《蜀书·霍峻传》裴松之注引《襄阳记》载归晋蜀将罗宪泰始年间事曰:“四年三月，从帝宴于华林园，诏问蜀大臣子弟，后问先辈宜时叙用者，宪荐蜀郡常忌、杜轸、寿良、巴西陈寿、南郡高轨、南阳吕雅、许国、江夏费恭、琅邪诸葛京、汝南陈裕，即皆叙用，咸显于世。”《三国志》卷三十五《蜀书·诸葛亮传》裴注引山涛《启事》亦载:“郿令诸葛京，祖父亮，遇汉乱分隔，父子在蜀，虽不达天命，要为尽心所事。京治郿自复有称，臣以为宜以补东宫舍人，以明事人之理，副梁、益之论。”如此等等的谏言，晋武帝亦多加以采纳。但西晋朝廷毕竟是皇权与门阀的政治联合，晋之高门大族出于对自身阶层政治利益的维护，绝难容外来势力的集结与壮大。故无论上述之安蜀措施或后来的抚吴政策，皆受其阻力而收效有限。

由于入晋为官朝援弱而受斥强，轻蜀之风嚣然，故蜀汉士人大多不愿赴中央听命，而宁肯出仕地方，尤其巴蜀本土士人更愿留守乡域。《晋书》卷四十五《何攀传》载其事曰:“攀善于将命，帝善之，诏攀参浚军事。及孙皓降于浚，而王浑恚于后机，欲攻浚，攀劝浚送皓与浑，由是事解。以攀为浚辅国司马，封关内侯。转荥阳令，上便宜十事，甚得名称。除廷尉平。时廷尉卿诸葛冲以攀蜀士，轻之，及共断疑狱，冲始叹服。”实则，何攀出身蜀郡郫县大姓，仕晋后助王濬治蜀有功，后又助其平吴，功勋更著;除廷尉平时，已为晋司空裴秀之婿，门第名望可谓兼具。然诸葛冲初识何攀之际，尚仅以“蜀士”为由而轻之。魏晋士林轻蜀，于是可见一斑。而蜀汉士人之恋乡恋土、不愿应征就辟，这又与西晋治蜀政策形成了某种微妙的利益博弈。如前所述，在蜀降而吴未灭之前，无论徙蜀汉权贵旧官入洛，还是辟蜀中名士入晋，均与西晋的政治意图相关联。所以，该时期的征辟和任用往往带有强制性。对此，有巴蜀本土大姓名士自降魏伊始，便存消极对抗之态度。谯周事迹便可作一典型例证。《三国志》本传载曰:“时晋文王为魏相国，以周有全国之功，封阳城亭侯。又下书辟周，周发至汉中，困疾不进。……晋室践阼，累下诏所在发遣周。周遂舆疾诣洛，泰始三年至。以疾不起，就拜骑都尉，周乃自陈无功而封，求还爵土，皆不听许。……六年秋，为散骑常侍，疾笃不拜，至冬卒。”相较之下，惟有少数在辖地治理有方，几成豪强，从而被晋廷留驻本地镇守以御孙吴者(如南中霍弋、巴东罗宪等)，其本人及后代之出仕情况才较为积极。

大体而言，以平吴为界，晋廷对蜀士之态度与政策区别颇大。平吴前，蜀汉故旧外籍官员权贵被征辟入洛较多，得优礼较高，在朝官职多较显;而故旧巴蜀本土士人被征辟入洛较少，得优礼较低，在朝官职多较微。据当今研究者张炜在《论巴蜀大族在西晋的真实地位》一文的统计，出仕西晋之蜀人“共一百三十三人，其中有七人任地方刺史、校尉，六十六人任地方郡守，十六人任地方县令，五人(文立、寿良、吕淑、司马胜之、陈寿)任散骑常侍，二十八人任功曹、主簿、别驾等地方僚佐。除了早期的文立、何攀、李毅、寿良等任中央官外，大部分在巴蜀本地任官”。可见，这应该是统治者分而治之的政治策略使然。自平吴以后，晋廷对蜀汉士人之重视程度则随巴蜀地区战略地位之下降而减弱，蜀士因之心寒，颇有不欲趋朝赴任之势。检《华阳国志·后贤志》中所载二十位入晋蜀士之事迹，其中司马胜之、何随、李宓、任熙、费立、常宽六人均有不应就辟之行状。其中司马胜之、何随、李宓更是有屡征固辞之举。

自此便知，晋廷对蜀汉降人的政策态度，实乃立根于维护其大族门阀利益的基础上，因时势而斡旋变化。怀柔礼遇之举虽时出诏令廷议，但多为应时应事之举，求收现实政治之效，并未纳入西晋治国方略的主流。平吴前蜀士晋廷双方尚有不可避免之互牵互就;而随平吴事成，彼此整体往来便渐及淡漠。故常璩在《大同志》中虽载晋武帝“弘纳梁益，引援方彦”之行，而录及蜀中名士文立死后其乡党李宓向晋武帝表荐另一蜀士寿良之言时，却已见宓有“二州人士零颓，才彦凌迟，无复厕豫纲纪后进、慰宁遐外者”之哀叹了。

二

蜀亡入晋，旧国无存，继而士情渐衰，旧有之巴蜀文学面貌自然也无可抗其剧变——原本自具规模的蜀汉文坛学风因国丧士徙而遭破坏。蜀汉祚止二世，为魏蜀吴三国中最短者。其文学成就虽远逊曹魏，但也并非毫无创获。考《三国志》、《华阳国志》等史籍所存目，蜀汉诗赋类作品亦为数不稀，只是声名广播者不多——有如谢无量所谓“吴、蜀间罕以诗赋擅称者，故不逮邺下之盛”，且流传至今者亦太少。相较之下，蜀汉散文的成就显然更高。仅就《三国志》并裴注的载录情况便可察知:诸葛亮、杨戏、郤正、秦宓、谯周、许靖等均有名文名论传世，其余如法正、王商、孟达、彭羕、刘琰、吕凯、张嶷、费祎等的书信或疏奏，笔墨也不乏出彩之处。可惜，上述文章先贤于入晋之时已凋零殆尽(除谯周、郤正外，余人皆先后作古，谯、郤二人亦垂于暮年、创获寥落)，而新秀青彦尚未聚集成势。此正值巴蜀学统文脉代谢承替之际，却被迫中断于国丧士徙之间。

故于今检视其概貌，惟先列述其中有传世之作或以文名见称者，作一略览;并由此对其中士情与文情相关联处加以辨析如下。

(一)陈寿

入晋之巴蜀文章大家首推陈寿。《华阳国志·后贤志》及《晋书》均专立其传，从中可知其因独撰《三国志》而称誉晋初。《后贤志》云:“益部自建武后，蜀郡郑伯邑、太尉赵彦信及汉中陈申伯、祝元灵、广汉王文表皆以博学洽闻，作《巴蜀耆旧传》。寿以为不足经远，乃并巴汉撰为《益部耆旧传》十篇。散骑常侍文立表呈其传，武帝善之，为著作郎。吴平后，寿乃鸠合三国史，著魏、吴、蜀三书六十五篇，号《三国志》，又著《古国志》五十篇，品藻典雅。中书监荀勖、令张华深爱之，以班固、史迁不足方也。”《晋书》其传又载:“撰魏吴蜀《三国志》，凡六十五篇。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时著《魏书》，见寿所作，便坏己书而罢。张华深善之，谓寿曰:‘当以《晋书》相付耳。’其为时所重如此。”《三国志》之史识文笔彪炳流传，赞赏之盛，历代不衰。故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评之曰:“及魏代三雄，记传互出，《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唯陈寿三《志》，文质辨洽，荀、张比之于迁、固，非妄誉也。”可谓是对《三国志》之文史价值在两晋卓越地位的一个总结。

但关于《三国志》传写人物、事迹有脱漏、曲误的非议也见行于其书成之后。《晋书·陈寿传》载:“或云丁仪、丁廙有盛名于魏，寿谓其子曰:‘可觅千斛米见与，当为尊公作佳传。’丁不与之，竟不为立传。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被髡，诸葛瞻又轻寿。寿为亮立传，谓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言瞻惟工书，名过其实。议者以此少之。”兹考陈寿之身份事迹、入晋后之仕途心态而发论，着眼处不差，惟其所举例证未合实理。其载陈寿贬诸葛亮事，清人赵翼所著《廿二史札记》卷六《三国志》中专作《陈寿论诸葛亮》一节论曰:“《陈寿传》，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被髡，故寿为《亮传》，谓将略非所长。此真无识之论也。亮之不可及处，原不必以用兵见长。观寿校订《诸葛集》，表言亮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励。‘至今梁、益之民，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过也。又《亮传》后评曰:‘亮之为治也，开诚心，布公道，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恶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其颂孔明可谓独见其大矣。”之后又列《三国志》之《杨洪传》、《廖立传》、《李平传》(即《李严传》)中之记载为佐证，终评《晋书》所论曰:“谓其以父被髡之故以此寓贬，真不识轻重者。”及《晋书》所载陈寿述评诸葛瞻事及不立丁仪、丁廙传事，近代学者任乃强在《华阳国志·后贤志》注中按曰:“诸葛瞻之䦜襶，其子尚已显言之，何必有人挟怨而云。即如欲以阎宇代维，亦出于休兵固本之图，符合当时蜀人之望。然而亦不能竟其志，徒存其表。则岂可颂其能匡矫哉?丁仪丁廙，浮薄躁妄之徒，以罪族诛于宣王之世，《魏史》当无其行状，不为立传，史制所许。乃竟亦诬寿以此招摇要贿。《晋书》谬采风影之说，以为实然，何其谬矣。夫曹爽、夏侯玄，败前颇有贤称，寿尚不能为之佳传。二丁之辈，纵使立传，安得能佳。陈寿虽贪，其肯以千斛米易罪诛耶?造诬之拙如此，而《晋书》亦无所察，岂不谬哉!”较之《晋书》所载论，赵、任二人据事辨理，谨严远胜，更堪公允。

故考陈寿著史得失，顾及其人入晋后身份转变和生平命运对之创作心态的影响虽为必要，但更须综观《三国志》全书中对所论人物、事件之记录，方可明其叙述之详略显隐，判其论说之优劣高低。实则是:史家著史，虽常出公心，然道置人伦，终未彻免于私情;笔下春秋，虽志在褒贬，而身囿时世，诚难义尽于善恶。唐人刘知几作《史通》，专于《内篇》辟《直笔》、《曲笔》二章以详此理，至今不移。由是，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以《〈后汉书〉〈三国志〉书法不同处》、《〈三国志〉书法》、《〈三国志〉多回护》等节，对陈寿因由蜀入晋撰三国史所现诸问题颇多举隅论析，可谓循史家通识而力践之，亦广开后来者研学之途径。

(二)李宓(密)

入晋之蜀士因一文传而百世芳者为李宓。《华阳国志·后贤志》及《晋书》均专立其传。其文《陈情事表》乃为孝侍祖母，固辞诏辟而作。该表文乃除诸葛亮《出师表》外，魏晋两代巴蜀士人入《文选》之惟一篇目。历代评说皆以前者意主于忠、后者意主于孝而奉为至情至性之文章连璧。然观其全文可知，李宓以淋漓语书尽孝之事，亦以卑躬辞示尽忠之心。其“逮奉圣朝，沐浴清化”，“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臣生当陨首，死当结草”等语，“诏书特下，拜臣郎中，寻蒙国恩，除臣洗马，猥以微贱，当侍东宫，非臣陨首所能上报”，“今臣亡国贱俘，至微至陋，猥蒙拔擢，宠命优渥，岂敢盘桓，有所希冀”等句，皆特显其归伏新朝之状。故《三国志·杨戏传》后裴注附《李宓传》云:“武帝览表曰:‘密不空有名也。’嘉其诚款，赐奴婢二人，下郡县供养其祖母奉膳。”以情理度之，此恐不全因晋之立朝倡孝之故，或有借机勖忠，暗饰其弑君篡位的逆行旧迹之意。又，据《华阳国志·后贤志》之《陈寿传》、《李宓传》，《晋书》之《陈寿传》《李密传》所载，陈寿、李宓均曾师从谯周，而谯周劝蜀后主刘禅降魏之举与其所持天下分合有数的历史观相密系。故陈寿、李宓入晋为臣，以文示忠显才，欲因才见用的心理亦当不伪。

然陈、李二人入晋后，仕途均以不如意收场。《华阳国志·后贤志·陈寿传》曰:“上《官司论》七篇，依据典故，议所因革。又上《释讳》、《广国论》。华表令兼中书郎，而寿《魏志》有失勖意，勖不欲其处内，表为长广太守。遵继母遗令，不附葬，以是见讥。数岁，除太子中庶子。太子转徙后，再兼散骑常侍。惠帝谓司空张华曰:‘寿才宜真，不足久兼也。’华表欲登九卿，会受诛，忠贤排摈，寿遂卒洛下，位望不充其才，当时冤之。”同书《李宓传》载:“陇西王司马子舒深敬友之。而贵势之家惮其公直。宓去官，为州大中正。性方亮，不曲意势位者，失荀、张指，左迁汉中太守。诸王多以为冤。一年去官，年六十四卒。”另察《晋书》中二人传记，但见《陈寿传》载:“张华将举寿为中书郎，荀勖忌华而疾寿，遂讽吏部迁寿为长广太守。辞母老不就。杜预将之镇，复荐之于帝，宜补黄散。由是授御史治书。以母忧去职。母遗言令葬洛阳，寿遵其志。又坐不以母归葬，竟被贬议。初，谯周尝谓寿曰:‘卿必以才学成名，当被损折，亦非不幸也。宜深慎之。’寿至此，再致废辱，皆如周言。后数岁，起为太子中庶子，未拜。”《李密传》亦载:“后刘终，服阕，复以洗马征至洛。……出为温令，而憎疾从事，尝与人书曰:‘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从事白其书司隶，司隶以密在县清慎，弗之劾也。密有才能，常望内转，而朝廷无援，乃迁汉中太守，自以失分怀怨。及赐饯东堂，诏密令赋诗，末章曰:‘人亦有言，有因有缘。官无中人，不如归田。明明在上，斯语岂然!’武帝忿之，于是都官从事奏免密官。后卒于家。”亦可知二人或因才犯忌，或因文见弃，然仕途畅阻皆无外乎操于晋廷之权宦之手。此堪并作为入晋蜀士中由文情见及士情的两个典型事例。

(三)王崇

《华阳国志·后贤志》于《王化传》后载曰:“少弟崇，字幼远，学业渊博，雅性洪粹，蜀时东观郎。大同后，梁州辟别驾，别举秀才，尚书郎。与寿良、李宓、陈寿、李骧、杜烈同入京洛，为二州标俊。五子情好未必能终。惟崇独以宽和，无所彼此。著《蜀书》，及诗赋之属数十篇。其书与陈寿颇不同。官至上庸、蜀郡太守。”其所作《蜀书》之《后主论》、《姜维论》片段均载于《华阳国志》卷七《刘后主志》。然其史识文笔均远逊于陈寿，故常璩于《华阳国志》中引述其文乃作陈寿《三国志》之外的补充史料用，于文学上无甚可观。任乃强校注时，已作案语辨明，兹不赘言。

(四)阎缵

《晋书》有传，多载其忠烈事迹。尤录其因愍怀太子之废而舆棺诣阙、上书理冤之行及奏文全篇。又录其因皇太孙立而上疏奏三篇。其文多引古事古义而自陈肝胆，言辞朴质恳切、执理不屈，以性情见胜。《晋书·周处传》又载周处疆场殉国后，缵作悼诗一首，曰:“周全其节，令问不已。身虽云没，书名良史。”辞虽泛泛，却可并见其臣道之属。

(五)李兴

《华阳国志·后贤志》于《李宓传》后附载曰:“宓六子皆英挺秀逸，号曰六龙。长子赐，字宗硕，州别驾，举秀才，汶山太守。少与东海王司马元超友昵，每书诗往返，雅有新声。少子兴，字隽硕，太傅参军。幼子盛硕，宁浦太守。”《晋书·李密传》后附载曰:“赐字宗石，少能属文，尝为《玄鸟赋》，词甚美。州辟别驾，举秀才，未行而终。兴字隽石，亦有文才，刺史罗尚辟别驾。尚为李雄所攻，使兴诣镇南将军刘弘求救，兴因愿留，为弘参军而不还。尚白弘，弘即夺其手版而遣之。兴之在弘府，弘立诸葛孔明、羊叔子碣，使兴俱为之文，甚有辞理。”又，李兴所作《诸葛丞相故宅碣表》载录于《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乃引自晋王隐《蜀记》。其文既具严整之思理，且于措辞、骈对以及用韵方面趋向典丽圆畅。与其父李宓之文相较，颇能体现蜀士归晋后，易代文风承递嬗变之轨迹。

除此五人外，尚有文立、任熙、王长文、常宽、陈符、陈莅、李赐诸人皆具文名，且传载其著学典诗赋之事。惟惜著述篇章今已不传。然检视众人生平事迹，皆有贤行时誉;考诸师承道统，皆近宗儒法孔。由是推及未传之诗文，其志学所向或莫能外于此，实与陈寿、李宓、王崇、阎缵、李兴类同。兹又堪为蜀汉归晋后其士人文情之一特征。

三

综全文而论，蜀汉归晋后之士情乃自其覆国后颓势难挽，而此与其文坛情况关联甚密。因士情渐衰，原蜀汉之朝士儒生遂乏于以交游而攀权附贵，亦惰于以文章显名求誉，故巴蜀之文坛、学派愈加萧条冷落、难以复兴。又因魏晋诗文之盛多赖玄理清谈之功，而检视入晋蜀士之文情，可知玄风于巴蜀地域人物被及实少且其文章名士亦稀有精研此道者，故其文章整体创新之力又显不足。

既如此，入晋后巴蜀文章规模较之蜀汉时竟难免更趋式微一途。实可谓:易朝为官，荣辱操他人之手;降臣气短，落笔有自屈之心。此状况持续西晋三十余年尚自平静，迨及李特父子乱起蜀中，更无以振作。后又历经东晋十六国、南北朝各豪强政权之争夺往复，不得安宁。期间，巴蜀文章足以传世称雄者惟常璩《华阳国志》一部，亦是因江左轻蜀士而发愤之作。欲论巴蜀人文全面复兴之景，乃要到唐初时候方可置言了。

作者简介：钟思远，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魏晋文学。

文//来自于《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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