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的爆发是由于河朔地区的“胡化”吗？

问题如下：

安史之乱的爆发是由于河朔地区的“胡化”吗？

回答如下：

安史之乱的爆发有直接的诱因，也有制度化的远因，这之中，胡化恰恰是结果，而非原因。

具体来说，河朔地区，其实就是河北地区，在唐朝争取划分来说，属于河北道，而河北道的地理环境，在唐朝时与今天是完全不同的。

河北道，在唐朝时实际上是两块互相悬隔的地理区域，在今天雄安新区这一条线，也就是河北省中部地区，当时从太行山到大海之间，有一大片的湖泊和沼泽，这些水系，一直到北宋初年仍旧存在，成为宋辽的天然边界线，直到北宋末年，这些水系才逐渐干涸，成为随意出入的旱地。

在唐代，河北道北部以幽州、易州为中心，经济并不发达，甚至部分地区处于半耕半牧的状态，唐朝又在幽州北面设置了一系列的羁縻州，安置投附的游牧部落，所以，这个区域的胡化是比较严重的，是从南北朝以来的传统继承。

而河北道南部，魏州、洺州、相州等地，都是发达的农业区域，整个河北道的户口在天宝极盛时接近全国的1/3，是当时全国最富庶的区域。

而后来长期割据和有百年不闻声教的河朔三镇，只有一镇在幽州，另外两镇在河北道南部，即魏博节度使和成德节度使。

上面是元和十五年的河北五镇，其中幽州、魏博、恒冀，是长期割据的三家，沧景、易定、邢洺则是废置变化，很长时间是被朝廷控制的半独立势力。

这个大区域，才是“河北胡化论”的指向客体。

说回安史之乱，直接的诱因是信任安禄山的唐玄宗老迈，杨国忠执政，不断上告安禄山谋反，安禄山本身的计划是等唐玄宗死后再反，结果不断受到杨国忠的逼迫，就迅速举起了反旗。

而制度性的远因，则在于唐代的节度使制度实施后，为了减轻财政的负担，允许藩镇兼任转运使，将各个集中的财富中心或者说后勤总基地的钱帛物资供应给边军。

由于唐朝统治的疆域极大，政治中心在长安、洛阳，对于河北的管辖，其实是鞭长莫及，所以，西部的后勤、财富中心在凉州、长安，而东部的中心就在河北道幽州、贝州。唐代殷亮《颜鲁公形状》记载：

国家旧制，江淮郡租布储于清河，以备北军费用，为日久矣，相传为天下北库。

清河郡就是贝州，还在冀州的南面，这里是北军的后勤总基地。

换句话说，河北的藩镇只要占领河北道，其实就有了天下1/3，进则足以进取江淮，退则足以自保河北，而安禄山有雄兵20万，占天下军队总数的1/3（边镇49万+中央军12万），没有野心不是很奇怪的事儿吗？

所以，即便不是安禄山这个胡人，谁长期掌握这么强的力量，最终也会走上谋反之路。

而安史之乱后叛将们被安置在河朔地区，才导致了这个区域100多年的胡化进程，而不是反过来，在开元天宝年间，河北道大部分地区可不是胡化的，而是汉人高门大族的乐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