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深：唐初三朝进士科及第群体初探——以《登科记考》为中心

科举制度虽自隋炀帝始，但因隋代国祚短促，真正将科举制度继承并发展成为固定取士之法的是在唐朝初年高祖、太宗、高宗三帝时期。唐初李唐皇室继续实行“关中本位政策”，延续西魏、北周、隋以来重内轻外的贵族统治。虽然以关陇为代表的世家大族获得了统治权，但在一定程度上依旧无法与注重门风礼法的旧有山东世族相抗衡。因此，唐代统治者希望利用科举制度吸纳更多的关陇世族进入统治阶层，增强政权的主导性，以此抑制山东世族的势力和发展。故经唐高祖、太宗、高宗和武后的三代发展，确定了科举取士的原则，设立分级考试制度，而其核心依旧是以关陇集团为本位，所取士人与唐朝后期具有较大差别，其中家世和荐举成为中进士者的重要因素。

经高宗、武后改革后，唐代形成了以明经和进士二科为主要取士科目，而士人尤以中进士科为荣耀，且中式率极低仅有1%~2%。如《新唐书》所言“大抵众科之目，进士尤为贵，其得人亦最为盛焉”。因此才会出现唐人孟郊在《登科后》中所言“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中进士后的狂喜之态。

有唐一代开科有着近300年的历史，自武德五年(622)始至唐哀帝天祐四年(907)止，共开264科。作为唐代初期的进士群体在地域分布、仕宦状况和家世背景等方面有着自身的特点，从而也反映出唐代科举制度初期世家大族和寒族庶士群体相互变化的状态。本文以清人徐松所纂《登科记考》为中心探讨唐代初期高祖、太宗、高宗三期的进士群体状况。

一

唐初三朝进士群体统计

二

唐初三代进士开科特点

唐初三代尚属于科举制度的探索和发展期，因此各项取士政策尚不成熟。在这一时期唐代进士科取士存在三个特点：第一，录取进士的随意性。从上文统计进士科名可知，唐初三代大体坚持每年开科一次的科举定制，但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存在至少七科“不贡举”的现象，与开科比为1∶7。此外，进士科每科录取人数不定，无中试定额。少则一人，多至79人。笔者统计得出唐初三代进士取中至少806人，开科53次，平均一科取士15.2人次左右，正如王寿南先生在《隋唐史》中所言：“唐代制举每次应试者多则两千人，少亦不下千人，但录取者极少，最多不超过20人，往往只取1~2人”。

“但我们从中可清晰地看到进士科取士人数的逐步增加趋势，尤其是在高宗朝表现得尤为明显。从太宗朝每科录取不过10人的状态，提升至平均每科20~30人，这与当时高宗极力希求提高进士地位和打压明经科以抑制山东大族的意图有关。再经武后和玄宗一以贯之坚持进士科的政策，使得开元以后明经在政治上的地位已经开始下降，明经出身的高级官吏已大大低于进士科”。

第二，荐举和大族对录取进士的重要性。通过对《登科记考》的研究我们可以得知，在唐初三代时期，由于一般士人家庭或庶族寒士之家在文化方面尚不能对早已形成文化统治的世家大族发起挑战，因此我们看到在所辑录的进士中大量是世族出身，如陇西李义琛、李义琰兄弟，弘农杨玄肃，太原王庆祚等均来自当时一等一的高门望族。

此外，太宗贞观时期官员荐举也在极大程度上决定着进士科考试的成功与否。如张越石、张楚金二人来自山西并州，二人因时任并州都督的李勣荐举最终及第293；同时期的陕州上官仪为都督杨恭仁“深礼之，举进士”293；贞观八年李义府进士及第乃由剑南道巡察大使推者举送296，故我们可以看到名宦荐举在当时进士及第者中占重要地位。但随着科举制度的逐渐完善，这种荐举形式有所减少，至高宗时期因荐举而及第者已大为下降，这也反映了大族入世一种际遇的变化。

第三，此时期进士及第者的家族性。在上文所统计可考的进士中存在许多兄弟、甥舅、父子同时及第的状况，甚至在有些科次仅录取3~4人的情况下，他们亦占据了超过半数的名额，如李义琛、李义琰、李上德三兄弟同时进士及第，此科仅取士四人；张越石、张楚金同榜进士，也占据了一半的进士数额；再如宋之问与外甥刘希夷同登甲科，苏环、苏颋父子都进士及第位至相位。这些家族成员的集体参加科举并进士及第，一方面说明了进士科考试作为他们家族的一种维护地位的策略已经形成。这些大族拥有更好的教育资源和环境，可以让他们的子弟最终以科举成为保持世家大族地位的工具。另一方面也再次证明了这些家族势力对唐初科举取士的巨大影响力。虽后世也不断出现兄弟同榜进士的现象，但已经成为数代可遇而不可求的佳话。

三

唐代进士群体地域分布

在徐松所著的《登科记考》中共收录了姓名、籍贯完整的进士567人。通过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唐前期(618—755)唐代进士更多来自北方地区，而唐后期南方籍贯进士增多。不仅如此，南方籍的状元在唐初三代没有，而至唐后期，南方籍状元数额增加，唐以后至明清形成绝对优势。根据上文所统计的唐初三代进士群体表格，我们可以清晰地了解到唐初进士群体北方化的倾向。在所辑录可考且籍贯归属地清晰的58位进士中，河北道16人，占27.6%；关内道11人，占18.9%；河南道12人，占20.7%；陇右道5人，占8.6%；河东道9人，占15.5%；江南道1人，占1.7%；山南道1人，占1.7%；剑南道2人，占3.4%；岭南道1人，占1.7%。

在这58位籍贯可考进士中来自北方地区的进士为53人，占91.4%；南方地区5人，占8.6%。而北方地区下推至州县一级则集中在陇西成纪、京兆和赵州三地。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唐初三代时期进士北方士人明显多于南方的地域倾向性。同时河北、河南和关内基本上呈现三足而立的形式，这种取士的均衡局面也反映出在唐代初期山东世族和关陇集团势力相当的一种社会背景，也与这一时期三个地区社会经济发达程度直接相关。

至唐天宝“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加强，北方战乱频仍，故一些著名的大族逐渐南迁淮南道、江南道等地区，如李白所作《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中道“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故唐中晚期后开始了学界所言的“唐宋变革”时期，由唐前期的关陇、山东模式转向唐后期及宋代的江南模式。

至安史之乱前，南方进士已经达到29人，比唐初三代时增长24人，集中在江南、淮南两道，占可考进士数量97人的24.7%；与之相对的河北道和关内道所占进士比例分别降至17%和11%，南北比例为1∶2.34，使得双方差距缩小。至唐后期，这一趋势更加明显，据冻国栋所著《唐代人口问题研究》一书中表5~8中对比了唐前、后期进士变化形态，最为明显的是江南道进士由前期14人，变为后期的177人，北方五道合计进士245人，南方合计进士225人，南北双方进士人数趋近平衡，而此时南方经济也随之逐渐赶超北方，尤其是江南、淮南两道逐渐转变为全国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四

唐代进士群体家世背景与仕宦

虽然在徐松《登科记考》序文中有言唐代取士“无流品之别，无华夷之限”，但笔者在辑录唐初三代进士家世背景后发现唐初进士科中有大量进士来源于当时大族家庭，且祖上世代为官，如陇西成纪李氏占据了该地域全部唐初三代的五位进士；赵郡李氏进士4人，占河北道进士总数四分之一；此外不乏清河崔氏，太原王氏，弘农杨氏等数百年的一等大族。甚至在玄宗朝后出现了数位李唐宗室和孔门世家进士及第，甚至状元及第的现象。

在文中所记录名称可考的74位进士中，明确有记载为世家大族或父祖历代官宦者达33人，占进士总数的44.6%，而这一数字因为材料不完整性，故只是下限。但我们亦可从中看到世家大族在唐初三代进士中所占据的优势，且并不意味着其他进士的身份是贫寒之士，而更多的应该是具有良好经济基础的士人家族，这一时期的进士背景也印证了中书舍人崔瑶所言“榜出，率皆权贵子弟”的论断。

在唐初三代进士群体中，进士的仕宦状况存在较大差异，但总体上而言和其家世背景成正比关系。在所辑录可考职官且除去早卒与不仕的59位进士中，官至从二品1人占1.7%，正三品13人占22%，从三品6人占10.2%，正四品9人占15.3%，从四品1人1.7%，正五品2人占3.4%，从五品1人占1.7%，正六品1人占1.7%，从六品7人占11.9%，正七品2人占3.4%，从七品2人占3.4%，正八品1人占1.7%，从七品3人占5.1%，正九品2人占3.4%，从九品8人占13.6%。

如果按照高宗时期《姓氏录》收录五品以上官僚家庭入书的做法，我们可以视五品以上官职为显官，这一部分进士共33人，占此时期总进士数的56%，而位列三品以上高级官僚的达20人，占33.9%。由此两部分数字我们可以看到唐初三代时期进士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在仕宦方面亦占重要比重，至玄宗朝后以进士位至相位者更多。如肃宗朝进士出身的宰相为4人，占肃宗一朝16位宰辅的四分之一；代宗朝进士宰相4人，占宰辅总数12人的三分之一；德宗朝宰相由进士出身者12人，占宰相总数35人的34.3%。由此可见进士出身在唐朝最高决策层已成为日趋重要的因素，甚至出现了代宗末年相位“非以辞赋登科者莫得进”，尤排摈非文辞登科第者的现象。

在唐初三代进士群体中的另一个仕宦特点即进士职官与家族父祖职官相仿，由此亦反映了家族势力对进士仕宦的影响。如陇西李氏祖上官至尚书职位，而李义琰、李义琛兄弟，亦位极人臣都官至三品显官，位至宰相。再如隋尚书右仆射苏威曾孙苏环，亦位至吏部尚书左右仆射、太子少傅，而苏环之子苏颋，亦官至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三品相位。这种家世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唐初三代进士的仕宦情况。在有明确世家背景的33位进士中，可以考证出唐初进士职官高于父祖职位者9人，与父祖职位相似者8人，低于父祖职位者2人，因此大多数唐初三代进士在父祖职官位上或持平或有所发展。

通过上述对唐初高祖、太宗、高宗三朝进士群体的研究，可以清晰地了解这一时期进士科的取士首重世族的特点，并通过进士群体地域分布、仕宦状况、家族背景等情况展现出唐初三代与唐后期的进士群体有着明显的区别。虽然高宗、武后时期大力提倡进士科取士希望以此打压世家大族的垄断势力，但通过研究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大族实际上在进士科依旧占有着明显的优势。他们通过家族力量、家学背景和荐举等多重手段占据着科甲进士的主流。故真正出现所谓寒族庶士与世家大族的抗衡局面，要到唐后期甚至宋代才真正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