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澳门回归了,中国历史上还有一地,租期无限,面积是澳门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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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澳门回归了,中国历史上还有一地,租期无限,面积是澳门3倍

鸦片战争到抗战胜利,是中国最难的105年。虎门销烟中林则徐的愤怒,是清王朝纸老虎的怒吼,“头断血流可也,鸦片一日不禁,吾一日不返”的时代强音,遮掩着清朝的苟延残喘。太平天国给清朝致命一击后,打开国门和大兴改革不得不提上日程。第二次鸦片战争硝烟未散,《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墨迹未干,沙皇俄国又抢走了144万平方公里宝地。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的兴起,是革新派必输无疑的赌博。甲午战争一锤定音,是清朝的最后挽歌。在那个探寻中国出路的夜里,中国年轻人终于明白:老人再也靠不住了。于是,谭嗣同在《仁学》中放出“扫平封建桎梏”的呐喊,康有为在《康子篇》中提出“君主与千万万国人共进退”的宪政思想。

列强侵入国门后,从来不做一次性生意。为长久获取利益,西方发明了冠冕堂皇的租界,同时掩盖了无耻下流的强占。提起中国的租界和割地,香港和澳门最为熟知,《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载:“港地扩展英界,租期九十九年,租期到后,再议续租。”澳门与香港类似,被葡萄牙租借(强占)99年。但除香港和澳门外,中国还有一地,面积接近澳门三倍,租借年限却非99年,而是立契永租。这一租界,就是天津租界

天津租界的诞生,充斥着西方列强的扭捏姿态和丑恶嘴脸。1860年,清政府与英国订立条约,其中一条写道:“兹与尔国立此约,借大沽口做通商用,凡往来通商,只借道而不留,一切利益仍归尔国”。英国人大言不惭地说出“只借道而不留”,又信誓旦旦地用行动推翻承诺。1860年冬,条约签订不到两个月,英国商人就开始在天津海河西岸强行驻留。一些商人独自前来经商,一些索性拖家带口来到中国。在完全违法的情况下,他们强行入住旅社,租赁房屋,一些英国本土房产公司,大面积廉价租赁房屋,同时高价租出,差额利润全部中饱私囊。

英国人向来喜欢用既成事实说话——如同他们在印度做的那样。在英国商人大规模进入天津后,英国政府就重拾旧时家当,向清政府提议:“大沽和天津的现状已经明了,清朝子民不但不排斥英国人,还欢迎他们。既然如此,英国希望与清廷进一步细化条约(《天津通志·租界》)。”当然,列强们停靠在大沽口的船炮,在为他们的无耻撑腰。清廷不敢不接受提议,结果:“开放天津为通商口岸,并划定英国租界,同时立契永租。”西方列强见英国开了先河,纷纷加入,一时间法国、美国、德国、日本等,都与清廷签订了租界条约。就这样,天津租界成为西方列强在中国的一块永久租地。

天津租界,北起海河公园以东,南抵梅江公园以西,面积九十平方公里左右,约为澳门面积三倍。这片租界不但能覆盖当时天津老城区,也能打通海河入海通道,为西方国家海运进入中国提供便利。西方国家一俟取得租界,就火急火燎地干了起来,唯恐不能及时获利。建设分为三步走:本土驻军,行政机构,教育机构和其它机构的建立。

讽刺的是,“文明国家”一旦踏上了别人的领土,最先使用的却是武力。当时租界条约规定,“各国可以在租界内长期驻军,但驻军数目不得过万。”当然,如同其它所有被“严格规定”的条例一样,这一条也从未得到过严格执行。1900年到1908年间,“天津租界驻军人数始终维持在16000人以上(《九国租界与近代天津》)”,唏嘘的同时让人感慨:既然这些匪徒早已决定要多派6000人,为何不在条约中提前规定好?梁启超曾说:“有些西方人惯于过河拆桥,连自己都不能幸免”,想想不无道理。

驻军主要有两项职责:为西方国家在中国的利益提供保障,为特殊变故与后续需要提前准备。例如,天津教案事件发生时,许多人因无法忍受各国传教士肆无忌惮的传教活动,杀掉了数十位西方教会人士和工作人员。清廷的应对十分软弱,虽曾国藩极力周旋,还是立即处死了中国肇事人员,又对西方国家进行了巨大赔偿。西方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如此强硬,根本原因在于本土驻军。

西方列强用枪炮守住自己安全感的同时,又建立了行政机构。各国在其租界范围内依次成立公使署,全权代表租借国利益,行使租借国政策。行政体系建立后,各国利用立法权,设立了一系列有利于西方利益的临时法律条例。例如,英国当时设立的通商条例规定,“凡在中国从事商贸行业的英国人,一律免除租金,对中国人租金的偿付,一律由清廷划拨。”免除租金的同时,英国还强行取缔了几乎所有进口商品关税,同时增加了中国出口商品,如茶叶和丝织品在英国的关税。这一举措,使当时许多中国本土企业宣告破产,接着,这些西方国家立即修订法律,对中国本土企业破产保护,趁机收归己有。

西方的第三把“秘密武器”是改革教育。由于教育直接影响思想,思想直接指导行为,所以这把武器最为致命恶毒。当时各国在天津建立了许多中小学校,建成后又废除清朝教育中的指定科目,同时引入西方学科。例如,当时英国在租界内一处兵工厂旧址上,修建了一所公立高等学校,又引入了当时西方最先进的物理学、数学和工学等学科知识体系,企图以此培养出适合服务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书写教科书方面,西方国家在字里行间中向中国学生灌输西方思想和意识形态,目的只有一个:彻底奴化中国青少年一代思想,让他们变成如同印度人一样。

当然,在西方满足自身利益的前提下,清朝也得到了些残羹冷炙。在解决了驻军、行政和教育三座奴役大山问题后,西方国家开始在租界内建设民生设施。例如,德国在租界内修建了当时世界上质量最好的公路部分公共交通系统,例如当时修建的一些沿海河公路,首次解决了沿河修建公路过程中路基不稳的问题。同时,由于清政府在天津修建的污水排放设施非常落后,法国利用自己在这方面的技术优势,在租界建设了一些地下污水管道系统,这些排污系统降低了当地传染病发病率和死亡率。时至今日,一些地下管道系统还在发挥余热。再如,英国在租界内引入了银行,之后这些银行又在中国本土化,为当时天津的商贸发展和金融业起步做出了贡献。不过,这些所谓的贡献,都是西方列强为资本主义服务的副产品,其动机绝非是为了中国服务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在短短数年内横扫欧洲,英国不得不向德国宣战,所以天津租界出现了奇特一幕:英国和法国租借,与德国和意大利租借接壤,各国人员免不了继续交流;但同盟国与轴心国的宣战状态,又让租借地中居民交往十分麻烦。英国人相对开放,除非战火迫在眉睫,他们不会考虑太多民族和国家问题。但日耳曼民族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和国家意识,使他们在与其它租界地居民交往时发生了不少冲突。当时租界内,在各国租界边界上常常会爆发一些斗殴事件。同时,由于互为交战状态,英国租界属于英国领土,德国租界属于德国领土,双方国民不能进入敌方领土,否则就是叛国行为,这也在当时引发了许多麻烦。

1942年,英国内外交困,已无暇顾及他们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地和租界了。甘地领导的印度独立运动,将英国赶了出去。1943年,在中国强烈要求下,英国做出让步,决定正式废除天津租界“立契永租”的协定,并约定将租界归还中国。不过,由于当时抗战尚未结束,租界没有能够被立即收回,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公布《接受租界及北平使馆界办法》后,各国代表协商了租界归还的具体时间和事宜,最终,1947年5月,天津租界终于回到祖国。

天津租界史,是百年屈辱史,西方列强借着船舰利炮,在中国土地为非作歹。但“一切恶势力终究是要完蛋的”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就如当年甘地在领导印度独立运动中所说的一样:“世界上有一些人,或一些国家,可能在短时间内无人能敌,所向披靡,但最后总是要失败的。真理和爱或许不能立刻取胜,但最终总是胜利的。总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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