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平中||官·师·生：锦江书院与清代蜀学复兴的三种力量

锦江书院（1704—1902）是四川按察使刘德芳在文翁石室故址建立的省城书院。作为“全川书院之首”，一直是清代蜀学的中心与策源地。各督抚、学政以“不坠文翁遗绪”为己任，倡言风教，涵濡教泽，是提振清代四川人文学术的关键力量；著名山长易简、郑方城、彭端淑、杨芳灿、李惺、伍肇龄等“整躬励行”，悉心指授，是践行“文翁之教”的主导力量；杰出院生顾汝修、李调元、张邦伸、刘光第、骆成骧、张森楷等蹈仁道德，追慕巴蜀前贤，致力于振兴乡邦人文学术，是清代蜀学复兴的参与者与实践者，引起了蜀学研究者的关注。历任“实心文教”的四川大吏、掌教书院的著名山长与杰出院生以锦江书院为平台，勠力同心，相与为一，主动践行文翁之教，积极振兴蜀中文教，培养蜀中人才，是推动清代蜀学从长期式微走向晚清繁盛的三种重要力量。

锦江书院

一、官斯土者：弼教兴学，不坠文翁遗绪

西汉蜀守文翁以儒化蜀，建石室储才，教民读书法令，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开启了蜀地官师文教治蜀之先河。文翁成为历代官斯土者追慕学习的楷模，石室成为四川兴学育才的重要文化地标。如灵帝时蜀郡守高䀢修周公礼殿，复建讲堂石室以兴学；孟蜀丞相毋昭裔捐俸以楷书镌刻“蜀石经”陈列成都学宫（仿文翁石室）以广其学；宋成都知府蒋堂、田况、吕陶、宋祁、范成大以及元儒学提举谢晋贤、元贞初教授解瑨和明正德间教授刘汉、万历间耿定力等26人，或亲率僚佐生徒，或主持四时祭祀文翁，或讲礼于礼殿，倡言文教，风化蜀地，于蜀学的历史发展颇多贡献。

明末清初，四川兵连祸结，社会凋敝，人文颓废，衔命来官蜀土者以“仰体圣天子右文至意”相期许，以“弼兴蜀中文教”为己任，以“继石室流风于无穷”相风尚，参与到锦江书院发展建设的实践中来。如顺治间巡抚佟凤彩莅任仅三日即谒孔庙并集诸生升堂讲授六经，并捐俸重修成都府学，以续文翁化蜀遗教；康熙间巡抚贝和诺会同按察使刘德芳创建锦江书院，“以继文翁遗绪而不坠”为办院育才之主要目标；乾隆间总督文绶、学使吴省钦捐俸重修书院讲堂、大成殿，不断扩大书院办院规模，不断提升其全川书院中的重要地位；嘉庆间总督勒保重修锦江书院，人称“规制崇宏，他无以比”，总督蒋攸銛修缮锦江书院，新刻顺治《学规》卧碑以行整顿，加强教学管理，其所题写的“文翁石室”匾额至今尚存；咸丰间总督黄宗汉捐银4200两置办书院学田，扩大书院招生名额谷课生28名，为锦江书院的发展壮大做出了重要贡献。可以说，兴文教以培植人才，延续石室流风遗绪以行风教，无疑是清代四川历任督抚、学政等大吏治蜀兴川的重要举措之一。

康熙四十三年（1704），按察使刘德芳（字文安）秉承四川巡抚贝和诺（富察氏）“兴文教以植人材”之意，捐俸在文翁石室故址创建省城锦江书院。刘德芳在《锦江书院碑记》中云：“为门几楹，为堂筵斋讲，为藏书之轩，为宾师之位，为东西号舍，为庖湢游息之所。”建讲堂、经筵斋讲之所以供师儒日与诸生揖让讲习，设宾师之位解决院生长期无师可师的问题，建东、西斋舍以解决院生无处栖身就读之苦，修建藏书之所以解决院生无书可读的困难。处于初创阶段的锦江书院虽然颇为简陋，但礼殿、讲堂与藏书之所却是作为重点建设的，这正是对文翁作礼殿、立学官、建石室雅化巴蜀人文做法的活态传承。书院规制主动传承以礼殿、讲堂为代表的石室风貌形态，是锦江书院在文化根脉传承方面不同于岳麓书院等同期省城书院的地方之一。建院伊始，刘德芳就意识到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与强化书院章程规约的重要性。他在《锦江书院碑记》中云：“延访贤士可为人师者主其席，定课试之约，筹膏火廪饩之资。”刘德芳延聘名师主讲书院，推崇实不虚的教风。认为掌教者须以“古者教士之良法美意”为准则，不能视书院为个人之“声利之场”，不得以一时科名虚声相慕悦、相夸尚。强调《诗》《书》在教学中的根柢作用，主张师儒须参与到具体教学中，日与“诸生揖让讲习”，传扬“德教之闻”，以见“蜀之士皆蹈德咏仁，追前贤懿轨”，以实现振兴巴蜀人文学术，“继石室流风于无穷”的久大之业。

雍正十一年（1733），朝廷诏令直省设立省城书院，并各赐官银2000两以为营造之资。锦江书院作为朝廷钦命的23所官办省城书院之一，其在全川书院中的地位更加重要与显著。

乾隆二十四年（1759）乡试，就有李调元等18名院生中式举人，其中何明礼摘得解元，李调元亦中第五名经魁。而重建锦江书院讲堂斋舍，扩大办院规模，改善办院环境，打造全川学术与教育中心，成为各督抚、学政的重要工作。乾隆三十八年（1773），四川学使吴省钦（字冲之）视学锦江书院，见讲堂秋潦致圮，自捐俸禄百缗修葺书院讲堂。次年，与布政使钱鋆（字贡金）、署按察使顾光旭（字华阳）一道，亟请总督文绶（字惺亭）拨官钱二百四十缗重修讲堂，以扩大书院讲学规模。吴省钦捐俸并亲自主持新修扩建锦江书院讲堂，还有其借助石室流风遗绪独特文化传统振兴蜀中人文的积极思考。他在《重建锦江书院讲堂碑记》中自云：“予惟书院尊讲堂而斯堂殆翁之旧。爰证据今古俾审所自来，知诸大吏用心若此也。”吴省钦特别重视书院讲堂建设，与文翁“立文学精舍讲堂”，于左右开“温故、时习”二堂以教人的做法是一脉相承的。从一定程度体现了官斯土者借助锦江书院以兴植文教、培养四川急需各类人才的治蜀理念。

作为四川学政，吴省钦亦重视书院的制度建设和教学管理，并亲自参与到书院的教学实践中来。如在如何对待经史之学、制艺时文与蜀中学术传统的问题上，有其独特的认识和见解。他曾云：“以时文代圣贤立言，各有身分，而经史为之根柢。”应该说，重视经史等根柢之学固然重要，但作为全省人才教育培养中心的锦江书院，不仅是思想与学术研究的中心还是人才培养特别是科举应试人才培养的中心，针对清代四川士子在历次科考中长期表现不佳的现实，书院在教学中确有强调制艺时文等科考技法的必要性。为此，他主张书院教学，“先经义而后时文，先行谊而后进取”。每次按试，其必让院生“先默经，及试诗若赋。以示劝励。”此后，重视根柢之学与同时兼顾诗古文辞传统与时文技法教学，成为锦江书院长期坚持的育人传统，直到清末书院改制。为了纠正蜀中学子因方言引起的字、音之误，吴省钦还亲自为“蜀字匡谬以正沿之误，为官韵考异以别方音之混”，以提升蜀中士子科考的诗词能力和技法水平，增强他们在科考应试中的竞争力。吴省钦亦官亦师、官师一体的育才之法，对提高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的蜀中士子科考业绩，振升之间的士林士气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

嘉庆十年（1805），四川总督勒保（字宜轩）从平定川楚白莲教之乱吸取教训，意识到“端士习以振民俗”在治蜀兴川中的独特作用，因此特别重视办好作为“全川书院之首”的锦江书院以期雅化蜀中人文风习。每值书院官师考课，必亲自前往督促考校，砥砺诸生敦品立身，勤于实学，以成有用之材，以为全省士习民风之楷模。这与文翁“乃选郡县开敏有材者亲自饬厉”，用次察举，设学教士，雅化蜀地的做法颇有相似之处。见书院殿堂狭隘，屋宇倾斜，勒保亲自主导倡捐俸银1300余两，重新修建省城大书院锦江书院。据时任山长杨彦青在《重修锦江书院三公堂东西斋并后院碑记》中说，此次书院重修，重点是重建“三公堂”以祭祀文翁、高䀢等蜀中先贤；增建诸生斋舍以厚培士风；筑室五楹为后院以居山长以尊礼师儒。新修后的锦江书院巍然焕然，为之一新，礼殿、讲堂均辅以东西厢房，院内通曲径、设重门，院外四周缭以墙垣，人称：“规制崇宏，他无与比。”彰显了锦江书院作为“通省作育人才之所”在全省中“他无与比”的崇高地位。

二、掌院者：实心讲授，作育多士

锦江书院一直是清代四川的最高学府，复兴清代蜀学的中心。历任山长均由督抚会同学政，遵照省城书院山长“必选经明行修、足为多士模范”的要求选聘。据笔者考订，在近200年的办院历程中，计有至少24位山长掌院教学与人才培养。他们中既有潜心育人、不慕权势的易简、杨锡麟、彭端淑、李惺、姜锡嘏等士林圭臬，也有工诗擅长古文辞的郑方城、储掌文、伍肇龄等名儒硕学，还有文武兼备、政声卓著的高辰、杨芳灿、牛树梅等能官良吏。他们，主动践行文翁之教。悉心指授，“日与诸生耳提面命，正误指迷”，为培养蜀学人才，延续巴蜀精神道脉做出了重要贡献。

锦江书院山长分别来自四川、江苏、福建、甘肃、湖北诸省，体现了书院打破省城书院山长“须是本省或邻省人”的陈规，不拘一格选聘名师掌教的办院原则。从他们的科第看，计有进士19人，举人4人，仅1人为贡生，其中进士出身的山长占比高达79％，比同时期著名的湖南岳麓书院山长科第高22.2%；锦江书院历任山长都是德学兼具的“仕而已者”，计有正三品1人，正四与正五品5人，六、七品共13人，出仕率为100%，出仕率超过同时期岳麓书院73%。锦江书院历任山长全都曾出仕为官，既饱读诗书又有出仕做官的实践经验，其独特的经历与资质在同时期的省城书院中是非常少见的，体现了锦江书院崇尚实学和经世致用的育人特征。顾汝修官至大理寺正卿，曾位列朝官正三品；彭端淑官至肇罗道，为正四品道员；伍肇龄十八岁中翰林，长期任职翰林院编修，权臣李鸿章谓其“天下翰林皆后进，蜀中佳士半门生”。可以说，品学兼优的良好师资是锦江书院在历次科考中取得优秀育人业绩的重要保障与必要前提。如高辰（字景衡）掌教锦江书院，以实学课士，潜心讲授，创造了书院科考的辉煌业绩。仅乾隆二十四年（1759）乡试，就有李调元、姜锡嘏、孟邵等18名院生中举。据嘉庆《四川通志》“选举志”记载，次科“四川举人科名额仅六十人”。锦江书院的中式率占全省的30%。次年会试，张翯、姜锡嘏、孟邵三人又连捷进士。据嘉庆《四川通志》卷“选举志”记载，“乾隆二十五年毕沅榜，四川成进士者七人。”是科四川成进士者总共7人，锦江书院成进士率约占全省的42%。在一次乡试和会试中取得如此辉煌的成绩，充分体现了锦江书院“通省作育人才之所”在全省的主体地位。

择汇英才而教之，是锦江书院又一主要办院特点。书院坚持“必择乡里异秀、沉潜学问者肄业其中”的人才选拔制度。其《考课章程》明确规定：“考课有生无童。”就是说入选院生须是各州县岁、科两试中的优秀人才，以确保院生较强的学习能力与认知水平。书院教学，创新使用王安石的“三舍教学法”，院生计分正课、副课和外课三个等次。按月考课，以课试优劣定升降等级，督促院生努力学习。为尽可能多地选拔颖异之士，锦江书院还打破地域限制，招纳远来游学者入院肄业，这与广东省城广雅书院只招收两广士子的作法是不同的。如《咸丰七年冬酌改考课章程案》规定：“系游学远来及僦居在省不及回籍起文者，查系的名，亦准给文送考。”此外，书院亦招收旗人子弟，这与其他省城书院旗、汉分别教学的方式不尽相同。如《钱公教士纪略》云：“今肄业诸生多至数百人，中有旗士之肄者。”正是不拘一格地汇泽英才而教之，才铸就了锦江书院在历次科考中的不俗业绩。如史称“铁面御史”的李漱芳、以李调元为代表的“锦江六杰”、清代唯一四川籍状元骆成骧等一大批蜀中才俊，都曾出自锦江书院。

书院秉持“士子首重品行”、“先行宜而后进取”的选才育人原则，将祭祀先圣先贤与传承儒学道统、振兴蜀中人文学术有机结合。书院屡次兴建周公礼殿、新修文庙，祭祀周公、孔子及其弟子以尊儒学道脉；创建三公堂祭祀文翁、高䀢、司马相如、张栻等蜀学先贤，以标举蜀学精神传统。坚持讲授宋儒义理之学，在教学中强调道德人伦的养成，实现了做学问与如何做人的高度融合。如张晋生、顾汝修、李惺等山长，严定“学规”、“章程”，制定了以“尊贤”、“守礼”、“敦品励行”为核心的办院章程，力图从强化管理和加强制度建设的层面凸出德育的重要性，反映了书院德学并重、尤重德品养成的办院特点。

建石室储经，丰富蜀中文献典籍，是石室流风精神的显著特点。锦江书院一向重视藏书与刻书，主要有以下两个特点：一是重点收藏经史与辞章典籍。以咸丰间书院所藏57种、2530册书籍法帖为例，其中经部17种、史部6种、子部1种、集部33种。仅就藏书的种类与数量占比不难看出，锦江书院主动秉承蜀学“重经史”“好文雅”、治学旨趣；二是重视藏书的公开性和对外流通性。书院藏书除满足本院的教学与研究外，还向院外士人出借、出售，充分发挥锦江书院作为全川思想学术引领之地的突出地位。为了传播书院师生的最新学术成果，还在文翁祠内专门建有刻书局，根据实际需要“随时觅匠刷印”，以供“帷下士籍资诵习”。山长伍肇龄为了重建蜀学“学统”体系，与方守道等人编纂《蜀学编》。该书收录蜀中人物及其思想学术，上起两汉，下迄晚清，以传存蜀学的根脉谱系与精神特质。

三、肄业者：蹈德咏仁，追前贤懿轨

锦江书院学人奋励自强，以传继文翁流风余绪，振兴蜀中人文学术为己任。据胡昭曦先生不完全统计，肄业锦江书院的院生总数不下2000人。他们无论是致仕归里亦或肄业锦江书院，都主动参与到振兴蜀中人文学术、培养蜀学人才的具体实践中。或参与书院学校的建设教育培养蜀中后进，或备纪蜀事传存乡邦文献典籍，或自觉延续千年蜀学道脉。如曾肄业锦江书院的著名院生顾汝修、敬华南、姜锡嘏、童棫，致仕归蜀后都选择了重回书院着育人才的工作。顾汝修（字息存）致仕归里后掌院锦江书院三年，主讲宋儒义理之学，著有《四勿笺》《与门人朱石君书》延续蜀中固有的宋儒之学，在《蜀学编》中，名列清代四川经学家之首。姜锡嘏（字尔常）不乐仕进，辞官归里后，主讲顺庆、天池书院十余年，掌教锦江书院16年，直到目昏手僵、老迈无力才离任。姜锡嘏精研宋儒义理之学，训课有方，熏陶有术，造就蜀才甚众。《内江县志》云：“时乾隆壬子秋，诸生三百八十人，合登乡荐者，五十余人，捷南宫入词馆者，亦数人。”成为锦江书院学子中专注蜀中人才培养的典型和重要代表。锦江书院学子致力于蜀学人才的培养，为清代四川书院的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成为清代蜀学由衰而兴的重要力量。据王纲在统计嘉庆《四川通志》有关书院教育情况后指出：“自康熙初至嘉庆中，全川书院为198所，已超过四川自宋代到明代所办书院总和79所的一倍半。而乾隆朝尤为突出，所创办、重修的书院达一百五十二所，为康熙至嘉庆中四川书院总数的76.76%。”四川诸生从康熙初的不足千人上升到乾嘉之际近万人，再到晚清张之洞出任四川学政时“全蜀学生三万人”。是与锦江书院学人投身四川书院与学校教育，切实推行“一人学成，教成万人；万人学成，教成三军”的独特人才培养体系密不可分的。

蜀中史学渊源有自，扬雄《蜀纪》、谯周《巴志》、陈寿《三国志》、常璩《华阳国志》，要皆名冠史林的巨著。刘咸炘曾云：“隋前成书仅存十数，蜀得其二。陈、常接步，道将体超于赵晔，承祚词亚乎班固。”自“明季兵燹摧残，益都文献扫地尽矣”，百余年来，四川不但没有一部像样的史学著作面世，而且遭遇“杞不足征”的尴尬。锦江书院学人主动承担起“继前志而补前缺”，振兴蜀中史学的历史重任。如李调元《罗江县志》、何明礼《江源文献》《浣花草堂志》、张邦伸《锦里新编》《云栈纪程》《三黑水考》、潘元音父子《华阳县志》、伍肇龄《直隶绵州志》《益州书画录续编》、张森楷《合江县志》等书，挖掘并保存了大量反映清代四川社会、历史、文化、典籍与风俗方面的珍贵材料。如李调元《井蛙杂记》“或得之旧志，或得之新闻，或得之于山经石室，或得之于小说稗官”，专意网罗蜀中历代蜀人掌故逸事。该书所记，“多为正史所不载，以及案头所未数见”，有补于正史记载之不足，有助于蜀事之传存。张邦伸遍访蜀中耆旧遗老、河川道理，所著《锦里新编》网罗八十余年来“蜀中人物时事”，详载蜀中名宦循吏、文佚武功、乡贤节烈、山河名胜、边防戍卫以及奇闻佚事，分门别类，“登之简册，以为异日考证之资”。具有拾遗补缺，传布蜀中逸闻之功效，并为巴蜀方志编纂者提供了不可多得重要参考。

文翁“以儒化蜀”，笃信道德，诱导蜀中人文学风，启迪了巴蜀学人的治学新旨趣，为后世蜀学的发展演变提供了必要参考。乾嘉之际，以宗汉学为旗帜的考据学大兴，京畿、江南等地已然“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但蜀中却处于无师可承、无书可读的“贫学”状态。以李调元为代表的“锦江六杰”，植根乡邦人文根脉，秉承蜀学好《易》、重史与尚文等“学脉”传统，吸纳乾嘉考据学之优长，致力于蜀学的恢复与重建，成为促推蜀学从式微向复兴转变的重要力量。李调元以经为本，遍涉群书，所著《夏小正笺》《尚书古文考》《月令气候图说》《十三经注疏锦字》，既注重考订经典文本的异同，又善引程、朱等前贤的解经成果，据实言说，经史互证，自成一体，在清代经学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何明礼所著《易注》《心谓集》《批点孟子大文》，不囿训诂俗套，“摘古今之参互者悉心考订”，博采汉宋诸家之说，折衷今古，开新创造，卓尔不群。如张邦伸评价其《批点孟子大文》时认为，该书“较苏（苏轼）批更精”。

“文宗自古出巴蜀”，四川自古巨公名彦，代不乏人。刘咸炘曾说：“蜀独尚文，载纪特盛。”最早振起蜀中文坛和诗坛的，就是锦江学人彭端淑与李调元。彭端淑与李调元同为“蜀中三才”，生平治学“媕雅宏通，湛深经术”，而于诗古文辞创作最为著名。《清史列传》本传评价云：“诗学汉魏，文学《左》、《史》。”肯定了他在清代文坛的独特地位。李调元治学博杂多方，抒写性灵，造诣颇高，《清史列传》本传评价云：“天才横逸，不假修饰。”其《童山诗集》、《蜀雅》《看云楼集》等诗，深受杜甫诗忧国忧民思想之影响却专注抒写性灵与真情实感，在清代诗坛占有独特地位。如《登八境台用东坡韵八首呈虔州翥堂太守》《再游峡山飞来寺赠禅乐长老用东坡韵》《赋得峨嵋翠扫雨余天》等诗写景抒情，文思纵横，气韵豪迈，具有苏诗“诗声如钟吕，气若江河”的文化活态基因与风范，被袁枚称作“名山之业”，扬名朝鲜、日本等地，成为反映清代蜀中诗文成就特点的代表之作。

结语

历任“实心文教”的蜀中大吏，以蜀中先贤文翁为楷模，致力于兴植人才，坚持以文教辅政，兴文教以安蜀兴蜀的治蜀方略，成为延续千年蜀学精神学脉的重要引导力量，并为治蜀兴川积累了宝贵而丰富的经验与智慧。著名山长长于讲授，严于考课，身体立行践行文翁之教，奖掖后进，造就培养了大批蜀中人才，成为延续巴蜀文脉、蜀学学脉的主导力量，在清代学术史、教育史上占有重要而独特的地位。肄业书院的杰出院生以复兴四川人文学术为己仼，以“继石室流风遗绪不坠相号召”，致力于乡邦书院、学校的建设和蜀中人才培养，为振兴清代四川的文风士气做出了积极贡献。他们蹈仁道德、追懿前贤仪轨，想方设法丰富蜀文献典藏、备纪蜀中因战乱毁灭的掌故事迹，成为彰显蜀学精神道脉，推动蜀学历久弥兴、由弱而强的主体。历任蜀中大吏与锦江书院学人勠力同心、相与为一，以锦江书院为阵地，以继石室流风于无穷为引领，重建了四川人文学术恢复与发展的理论体系、实践体系，开创了地域文化植根自身根脉传统，开新创造、历久弥新的复兴新模式，成为推动清代蜀学从式微到晚清繁盛的核心力量，充分展示了蜀中学人高度自觉的文化意识与自强不息的奋励精神，至今具有重要的文化借鉴价值与参考意义。

作者简介：刘平中，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文//来自于《中华文化论坛》2019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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