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省不种粮食种大烟：安徽曾被鸦片贸易害得多惨？

原题：全省一起种鸦片，安徽曾经有多惨？ | 地球知识局

据说地球人民都关注分享我局了(⊙v⊙)

地球知识局微信公号：地球知识局

NO.1246-安徽鸦片往事

作者：冬之阵

制图：孙绿 / 校稿：猫斯图 / 编辑：棉花

鸦片，是中国近代史上抹不掉的伤痛。吸食鸦片浪费钱财、毁人身心、模糊意识，是近代中国开埠之后外国流入的罪恶，却也是最受欢迎的进口货物。鸦片成瘾者吸食鸦片的快感，总是让人迷失自我，甚至引导农业的布局。

清朝鸦片屋，终日吞云吐雾

（图片来自Wikipedia@Juan Mencarini Pierotti）▼

近代安徽，便是鸦片祸患中国的见证者之一。

罂粟抢滩安徽

安徽本是一个产粮大省，尽管黄河在清末改道影响了皖北的农田生产，但全省的稻米种植仍然能够输出到长江下游的缺粮地区。当时在上海、苏州、宁波都能见到安徽米行，这也让芜湖这座长江良港成为了中国四大米市之一，在港口界与上游的九江、下游的镇江并称为“长江巨埠”。

在大运河-长江中下游这条清朝黄金水道上

每个省都能诞生一两个行业重镇▼

在经济作物方面，来自皖南山区的茶籽茶叶、生丝、药材等是主力，这都是安徽当地的传统土特产，在长江下游市场很受欢迎。

但美好的小农经济，随着鸦片的到来很快彻底崩溃了。

当然，农业时代的小而美并不是单纯依靠农业

在紧张的人地关系下

经济作物和分包式手工业才是利润的来源

（而鸦片就是当时一种极其致命的“经济作物”）

（图片@图虫·创意）▼

安徽大规模出现鸦片的时间并不长，英国从印度带来的鸦片，最早是在《烟台条约》规定芜湖开埠之后才登陆安徽的。但在进入安徽之后，这种成瘾品很快就受到了当地人的欢迎，进口量和进口额双双快速提升。

相比之前的多次不平等条约

英国在《烟台条约》中想要渗透的港口已经不是海港

而基本是长江流域内河港口

英国已经希望逐渐将长江流域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

（图中所示不止通商口岸，还包括一些条约中可停靠口岸）▼

根据安徽工程大学方前移的统计，自1877年开埠以后，鸦片进口额都在进口商品总值的50%以上，个别年份甚至超过了70%。即使在1888年以后，进口鸦片的份额有所下降，却仍然长期保持芜湖进口商品第一的位置，占到全国鸦片年进口量的1/17。

印度库房里的鸦片还多着呢，都等着中国人来消化

（图片来自wikipedia）▼

对英国人来说，安徽这片陌生的内陆土地，就是最好的鸦片倾销地，有助于他们在与中国的贸易中赚取更多顺差。他们用在印度大量收获的鸦片，在安徽收购附加值高的棉麻织物、药材、茶叶等。而随着台湾、印度、斯里兰卡红茶产量上升，他们又很快抛弃了安徽进口市场，逼迫茶农不得不砍掉茶树，安徽茶业从此一蹶不振。

茶叶是当年中国所剩不多的出口优势产品

然而西方国家拥有广阔的殖民地，加上强大的组织能力

击垮中国无数分散的茶农茶商，只是时间问题

（爪哇岛上的茶叶种植园）

（图片来自Wikimedia Commons）▼

安徽民间虽然也意识到了鸦片的危害性，但当时人想得更多的却并不是禁毒，而是如何从中牟利。进口鸦片的价格很高，而本土鸦片市场又几乎没有供给，这一高一低之间，商机就诞生了。安徽农民开始放弃粮食生产，改把罂粟当作主要的经济作物。

当一个国家已经丧失组织能力并被国外渗透的时候

这极其有限的资源意味着

光是活下去就要以损害他人为代价

（图片来自shutterstock）▼

1879年，安徽还没有自己的罂粟产能，短短8年后，1887年，安徽的罂粟不仅自用有余，还能输出到上海。1887年，正好是1888年鸦片在芜湖进口比例下降的前一年，可见土烟过量供给确实挤压了洋烟的市场空间。

吸毒这件事，一旦普及开来，甚至还会趋于“精致化”

（穷人和富人都有各自的“精致化”）

（图片来自shutterstock）▼

但和其他国货宣战洋货带来的骄傲不同，这场鸦片土洋之战反而让人觉得悲哀。

皖省一片糜烂

随着鸦片成为产业，种土特产就成为了吃力不讨好的买卖，罂粟则成为了获取利润的手段。

到1920年代，鸦片已经遍布安徽南北，其中皖北江淮平原上最多，皖南山区也不少。在比较克制的全椒县，“各处多种鸦片，弥望皆罂粟花……小户人家均种一二亩二三亩不等，咸谓利多于禾”，而在宿州、涡阳、亳州、阜阳已然遍地都是。这严重挤占了其他农产品的空间。

这比辛苦种粮食可是赚得多多了

但这种做法普遍化的结果就是一个趋于崩溃的社会

里面的所有人几乎都输了

（图片来自shutterstock）▼

根据安徽财经大学郑金彪等的调查，1906年国际鸦片委员会给出安徽全省的鸦片产量为6000担。一担等于一百斤，而每亩平均产出鸦片才3斤，要完成那样的产量，需要200万亩耕地。而清代中晚期安徽的耕地面积一共也才4000多万亩，其中5%种上了鸦片，这原本都是要用来种粮食的肥沃土地，降低了安徽对冲饥荒的粮食安全性。

中国鸦片进口量

1840年之前就已经极其迅猛的增长

在输掉战争之后，再也遏制不住了▼

这还只是国际鸦片委员会给出的粗略估计。口径更大的日本外务省认为，仅凤阳、阜阳、徽州三地出产的鸦片就达到了四五万担，全省产量更加可观。而这将会占据全省1/4以上的耕地，安徽从一个产粮省变成了一个粮食岌岌可危的省份。这也直接导致了芜湖米市的衰退，让安徽在长江黄金港口序列中销声匿迹。

皖北真的是重灾区啊▼

而在出产烟土为主业的地区，用于耕稻的农具都被收起不用，一代以后甚至出现了农民不会套牛、不会耕地的荒唐景象。

换起了另一套工具

（图片来自shutterstock）▼

消费这些土烟的自然也是安徽本地人。由于土烟不征关税、运输便捷，价格能比进口洋烟便宜一半。被洋烟在经济上套牢的安徽瘾君子很快转吸土烟。但不管洋土，只要是鸦片就有成瘾性和危害性，不少农民染上了烟瘾，终日在家吞云吐雾，不愿下地干活，更加剧了安徽的粮食危机。

集体”上天堂“，恍恍惚惚赛神仙

（图片来自：中华帝国图解）▼

这其实也不是安徽一家的问题，为了与洋烟竞争市场，当时全国各地都掀起了种罂粟热潮。出名的是四川和云南，川土和云土是清末民初中国市场上最流行的烟土。而在相邻的江苏，罂粟种植也大行其道，徐州就成为了向安徽输出土烟最多的城市。

说好的中国人不害中国人，却因对商业利益赤裸裸的追逐，最后变成了一场全民悲剧。

禁烟都是生意

有鉴于鸦片对安徽人民身心的毒害，清政府曾多次下令彻底根除罂粟。1906年，清政府颁布《禁烟章程十条》，直指“江淮等处，皆为产土最盛之区”，要求地方官根据当地土性选择合适的粮食改种。1908年，又发一道《禁烟减种章程》，要求地方上“永远不准再种”。

此时离林则徐禁烟已经六十多年了

离清朝灭亡则只剩六年了

（林则徐向清朝道光皇帝奏奏收缴鸦片情况奏折）

（图片来自：Wikimedia）▼

中央命令无数，地方官的动作却磨磨蹭蹭，留皇帝一个人干着急。

比如宿州知州李铭楚报告安徽巡抚，“穷民以烟苗度日，不可剔除罂粟”，和上峰打起了太极拳。合肥县更厉害，在城内明开烟馆，“官则因循于上，差役朦贿于下”，上下通吃，滴水不漏。

地方官对禁烟命令虚与委蛇，和烟土贸易已经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不无关系。最早带来鸦片的芜湖海关，通过进口鸦片获得了大量关税，获利的芜湖政府从未表现过对进口鸦片的敌意。相反，在安徽各地种植土烟时，芜湖海关还曾向上峰抱怨，土烟压低了洋烟的价格，让自己收入变少了。他们从未考虑烟土对民众身心的损害，而只是想从中多多渔利罢了。

更隐晦的原因，是不少地方官自己也已经深陷其中，有的成为了瘾君子，有的成为烟馆老板。曾有安徽巡抚颁布《官员禁烟章程》，要求下属在规定时间内向上级报告自己的吸食历史，但数月之后呈报者寥寥无几，很显然都是心虚了。

身体的颓废与心理的绝望，也是相互加强的

背后是茫然不定乱世求生中的四万万人

（图片来自：Wikipedia）▼

清民交替，时局更乱，禁烟变得更加困难。

即使是在蒋介石基本控制了局面，在南京成立第二代国民政府之后，安徽的禁烟工作仍然举步维艰。而且和清朝中央决心禁烟地方拖沓的局面不同，这次极为缺钱的南京中央政府也并不是真心想要禁烟。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高举“总理拒毒遗训”，开展了对安徽烟土种植业的打击。但打击的方式令人始料未及，号称“寓禁于捐”，通过加税的方式禁烟，实则是把筹集军费的压力转嫁到了农民身上。甚至还发生了全椒禁烟办召集全县官员和烟土股东后，要求交钱放人的荒唐事件，最终以禁烟的名义在全省榨取捐税2000万元，相当于当时中央银行现金总储备。

鸦片是要禁的，新生活也是要搞的

而捐税也是一分也不能少的

为了最后一项，其他的都可以灵活处理

（图片来自：Wikipedia@三猎）▼

中央如此贪婪，地方也上行下效。1931年，淮河大水，皖北良田大批被毁，农村经济完全破产。但鸡贼的地方官员不想着赈灾，一面提高烟土税，一面向中央哭穷，两头的钱都被放进了私人腰包。当年省政府对县级财政清查后发现，涉及贪腐的县长占到了一半。

其实夹在中间的省政府也不是好鸟。1932年，在南京方向激烈的军费要求下，安徽省政府想出了一个“特货”的主意，禁止农民种烟、贩烟，其实是把收缴来的库存自己卖了，还对烟馆和烟民征税，空手套白狼赚了两头的钱。

所以最终，在南京控制下的安徽，禁烟成了一门彻彻底底的生意。农民缴纳高额的附加税就可以暗地种烟土，由政府负责分销，而到了下游，政府也从未致力于消除瘾君子的需求，而是通过高额税负从这些可怜人身上抽税，直至油尽灯枯，一片糜烂……

参考文献：

1.方前移. 口岸市场上中外鸦片的竞争与替代 (1877-1912)--基于芜湖海关资料分析[J]. 安徽史学, 2016 (2016 年 03): 58-64.

2.郭子初.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不同主体下的皖北鸦片治理 (1927—1934)[J]. 池州学院学报, 2018 (2018 年 02): 84-87.

3.郑金彪, 张玫. 清末安徽禁烟述论[J]. 赤峰學院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5, 36(11): 32-33.

4.王鹤鸣. 芜湖开埠与安徽近代经济的发展[J]. 安徽史学, 1995, 3.

*本文内容为作者提供，不代表地球知识局立场

封面图片来自shuttersto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