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抑或“天学”：明末清初的中国知识分子，到底如何选择？

16世纪后期的大明尽管外有女真人入侵，内有农民叛乱，但在表面上依旧是“歌舞升平”。谁也无法预料到仅仅几十年后后金的铁骑便会攻破山海关，与李自成的闯军一起将帝国覆灭。但此时的大明社会已经出现了一些征兆与变化，即西方天主教传教士第一次大规模的来华进行传教活动，并将西方先进的科技与火药技术带到了中国，而这种现象在几百年后会再次出现，不过不再是以和平而是以暴力的形式出现。

上海徐汇区最大的天主教堂

一、传教士来华之前的世界

15世纪的欧洲迎来了大航海时代，这个自希腊罗马文明时代便开始利用海洋资源的文明再一次认识到了海洋的重要性，而且他们不再将目光聚焦于欧洲附件的海域，而是开始进行远洋大探险。毫无疑问，对财富的渴求对于这批“亡命之徒”来说是最大的诱惑，哥伦布就曾经说过：“黄金是一个奇妙的东西，谁有了它，谁就成为他想要一切物品的主人。”这句话可以称得上是航海者的信条了。1487年迪亚士率领船队远航，在暴风雨的影响下船队偏离了原有的航线，但却没想到船队在混乱之中竟到达了他们前所未到过的地区即好望角，1492年哥伦布自欧洲西行，发现了美洲大陆，1497年达伽马率领船队到达印度，1519年麦哲伦开启了环球之旅并在三年后返回欧洲。这一个个前所未有的地理大发现使得世界开始连接成一个整体，而西方传教士也随着开始向欧洲之外的地方前进。

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

二、传教士利玛窦

传教士来华传教，其面临的首要问题便是如何能让中国人相信并信奉天主教，尽管生活了几千年的中国人从来没有接触并了解过这个完全西方化的宗教。作为传教士的重要代表，利玛窦在进入中国后遇到的这个问题对他来说十分关键且重要，如果能够让中国人相信天主教是值得信奉的，那么这次传教活动就是极为成功的。利玛窦与其他传教士不同，他没有选择从底层百姓入手，他认为与其花费大量的时间用在基层布道，不如直接从政府高层官员着手，一旦官员开始信奉天主教，那么百姓也会跟着相信，这样所带来的效益是极高的。

利玛窦像

利玛窦在进入中国之后结识了出身官宦家庭的瞿汝夔并与其结成朋友，作为接受过系统良好儒家教育的瞿汝夔深知天主教要想在中国得以传播，必须与儒学相结合即采取“知识传教”的策略。在瞿汝夔的建议之下，利玛窦将天主教与儒家的经义进行努力的融合即“以天补儒”，此做法立即使利玛窦结识了一大帮中高层知识分子与官员，并成功的将天主教传播下去，而他也从此进入士大夫的上层圈中。朝野中的众多士大夫与利玛窦交好，并被其带来的西方科学知识所折服。当时即有人撰诗称赞利玛窦：“西极有道者，文玄谈更雄。非佛亦非老，飘然自儒风”，此诗不但将利玛窦进行了高度的赞扬，而且十分明确的展现出利玛窦“以天补儒”策略的正确性。

利玛窦身穿儒服与徐光启交谈

甚至在利玛窦去世后依旧有众多士大夫写文以纪念，这也可以看出“知识传教”策略的得当之处。当时的另一位传教士金尼阁曾对利玛窦进行过评论：“生活在这样一个人民聪明、智慧的民族，生活在这样一个把外人统统视作蛮夷的国度里，利玛窦有如此高的声誉，这是历史上所没有过的，也是不可能的。”此言可以十分形象的概括出利玛窦的贡献。

三、传教士与中国士大夫

作为能够决定国家发展前途与命运的群体，官员之间向来存在着众多小团体，而对于天主教是否应该在中国传播这个问题，官员之间也存在巨大的分歧。大体来说可以分为三种：

其一是入教者，以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为主要的三位，而这三位也被称为明末天主教的“圣教三柱石”。在这三位之中又以徐光启最为杰出，1603年考进士未中的徐光启正式受洗入教，并获得教名“保禄”。作为明末非常重要的知识分子和天主教徒，徐光启在自然科学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他与利玛窦共同翻译诸多西方科学著作，例如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撰写的《几何原本》，他还与传教士熊三拔共同翻译了介绍西方水利方法的《泰西水法》。

油画：利玛窦与徐光启的“文化盟约”

系统学习西方历法知识之后，徐光启开始主持《崇祯历书》的编写工作，而这本历书也成为后来盛行中国数百年的《时宪历》的蓝本。而徐光启最著名的著作当属集中西方农业知识大成的《农政全书》。除徐光启外，李之藻与杨廷筠也是明末非常重要的信奉天主教的官员。李之藻官至光禄寺少卿，并与徐光启共同参与了诸多书籍的翻译工作。此外他还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的绘制者，这是中国第一幅出现美洲大陆的世界地图，也开创了中国人绘制世界地图的先河。

坤舆万国全图

其二为反对天主教之人，其理由也多为一些传统“卫道士”之言论，认为天主教是异端和蛊惑人心、歪曲儒学之说，此外还有信奉他教之人如信奉佛老之学之士大夫亦对天主教进行批驳，此类士大夫有王启元、许大受等；其三为对天主教有好感但却没有入教之人，如叶向高、冯琦等人，这一类人的特点便是被利玛窦所带来的西学所折服，而且在利玛窦的“知识传教”策略下对于西学并没有很大的反感，但因一些问题，比如“婚姻”（天主教主张一夫一妻制），这些士大夫多有妻妾，所以尽管对天主教存在好感却并没有入教。

这两类人中，第二种属于直接反对者，虽然在利玛窦时期这一部分人并不占据主流地位，但当利玛窦去世且清朝入关之后，这一批人立刻获得了主导地位，开始对天主教进行猛烈的进攻，也由此产生了清朝初年的“历狱”事件，对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造成了极大的打击。雍正时期，随着天主教与清政府的矛盾愈发增多，雍正帝下令禁止天主教在民间传播，此后虽然传教士依旧存在于宫廷，但民间已很少出现传教士的身影，直到一百多年的鸦片战争，传教士跟随火炮重新来到中国的土地进行传教。

康熙时期的传教士代表汤若望

文史君说：

明末清初的天主教传教士来到中国之后，采取了和平的知识传教的手段进行天主教义的传播，并致力于使政府官员与知识分子入教。当时的大明虽然国力日渐衰颓，但依旧处于中华文明的巅峰时期，自信的中国官员并没有排斥来自大洋彼岸的“异教”，而是选择与其合作，以给中国介绍传播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而清朝入关不仅结束了明的统治，也彻底结束了文明自信的时代，不得不令人叹息。

鸦片战争使传教士再度卷土重来

参考文献：

1. 黄一农：《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2. 李业业：《在刚性史料中寻找软性的情感：读 《两头蛇 ———明末清初第一代天主教徒 》，《中国比较文学》2007年第03期。

（作者：浩然文史·刘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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