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茜：苏辙《春秋集解》对啖氏师徒《春秋》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春秋》学发展至初唐已呈衰落之势。开元十六年，国子祭酒杨场奏言曰：“且今之明经，习《左传》者十无二三，若此久行，臣恐左氏之学，废无日矣。……又《周礼》《仪礼》及《公羊》《谷梁》殆将绝废……亦请量加优奖。”而到了唐中后期，《春秋》学的研究则出现了新气象。啖助及其弟子赵匡、陆淳是这一时期颇有建树的人物。啖助曾撰《春秋集传》《春秋统例》。助卒，赵匡损益其书，著《春秋阐微纂类义统》；陆淳传其《春秋》之学，著有《春秋集传纂例》《春秋集传微旨》《春秋集传辨疑》。皮锡瑞评曰：“唐人经说传今世者，惟陆淳本啖助、赵匡之说，作《春秋纂例》《微旨》《辨疑》。谓：左氏，六国时人，非《论语》之丘明；杂采诸书，多不可信。《公》《谷》口授，子夏所传；后人据其大义，散配经文，故多乖谬，失其纲统。此等议论，颇能发前人所未发。”啖氏等的《春秋》学思想不仅为唐代一片沉寂的《春秋》学注入了一股新鲜气息，也对后世《春秋》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宋神宗元丰年间，苏辙著《春秋集解》十二卷。《春秋集解引》云：“至于孔子之所予夺，则丘明容不明尽，故当参以公、谷、啖、赵诸人。”苏辙在此明确指出其书正是在大量借鉴啖助、赵匡等人《春秋》学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当然对于啖氏等的《春秋》学思想，苏辙也并非一味守成。在治经方法上，《春秋集解》对啖氏等的思想有了很大的发展与超越。

苏辙

一、苏辙对啖氏师徒《春秋》学思想的继承

苏辙对啖氏师徒《春秋》学思想的继承首先表现在其对啖氏师徒“择善而从、取舍由经”的治经之法的认同上。

《春秋》是鲁国的编年体史书，因其文字简约，后又出现补充经义的《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三传之中，《左传》重在发挥史实，《公羊》《谷梁》重在阐发义理。自汉以来，诸儒治经往往自成一派、各守家法。西汉武帝时，《公羊》学曾一度成为显学，《左传》与《谷梁》之学则处于颓势。魏晋开始，《左传》渐为儒者所重，杜预正是这一时期治《左传》最为卓著者。他力诋《公》《谷》，对于其中文句，更是不复征引。魏晋时期，杜预的《左传》注《春秋经传集解》大行于世,习《左传》者咸尊杜注。隋唐统一，孔颖达取杜注作《春秋左传正义》，杜注遂取得正统地位，而《公》《谷》之学则几近废绝。

到了唐中后期，《春秋》学出现了新变。啖氏师徒对前儒专守一传、力诋他说的治经之法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啖氏云："……《春秋》之文，简易如天地焉，其理著明如日月焉。但先儒各专守一传，不肯相通，互相弹射，仇灘不若；诡辞迂说，附会本学，鳞杂米聚，难见易滞。益令后人不识宗本。因注迷经，因疏迷注，党于所习，其俗如此。”啖氏指出，时人独尊《左传》甚至遗经存传的治经之法必然导致歪曲经义、以讹传讹的错误。他说：“今《公羊》《谷梁》二传殆绝，习《左氏》者皆遗经存传，谈其事迹，玩其文彩，如览史籍，不复知有《春秋》微旨。呜呼！买梗还珠，岂足怪哉!”啖氏认为“三传分流，其源则同”，故当采取“择善而从、取舍由经”的治经之法。啖氏云：“予辄考核三传，舍短取长，又集前贤注释，亦以愚意裨补阙漏，商榷得失，研精宣畅，期于泱洽，尼父之志庶几可见，疑殆则阙，以俟君子。”

啖氏的这一治经之法为苏辙所继承。苏辙同样认为，前儒治《春秋》各守一派、力诋他说的治学态度正是导致《春秋》经义不明的根源所在。他引用了老子的观点作为其治经的指导思想：“老子有言：’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苏辙谙熟《老子》，著有《老子解》，在《老子解》中，苏辙对此句有一注：“非无学也，学而不学，故虽学而不害于理。然后内外空明，廓然无为，可以辅万物之自然，而待其自成矣。”从这句注释可以看到，苏辙强调的不是“无为”，而是“为”；不是“无学”，而是“学”。要做到学而不泥于所学，学而超越于所学，唯其如此，方可顺应万物的内在规律而成之。这一思想也成为苏辙治《春秋》的指导思想，他说：“予窃师此语，故循理而言，言无所系；理之所至，如水之流，东西曲直，势不可常，要之于通而已。”苏辙认为在解经之时，应以理通经文为根本出发点。只要能使经文得到合理的解释则无需专守一家之说，也无需遵循固定的法则。苏辙这种“取舍由经”的观点决定了他在治《春秋》之时，采取了与前儒不同的不泥成说、不守师法家法、博釆众家以为我用的治经之法。

苏辙不仅在治《春秋》的方法论上显示了相当的自觉性，其在解《春秋》的具体实践中也采取了“择善而从、取舍由经”的做法。如《左传》注《春秋》隐公三年“秋，武氏子来求赙”：“武氏子来求赠，王未葬也。”《左传》此处交代了“武氏子来求赙”，是王未葬的缘故，未涉义理。《公羊》注曰：“武氏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称武氏子何？讥。何讥尔？父卒，子未命也。何以不称使？当丧未君也。武氏子来求赠，何以书？讥。何讥尔？丧事无求，求赠，非礼也。盖通于下。”《公羊》解释说，武氏子已是天子大夫，理应沿袭爵位，但其父新死，尚未落葬，故武氏子当为其父守葬，但他却未有父命而出使鲁国。经书之所以不称其爵，是对其有讥贬之意。至于经何以不书“使”，《公羊》以为，因平王未葬，新即位的天子未正式命之为大夫，故不书“使”。《公羊》就“武氏子来求赙”之事阐发了义理，指出丧事本无求赙之礼，周王派人来求赙即是周王无礼，故经文对周王有讥贬之意；但天子之丧，诸侯应不待求而呈王赙，今鲁未致赙，而使周王来求赙，则是鲁的过错，故经文对鲁也有讥贬之意。《谷梁》注曰：“武氏子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天子之大夫，其称武氏子何也？未毕丧，孤未爵，未爵使之，非正也。其不言使，何也？无君也。归死者曰赗，归生者曰赙，曰归之者正也，求之者非正也。周虽不求，鲁不可以不归，鲁虽不归，周不可以求之，求之为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辞也。交讥之。”《谷梁》所释与《公羊》实无二致，但较《公羊》更为详细。对比三传之义，可以看到，《左传》交代了经文涉及的事实，《公》《谷》则发掘了经文的褒贬之义。苏辙对三传之说采取了兼而用之的做法。《春秋集解》曰：“武氏子者，天子之大夫也，其称武氏子，何也？未毕丧，孤未爵也。未爵而使之，非正也。不言使，桓未君也。归死者曰赗，归生者曰赙。归之正也，求之非正也。周虽不求，鲁不可以不归；鲁虽不归，周不可以求之。交讥之也。”《春秋集解》对“武氏子”何以不称爵、不称使的说明以及对整句经文所包含义理的阐释均采用了《公》《谷》的说法，而《左传》所交代的“王未葬”的史实也融于其中。可见，苏辙的这段注释是兼采了三传之义。

再如《左传》注僖公五年“公及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会王世子于首止”曰：“会于首止，会王大子郑，谋宁周也。”据史所载，周宣王的母弟名子带，有宠于惠王之后，惠王因后之故欲废太子郑而立带。齐桓公为安定太子之位，避免周室之乱，帅诸侯会太子郑于首止。《左传》在此对齐桓公会太子于首止的目的作了交代。《公羊》注曰：“曷为殊会王世子？世子贵也，世子犹世世子也。”《公羊》以为经文特书“会王世子”，因世子乃天子之子，地位尊崇，故经文有尊王世子之意。《谷梁》注曰：“及以会，尊之也。何尊为焉？王世子云者，唯王之二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尊之也。何重焉？天子世子，世天下也。”（同上）《谷梁》也认为经文有尊世子之义，与《公羊》之义无有二致。苏辙《春秋集解》首先对与经文相关的史实作了如下补充：“惠王世子郑也。王以惠后故，将废郑而立带，故齐桓帅诸侯而会之，以定其位。”这段内容显然参照了《左传》“谋宁周”之意。在接下来的文段中，《春秋集解》则着重于义理的阐发：“世子不名而殊会，尊之也。首止之会，非王志也。帅诸侯以定世子为义也，然而诸侯不以王命而会世子，世子不以王命而出会诸侯，衰世之事也。”（同上）苏辙认为，经文书“会王世子”而不书王世子之名确有尊王世子之义。这一层意思显然是对《公》《谷》之说的借鉴。

秉着“取舍由经”的治经思想，啖氏等在解经之时对三传尤其是《左传》作了大量的删减。啖氏云：“至于义指乖越、理例不合、浮辞流遁、事迹近诬，及无经之传，悉所不录。其辞理害教、并繁碎委巷之谈，调戏浮侈之言，及寻常小事、不足为训者，皆不录。……谏净谋猷之言，有非切当、及成败不由其言者，亦皆略之。虽当存而浮辞多者，亦撮其要，凡叙战事，亦有委曲繁文并但叙战人身事义，非二国成败之要、又无诚节可纪者，亦皆不取。凡论事，有非与论之人，而私评其事，自非切要，亦皆除之。其巫祝卜梦鬼神之言皆不录。”三传之中，《左传》所载巫祝卜梦鬼神之言尤多。如范宁曾说：“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啖氏对《左传》的这些巫妄之说、委曲繁文等皆采取了一并删去的做法。

苏辙也继承了啖氏等的这一治经之法，其《春秋集解》对《左传》中大量的描绘性语言以及灾异、妖祥等于史无征的说法也采取了弃而不用的做法。如《左传》注文公六年“晋杀其大夫阳处父,晋狐射姑岀奔狄”曰：

六年春，晋搜于夷，舍二君，使狐射姑将中军，赵盾佐之。阳处父至自温，改搜于董，易中军。阳子，成季之属也，故党于赵氏，且谓赵盾能，日：“使能，国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于是乎始为国政，制事典，正法罪，辟狱刑，董逋逃，由质要，治旧齊，本秩礼，续常职，出滞淹。既成，以授大傅阳子与大师贾佗，使行诸晋国，以为常法。

贾季怨阳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无援于晋也，九月，贾季使绩鞠居杀阳处父。书曰：“晋杀其大夫”，侵官也。……十一月丙寅，晋杀续简伯。贾季奔狄。宣子使臾骈送其帑。夷之搜，贾季戮臾骈，臾骈之人欲尽杀贾氏以报焉。臾骈曰：“不可。吾闻前志有之曰：'敌惠敌怨，不在后嗣，忠之道也。‘夫子礼于贾季，我以其宠报私怨，无乃不可乎？介人之宠，非勇也。损怨益仇，非知也。以私害公，非忠也。释此三者，何以事夫子?”尽具其帑与其器用财贿，亲帅抨之，送致诸竟。

《左传》在此不仅梳理了晋杀其大夫阳处父与晋狐射姑出奔狄的史实，而且对阳处父与臾骈的语言也作了详细的叙述。啖氏等对这些描绘性的语言则不予采纳。《春秋集传微旨》曰：“左氏云：春，晋搜于夷，舍二君，使狐射姑将中军，赵盾佐之。阳处父至自温，改搜于董，易中军。阳子，成季之属也，故党于赵氏，且谓赵盾能，曰：‘使能，国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于是乎始为国政。”啖氏等在此简化了《左传》之说。苏辙对《左传》这类于史无征的语言描写也同样采取了弃而不用的做法。《春秋集解》曰：“晋人搜于夷，使狐射姑将中军，赵盾佐之。阳处父至自温，改搜于董，谓赵盾能而上之。射姑怨之，使绩鞠居杀之。晋杀鞠居，射姑奔狄。”苏辙此处完全立足于史实的交代，显然是对啖氏等治经方法的继承。

除了继承啖氏等“择善而从、取舍由经”的治经之法，苏辙对啖氏师徒以权变思想阐发《春秋》微旨的治经方法也作了大量的借鉴。

权变思想是啖氏等《春秋》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啖氏认为圣人修《春秋》的一个基本指导思想便是权变思想。他说：

吾观三家之说，诚未达乎《春秋》大宗，安可议其深指？可谓宏纲既失，万目从而大去者也。予以为《春秋》者救时之弊，革礼之薄。何以明之？前志日：夏政忠，忠之弊野。殷人承之以敬，敬之弊鬼。周人承之以文，文之弊催。救催莫若以忠，复当从夏政。夫文者忠之末也,设教于本，其弊犹末，设教于末，弊将若何？武王、周公承殷之弊，不得已而用之。周公既没,莫知改作。故其颓弊甚于二代，以至东周王纲废绝，人伦大坏。夫子伤之曰：虞夏之道，寡怨于民；殷周之道，不胜其弊。又日：后代虽有作者，虞帝不可及已。盖言唐虞淳化，难行于季末,夏之忠道，当变而致焉。是故《春秋》以权辅正，以诚断礼，正以忠道，原情为本，不拘浮名，不尚狷介，从宜救乱，因时黜陟……

啖氏指出《春秋》的宏纲大旨在于“救时之弊，革礼之薄”。所谓“救时之弊”是指《春秋》产生于周道陵迟、王纲不兴的历史时期，可以起到矫正时弊的作用。所谓“革礼之薄”是指《春秋》可以惩戒乱臣贼子，重兴礼乐之制。圣人如何做到“救时之弊，革礼之薄”？啖氏按照历史循环论的观点指出，圣人不应死守周代尚文的陈规，而应以历史的变化观认识周代的弊端，即以夏代的忠来替代周代尚文的礼俗。啖氏将这一思想又概括为“以权辅正，以诚断礼”。啖氏的权变观仍然局限在三代循环论的范围内，其弟子赵匡则对之作了进一步发挥：“啖氏依公羊家旧说，云《春秋》变周之文，从夏之质。予谓《春秋》因史制经，以明王道，其指大要二端而已。兴常典也，著权制也。故凡郊庙、丧纪、朝聘、搜狩、昏娶，皆违礼则讥之，是兴常典也。非常之事，典礼所不及，则裁之圣心，以定褒贬，所以穷精理也。精理者，非权无以及之。……然则圣人当机发断，以定厥中，辨惑质疑，为后王法，何必从夏乎?”赵匡指出《春秋》本旨在于“兴常典”“著权制”。所谓“兴常典”是指有“典礼”可循之事，若依“典礼”而行，则予以褒扬；反之，“则讥之”。而对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定事例，又无“常典”可依，则需圣人“裁之圣心”“当机发断,以定厥中”。这就是所谓的权变思想。

权变思想成为啖氏师徒解经的重要指导思想。《春秋集传微旨》中，啖氏师徒以权变思想评判历史事件的不乏其例。如《春秋集传微旨》注隐公四年“冬十有二月，卫人立晋”条曰：

《左氏》云：州吁未能和其民，厚问定君于石子。石子曰：王觐为可。厚从州吁如陈。九月，卫人使右宰醜池杀州吁于濮。石措使宰猜羊肩他杀石厚于陈。卫人逆公子晋于邢，书曰“卫人立晋”，众也。《公羊》曰：晋者何？公子晋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其称人何？众立之之辞也。然则孰立之？石硝立之。石措立之，则其称人何？众之所欲立也。众虽欲立之，其立之，非也。《谷梁》曰：卫人者，众辞也。立者，不宜立者也。晋之名恶也。其称人以立之，何也？得众也。得众则是贤也，贤则其日不宜立何也？《春秋》之义，诸侯与正而不与贤也。啖氏云：言立，明非正也。称人，众辞也。所以明石硝之贵忠而善其义也。此言以常法言之，则石猎立晋非正也。盖当时次当立者不贤，石硝不得已而立晋，以安社稷也。故书“卫人立晋”，所以异乎尹氏之立王子朝。即原情之义而得变之正也。

经文记载了晋州吁不得民心，为卫人杀于濮，卫人另立新君晋的历史事件。左氏仅立足于史实进行陈述，未涉义理。《公羊》则认为晋虽得到卫人的拥戴，但晋不当立，故《春秋》此处有否定之意。《谷梁》认为晋虽得众，但《春秋》之义，诸侯立嗣，当以嫡长立，不以贤立，晋非嫡长，不当立，故《春秋》此处也有贬责之义。啖氏却作出了完全不同的解释。他认为，立晋虽不合《春秋》之义，但石硝不得已而立晋，且立晋是卫人所愿，可以使社稷得到稳定，这是石措在特殊历史条件下釆取的权宜之计，石措的这一行为也是合乎民心的。因此在啖氏看来，石猎的行为并无不妥之处。

啖氏师徒的权变思想对苏辙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苏辙在《春秋集解》中大量运用权变思想来评析《春秋》中的人物事件。如隐公元年，惠公薨，天子理应致丧礼，但因国都距鲁国路途遥远，天子以为惠公与其夫人仲子皆亡，故派宰晅赠送鲁国两份丧礼。而宰晅到达鲁国之时，得知仲子并未死亡，却仍以天子所赠的两份丧礼给予鲁国。宰晅的做法是否妥当呢？《春秋集解》曰：“季文子聘于晋，求遭丧之礼而行，遭丧而以常礼行之不可，未丧而以丧礼行之，可乎？周虽命之，恒不得行也。唯命而行之，以为非使也，故名。”苏辙认为宰晅到了鲁国知道实情之后，仍然按照天子之命行事，实际是不知变通之举，故《春秋》对宰晅也有讥贬之义。苏辙在此利用权变思想对宰晅的行为作了不同于《公》《谷》的评价。

在解经内容上，《春秋集解》也对啖氏等的权变思想多有借鉴。《春秋集传微旨》注庄公三十二年“春，城小谷”曰：“淳闻于师曰：不系于齐，明非为齐，且无讥尔。管仲德及诸侯，鲁为之城私邑，虽非常礼，亦变之正也。故圣人无讥焉，义与城楚丘。”啖氏认为鲁国为管仲修筑城邑，本是不合常礼之举，但管仲有功于诸侯，故为之筑私邑也是合于情理的。啖氏认为鲁之举得权变之正。《春秋集解》曰：“……鲁人德齐桓，而为管仲城邑，非常法也，然而管仲之功加于天下，义之所许也。”苏辙认为管仲相桓公、九合诸侯，有功于天下，鲁国为管仲修城邑虽不合礼法，但若从天下人的利益来考虑，鲁人的这一违礼之举却无可厚非。苏辙在此以权变思想来看待鲁人的这一做法，与啖氏如出一辙。

二、苏辙对啖氏师徒《春秋》学思想的发展与超越

苏辙虽对啖氏师徒的《春秋》学思想作了大量的继承，但也并非一味守成。其对啖氏等在治《春秋》中所存在的否定《左传》史料价值、“舍传求经”等弊端进行了重大的改造。

自晋代杜预解经尽弃《公》《谷》、独标《左传》以来，《左传》取得了尊崇地位。杜预曰：“左丘明受经于仲尼。……身为国史，躬览载籍，必广记而备言之，其文缓，其旨远，将令学者原始要终，寻其枝叶，究其所穷。优而柔之，使自求之；曆而饮之，使自趋之。若江海之浸，膏泽之润，涣然冰释，怡然理顺，然后为得也。”杜预认为左丘明是孔子的亲授弟子，又身兼国史之职，故丘明既能准确把握《春秋》的微言大义，又能为《春秋》补充更为详尽的史实。杜预将《左传》抬高到至尊的地位，在作注之时也多以《左传》之说为是，若遇经、传不合之处，甚至出现了“强经以就传”的情况。到了唐中期以后，啖氏等人开始对《左传》提出异议,甚至认为左氏之学“诬谬实繁”。啖氏云：

古之解说，悉是口传。自汉以来，乃为章句。……是知三传之义本皆口传。后之学者，乃着竹帛而以祖师之，目题之。予观《左氏传》，自周、晋、齐、宋、楚、郑等国之事最详，晋则每一出师，具列将佐，宋则每因兴废，备举六卿，故知史策之文，每国各异。左氏得此数国之史,以授门人，义则口传，未形竹帛。后代学者，乃演而通之，总而合之，编次年月，以为传记。又广采当时文籍故，兼与子产、晏子及诸国卿佐家传，并卜书及杂占书、纵横家、小说、讽谏等，杂在其中。故叙事虽多，释意殊少，是非交错，混然难证。其大略皆是左氏旧意，故比余传其功最高，博采诸家叙事尤备，能令百代之下颇见本末。因以求意经文可知，又况论大义得其本源，解三数条大义，亦以原情为说，欲令后人推此以及余事。而作传之人不达此意，妄有附益，故多迂诞，又左氏本末释者，抑为之说，遂令邪正纷揉，学者迷宗也。

啖氏认为，《左传》的成书应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左丘明得他国史册以口耳相传的形式教授门人，但未著录成书；第二个阶段是“后代学者”广采他传，增益成书，此为今所见之《左传》。因此在啖氏看来，《左传》难免存在“叙事虽多，释意殊少，是非交错，混然难证”的弊端，不可不辨。

赵匡则在啖氏的基础上又进了一步，他甚至从根本上否定了《左传》的作者是左丘明。赵匡曰：

啖氏依旧说，以左氏为丘明，受经于仲尼。今观左氏解经，浅于公、谷，诬谬实繁。若丘明才实过人，岂宜如此。推类而言，皆孔门后之门人，但公、谷守经，左氏通史，故其体异耳。且夫子自比，皆引往人，故曰：“窃比于我老彭”，又说伯夷等六人，云“我则异于是”，并非同时人也。丘明者，盖夫子以前贤人，如史佚、迟任之流，见称于当时耳。焚书之后，莫得详知。学者各信胸臆，见《传》及《国语》俱题左氏，遂引丘明为其人。此事既无明文……自古岂止有一丘明姓左乎？

赵匡认为，《左传》解经较《公》《谷》更为浅薄。左丘明乃夫子以前贤人，深得孔子推崇，故《左传》很可能不是出于左丘明之手。赵匡认为，从孔子谈及左丘明的话语来看，丘明所处时代似乎要早于孔子。因此在赵匡看来，左氏并未受经于仲尼，也未作《左传》。

啖赵师徒对《左传》价值以及《左传》作者的质疑，动摇了长期以来《左传》在《春秋》学上的统治地位。在具体解经过程中，啖赵对《左传》更有诸多辩难。如《春秋集传辨疑》解桓公二年“冬，公至自唐”曰：“左氏曰：反行饮至，舍爵策勋焉，礼也。赵子曰：此当移于十六年，至自伐郑之下附之。此非征伐，从君出入乃是常事也，何勋之有？又曰：特相会，往来称地，让事也。赵子曰：按成会而归即非止于让，以会告庙，有何不可？此不达内外异辞之例，妄为异说尔。且诸书至自会者，所会悉非鲁地，故知四处至称地，皆鲁地故也……”当然，啖氏师徒对《左传》的攻讦，有利于矫正杜预以来形成的以左氏之学代替《春秋》之学的治学风气，但其不重视《左传》的史料价值，也极易导致逞意说经的弊端。宋晁公武就曾对之提出批评：“大抵啖、赵以前学者，皆专门名家，苟有不通，宁言经误，其失也固陋；啖、赵以后学者，喜援经击传，其或未明，则凭私臆决，其失也穿凿。均之失圣人之旨，而穿凿之害为甚。”晁公武对啖氏等《春秋》学思想的指责是十分中肯的。如北宋孙复继承啖氏等“舍传求经”的治学方法，着力于阐发《春秋》的微言大义，就常常不顾基本史实，逞意说经。

苏辙对北宋《春秋》学的这种发展状况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为了矫正啖氏等带来的“逞意说经”风气，苏辙对啖氏等“舍传求经”的治学方法进行了改造。他在《春秋集解引》中重申了《左传》的史料价值：“予以为左丘明鲁史也，孔子本所据依以作《春秋》，故事必以丘明为本。”苏辙认为，左丘明是鲁国的史官，而孔子修《春秋》所依据的正是鲁国的史书。《左传》应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对文字简约的《春秋》应是很好的补充。他说：“故凡《春秋》之事当从史。左氏史也，《公羊》《谷梁》皆意之也。盖孔子之作《春秋》，事亦略矣，非以为史也，有待乎史而后足也。以意传《春秋》而不信史，失孔子之意矣。”又说:“《公羊》《谷梁》以为诸侯之事尽于《春秋》也，而事为之说，则过矣。”苏辙明确指出，《春秋》虽为孔子所作，但却不能将之作为史书来对待。因其记事简约，故需参照其他史料作为补充。苏辙批驳了《公》《谷》将《春秋》奉为信史，不敢有丝毫怀疑的做法。他指出，这种做法实际是违背孔子为经之意的，也很可能会导致以讹传讹的后果。

在具体解经过程中，苏辙也基本以《左传》所述史实作为主要依据。如若将《春秋集解》与《春秋集传辨疑》作一对比，便能清楚看到二者在这一点上的不同。如《左传》注隐公四年“秋，肇帅师会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曰：“秋，诸侯复伐郑，宋公使来乞师，公辞之，羽父请以师会之，公弗许，固请而行，故书曰肇帅师，疾之也。诸侯之师，败郑徒兵，取其禾而还。”《左传》在此对经文所载史实作了详细的交代：宋国请求鲁国出师讨伐郑国，但隐公拒绝了宋的请求。羽父请求隐公出师，但隐公未予许可，羽父反复请求而不得便擅自帅师征伐。左氏认为经书“肇帅师”表明对羽父的擅权行为有讥贬之意。但赵匡却对《左传》的说法提出了批驳。《春秋集传辨疑》曰：“左氏曰：宋公使来乞师，公辞之，羽父固请以行，书曰‘荤帅师’，疾之也。赵子曰春秋之初，公室犹强，若公实不许，臣何敢固请而行。盖左氏不知未命不书族之义，造此事端尔。”赵匡认为，在春秋初年，公室的地位仍然十分巩固，倘若公有不许之意，臣是决不敢擅自行动的。赵匡因此判断《左传》有误。但事实上，春秋初年，各国公室的统治是否一定稳固？各国大臣是否一定无专权的行为？这些问题都是不能想当然而论的，必须根据具体可靠的史实才能对之作出客观的分析。赵氏此处不以史实为据，仅凭一己推断便将《左传》所述完全否定，显然过于武断，也并非严谨的治学态度。与赵氏不同，苏辙则认为《左传》所述较为可靠，他采用了《左传》的说法，曰：“二年，郑人伐卫。州吁将报之，以宋公子冯之在郑也，使告于宋，帅陈、蔡而伐之。宋公使来乞师，公不义州吁而辞焉。公子整请以师会之，公弗许,固请而行。故不称公子。”苏辙在《左传》所叙史实的基础上，交代了这场战争的始末，并补充了大量的史实，体现了他注重史实的解经取向。

又如，隐公八年经曰：“郑伯使宛来归机”此段经文记载了郑伯以泰山之祐易鲁国许田的史实。许田本是周成王赐予周公的朝宿之邑，鲁因立周公之庙于许而祀之。周宣王封其弟于郑，是为郑桓公。为郑伯助祭泰山之便，乃以彷赐之为助祭之汤沐邑。春秋之时，天子已不再祭祀泰山，因祐近鲁，许近郑，故郑伯欲以祈易许。又恐鲁不愿废周公之祀，乃请释泰山之祀而祀周公。在鲁同意之后，郑于三月派宛来归祈。《左传》注曰：“郑伯请释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祐易许田。三月，郑伯使宛来归紡，不祀泰山。”《左传》在此简要地交代了经文所载史实的原委。《春秋集传辨疑》却对《左传》所述提出了质疑，曰：“左氏曰：郑伯请释泰山之祀而祀周公。啖子曰：郑人请祀周公已不近人情矣。泰山非郑封内，本不当祀，又何释乎?”啖氏认为郑人希望得到鲁国祀周公的许田，是不合情理的想法，故此事也不可能发生。啖氏因此而推断《左传》之说有误。很明显，啖氏对《左传》的否定是完全没有依据的。啖氏又指出，泰山并非郑国领地，郑国本不应该祭祀，《左传》所述“释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便无从谈起。啖氏的这种说法也与基本史实完全不符。粉是周宣王赐予郑伯助祭泰山之汤沐邑，而且《左传》也并未说泰山就在郑国境内。可见啖氏的说法不仅曲解了《左传》之义，也违背了基本史实。苏辙则认为《左传》的说法与史实相符，并在注释中完全采用了《左传》的材料。《春秋集解》曰：“粉者，天子巡守，郑人助祭太山之邑也。郑伯曷为以其邑与鲁？将以易许田也。许田者，鲁朝宿于成周之邑也。周衰，天子不巡守,诸侯不朝，彷近鲁，许田近郑，是以易之。”苏辙此处不仅采用了《左传》的说法，甚至补充了更多的史实，对事件的原委作了清楚的交代。

《春秋集解》中，这样重申《左传》史料价值、强调解经应以史为据的文段不乏其例。

啖氏等建立的“择善而从、取舍由经”的治经之法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前儒“牵经以就传”的治学弊端，但啖氏等疑传不以史实为据以及对《左传》史料价值的否定，又带来了北宋逞意说经的弊端。苏辙重申《左传》的史料价值，强调解经应以史为据，正是对北宋《春秋》学不重史实、“舍传求经”弊端的纠正。这一治学思想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南宋朱熹的《春秋》学思想。

作者简介：刘茜，嘉兴学院文法学院副教授

文//来自于《哲学研究》2015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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