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为何要废除中医？

最早质疑中医存在的声音来自清末大儒俞樾，1878年他的妻子病逝后，愤于所延请的中医无法妙手回春，于是批阅医书，提笔撰就《废医论》，严厉又沉痛地呼吁“夫医之可废，何也？曰：医无所以治病也”，以文字声讨中医的疗效和存续价值，讥讽其“今之医巫亦一也，吾未见医之胜于巫也”，并认为中药虚妄，“医之所以治病者药也，药则不可恃，脉虚、药虚，斯医亦虚矣”，甚至歪曲事实攻讦道“其药之而愈者，乃其不药而愈者也。其不药不愈者，则药之亦不愈，岂独不愈而已，轻病以重，重病以死”，硬生生将所有中药形容成催命毒药。

俞樾的门生章太炎则在1910年写下《医术平议》，指出俞樾“虽言废医，其讥近世医师专持寸口以求病因，不知三部九候，足以救时俗之违经，复岐黄之旧贯，斯起医，非废医也”。他替俞樾缓颊称其本意是为了振兴中医的真正精髓，并非要全然废除，但批判中医的声音已逐渐成气候。虽然清末尚有身兼进士与郎中身分的唐宗海，开创“中西医汇通派”，写出援引西方医学理论补足中医学理的《中西汇通医书五种》扬名于世，然而在西方科学的强势竞争下，中医已成为激进者眼中象征落后文明的标靶。比起经史子集等受士人青睐的“国学”，被视为末流、实则关乎亿万民生的传统医学反倒先一步被抨击，不能不说是种矛盾与讽刺。

尽管俞樾晚年又因自身疾苦转求中药延命，自叹道“不能坚执废医论，反自营求却疾方”，但俞樾仅改变对中药的看法，又写就《医药说》一文，改口称“余固不信医也，然余不信医而信药，于是又有医药之说”。这种“废医存药”的论点对近代中国影响颇大，并成为中西医论争的主要矛盾，甚至不少中医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认同部分说词。因此可以说，俞樾的笔锋点燃攻击中医的炮火，其转变又主导了中医药部分有益还是通盘无益的论辩思路。

民国之后，质疑传统文化的声浪不绝如缕，中医的地位更是江河日下。

1912年至1913年间，民国北洋政府打算模仿日本，全面推行西式教育，因此着手拟订“壬午癸丑学制”。但教育部在1912年11月颁布《医学专门学校规程》、《药学专门学校规程》时，里面竟毫无任何一句论及中医，等同刻意废除中医教育。该法令一出，顿时引起全中国的中医哗然，是为医学史上轰动的“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

1913年10月，19个省市的中医团体派遣代表共组“医药救亡请愿团”奔赴北京。负责擘画请愿的上海神州医药总会成员余伯陶在代表们赴京前，期勉他们道：“这次赴京请愿，是我国医药界几千年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是挽救我国医药的一次重大的创举。它对今后医药前途关系很大，希望代表们以坚定的毅力，百折不饶的精神去达到保存中医药的目的”。

但没想到教育总长汪大燮的态度十分恶劣，写有“呈为恳请提倡中医中药，准予另设中学医药专门学校，以重民命而顺舆情事……速举中医中药切实整顿即可，逐如淘汰则不可”的请愿书遭其拒收，对于请愿书里提议的设立中医药书籍编辑社、设立药品化验所、编辑医学报刊、创设中医补习学校等措施更是充耳不闻。深受日本明治维新废止“汉医” 的刺激，汪大燮直截了当地告知代表“余决意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所谓立案一节，难以照准”，铁了心硬是不肯让中医延续下去。

汪大燮的回应激起更大的反弹声浪，各地中医纷纷撰文痛斥或发起抗议，北洋政府教育部这才发觉大事不妙，赶紧回复请愿书，但语句仍充满推诿：“中国医药上自神农皇帝，下至民国，名医辈出，力起沉痾，活人无数，若年沟通中西医学，以科学方法研究整理，则我国医界必有可观……唯现在世界大同，科学日精，凡讲授专门科学，须以最新学说为衡……此项规程，系由临时教育会议公决……本部对于医学，只期学术完备，求合于世界进化之大势……并非于中医、西医有所歧视也”。显然，教育部想把漏列中医的责任卸得越多越好，并暗示中医不符合“最新学说”与“进化之大势”的科学标准，其意仍是想废止中医教育。

1914年1月民国政府也正式答复，宣称“前此部定医学课程，专取西法，良以歧行不至，疑事无功，先其所急，致难兼采，初非有废弃中医之意也。……除厘定中医学校科程一节暂从缓议外，其余各节应准分别筹办”，同时开始允准民间设立中医学校。表面上中医似乎免于被消灭的危机，但实际上国务院的表态仍不脱教育部的思维，且一边允许民间设校传授中医，一边又拒绝制定正式的中医课纲规范和准许中医注册登记，形同让中医资格与地位处于灰色地带。中医界因此不屈不挠地继续抗争，1925年要求教育部得列入中医课程，疾呼：“教育部学校课程，有西医而无中医，致令办此项学校者，无矩矱可遵，入此项学校者，无学位可望，是不啻以法律限制学术，为自灭文化之政策”。

结果中医界的呼声遭西医强烈抵制和斥责，倡导“废医存药”最力、抱持进化论眼光认定中医终将绝灭的西医余岩，揶揄道“假若中医教育列入大学或专科制时，将来怎样可以使高中学生学那些‘五运六气’、‘汤头歌诀’……在中学讲的是科学，入了大学反倒退步”，讽刺中医的阴阳五行经脉理论全属谬论。待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教育部于1928年召开第一届全国教育会议，“神州医药总会”再度呈请列入中医为大学学系，结果仍石沉大海。不过这点挫折还不算什么，更糟糕的还在后头。

1929年2月卫生部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行政会议，出席者几乎都是留学欧美日本的西医或不懂医事的官员，包括余岩在内，没有半个中医参与。结果余在会议上竟提案要求“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南京特别市卫生局长兼中央卫生委员会委员胡定安也帮腔道：“先父是一个中医，设使今日先父尚在，鄙人也要反对到底”。最后卫生委员会竟通过《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决议取缔宣传中医的杂志报刊、禁止成立旧医学校、禁止旧医诊治法定传染病等等。但最致命的则是所有中医得在一年内登记领照，国民政府却又规定中医训练期限为五年，这无非是断了所有尚未结业的中医学生的悬壶济世之路，落日条款一出，待现有的老中医逐一凋零后，中医便将自然消亡。

如此狠毒的法案通过后，立刻炸出全中国中医界愤怒的声响，281名中医代表云集上海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打出“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反对废除中医”等口号。“神州医药总会”成立者之一包识生痛斥道“中医是国医，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怎么能够唾之为封建迷信，怎么能够唾之为是旧医呢？拥护中医药就是保持我们的国粹，取缔中医药就是致病民的死命。你中央大员不需要，但是，老百姓需要！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需要。我们要誓死保护中医药！”

各地商铺、报馆、药业工会、甚至南洋华侨也都纷纷给予支持。最后在庞大的民意压力下，国民政府才不得不宣示取消该议案，但卫生部竟声称“查中医一案，本部力主提倡……并无废止中医中药之说”，彷佛忘了通过废止中医案的主管机构究竟是谁。

不过，有废止中医之心的国民政府，又紧接着在1929年4月由教育部公告“查现有之中医学校，其讲授与实验，既不以科学为基础，学习者之资格与程度，亦未经定有标准，自未便沿用学制系统内之名称，应一律改称中医传习所”。这种说词听起来冠冕堂皇，但国民政府一面拒绝明订中医课程和学系，一面又指责民间中医学校不够科学化，故要予以降格，这岂不是逼民为贼？因此又惹起中医不满，蒋介石遂下令撤销。但教育部和卫生部竟又呈文给行政院，主张既然不能叫传习所，便改作“称为中医学社，俾成为学术团体……非摈弃中医于学校系统以外，实欲中医有自由发展之机会，不受教育规程之限制”。如此荒谬的论据，行政院居然采纳并通令推行，致使中医地位跌得更深更重。

虽然中医界后来改变战术，改要求国民政府设立国医馆、再附设国医学校，借此令中医教育得以不辍。接着再推动立法院制定《国医条例》，期许替中医争得与西医平等的法律地位，毕竟西医早已有《西医条例》保障权益。结果立法院余1933年更名为《中医条例》后准允通过，但力主废中医的行政院长汪精卫竟悍然拒绝颁行，迟至1936年才在各方压力下公布。这不仅显尽国民政府打压中医的丑恶，更揭露国民政府罔顾民意、知法却不守法的面目。

抗战结束后，本以为将随着社会重建迎来新生的中医界，居然又开始遭受压制，教育部开始取缔各地中医学校，又利用《医师法》限缩中医权利。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中医的处境才略有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