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昭曦：四川书院的发展与改制

书院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种特殊教育组织，是教育和学术研究的重要方面军，又是传播文化、进行教化的重要场所，为中国历史上教育的发展繁荣，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衍续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书院一词最早见于唐代。五代十国期间，南唐境内已有几所书院。北宋时，书院普遍兴起；南宋时，书院有了很大发展，确立了书院制度。元明清时期，书院继续发展，书院制度日趋完善，直到清光绪（1875-1908）末年书院制度废止。

同全国书院的发展进程相一致，四川地区的书院也有上千年的历史。历代四川都有一些闻名全国的书院，如沧江书院、鹤山书院、北岩书院（宋代）、紫岩书院（元代）、大益书院、南轩书院（明代）、锦江书院、东川书院、尊经书院（清代）等。当前，学术界对中国书院史的研究已取得显著成绩，出版了几部有影响的著作、资料集和辞典。但是，对于四川地区书院的研究甚为薄弱，既缺乏系统清理，也缺乏细致考订，专门性的研究论著更属凤毛麟角。这当然影响到中国书院史的整体性、深入性研究，也影响到我们今天对书院的全面认识和准确借鉴。本文拟对历史上四川书院的发展与改制谈些初步看法。

胡昭曦像

一、书院的兴起与形成制度

四川地区至迟在唐代已出现几所书院。遂宁县有张九宗书院，唐德宗贞元九年（793）建。巴州（今巴中市）有丹梯书院，南溪县有南溪书院，盐亭县有青莲书院。这些书院一般是文人学者个人的读书场所，尚处于书院制度的肇始阶段。

到了宋代，四川地区的书院逐渐兴起并明显发展，南宋时期形成制度。据《中国书院制度研究》（以下简称《研究》）统计，宋代书院共711所，其中四川书院31所，占4.3%,在各地区中居第6位。据笔者统计，宋代四川书院可考者共27所，占全国书院数（总数相应减少）的4.4%,在各省中居第7位。除此之外，尚有11所需要辨析，故未列入。

宋初，官学尚不发展，书院乃应运而生。自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朝廷第一次兴办官学的高潮之后，书院的发展势头渐弱。南宋时期是宋代书院的发展时期。在宋代四川的27所书院中，北宋时7所，占25.9%;南宋时20所，占74.1%。南宋时期，又以宁宗时建立为多，有8所，占南宋四川书院的40%,就全国来说与理学的迅速发展有密切关系，在四川地区这一点尤为突出。

宋代四川的书院，并非都是民办。据可以确认其体制的17所书院中，官办11所，占64.7%；民办6所，占35.3%。所谓“官办”，设办者都是当地的地方官，他们以此作为兴学教民的重要措施，由地方政府出资修建书院并加以管理。所谓“民办”，设办者有本地的还乡官员或士人，其经费、修建、管理都由设办者自行负责。但是，所谓“官办”的书院，并非官学，它不同于政府办学系统的“州县之学”。马端临指出：“盖州县之学，有司奉诏旨所建也，故或作或缀，不免具文。乡党之学，贤士大夫留心斯文者所建也，故前规后随，皆务兴起。”宋代的一些书院，虽由州县官倡办，但它是有别于官学的另一种教育体系。

宋代四川地区的学术思想，经历了苏氏蜀学的发展与衰隐、洛学入蜀与蜀学向理学转型、张杖学说返传回蜀与洛蜀二学融合（即“洛蜀会同”与蜀学定型）等重大变化，沧江、鹤山两书院在这一变化中所起作用甚为显著。

沧江书院，在成都之合江，仁寿人虞刚简（虞允文之孙）建于宋光宗绍熙（1190-1194）年间。虞刚简在这里“沈潜‘六经’”，专心治学十六年。学者们经常在这里“会文讲学”，“相与切磋义理”，活动长达二十年之久。这些学者有范仲舖等“二江九先生”及李心传、李道传等。除这些知名学者外，到沧江书院的士人颇多，“士之请益，有肩摩袂属，谒无留门，坐无虚席，爨无停炊”，持续了二十年的“会文讲学”，使与朱熹齐名的理学家张杖（四川绵竹人，徙居湖南长沙）的学说在四川大盛，正如《宋元学案》所说：“宣公（张杖）居长沙之二水，而蜀中反疏。然自宇文挺臣、范文叔（仲席甫）、陈平甫传之入蜀，二江之讲舍不下长沙。……蜀学之盛，终出于宣公之绪。”“南轩（张杖）之教遂大行于蜀中”。沧江书院是南宋中期讲学中心之一，其传播理学、研讨张杖之学、促进蜀学转型和再盛的作用非常显著。

如果说沧江书院侧重在研讨理学方面发挥作用，则鹤山书院侧重在讲授理学方面的作用更大。鹤山书院在邛州蒲江县隈支山（今名玉芝山，在蒲江县城鹤山镇境内），宋宁宗嘉定三年（1210）魏了翁建。魏了翁，邛州蒲江人，是张杖私淑，得二江九先生之传，他对蜀中学术甚为熟悉，也执着和倡崇程朱理学，是集宋代蜀学之大成，而又融合蜀学、洛学的著名理学家。他还积极传播程朱理学、推动程朱理学确立官方地位，并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他在丁生父、生母忧时，在家乡筑室著书立说，传播理学，并创办鹤山书院讲学近五年，不仅培养了王万、吴泳、史绳祖、高斯得等著名学者，还完成了洛蜀会同，使程朱理学在蜀中广泛传播，所以《宋史•魏了翁传》说，魏了翁在蒲江鹤山书院“开门授徒，士争负笈从之”，“由是蜀人尽知义理之学”。

在宋代，四川同其他地区一样，兴起了书院这种独特的教育组织，在南宋时期还有很明显的发展。书院教育在宋代已经形成了教学、藏书，供祀三部分构成的基本制度，从此以后直到清末，中国的教育体制就存在着官学、私学和书院三大教育系统。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上，书院以其独有的优势和特色，在文化教育事业上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二、书院的衰退与普遍发展

元朝时期，中国书院明显减少，呈衰退局面。《研究》一书统计，全国总数为296所（宋代为711所），四川地区仅5所，占1.7%,居各省排序的第12位。据笔者统计，元代四川地区有书院11所，占总数（相应增加）的3.6%,居各省排序的第7位。之所以锐减而衰退，就四川而言，主要原因是宋蒙（元）在四川长期战争的影响。自端平二年（1235）蒙古大举攻宋，至祥兴二年（1279）,四十五年间宋蒙（元）之间在四川的战争绵延近半个世纪。这样长的时间里，杀戮频繁，人口逃亡，民无常居，州县迁治，社会残破，经济凋敝，文化衰败。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论官学、书院、塾学都难以进行，教育濒于停顿，许多儒士学者背井离乡，或被俘而去，或转辗流徙，或逃居他乡，或定居东南。整个元朝，社会经济文化有所恢复，四川地区则甚为缓慢，远远未能回到宋代四川的水平，因此，四川书院的发展必然受到'影响。元人王沂的《石室书院记》认为，战争对四川影响很大，经过几代皇帝的“垦除艰匝”、“休养生息”，才有可能“既富而教”。王沂此《记》写于元顺帝至元六年（1340）,谈到四川地区经济文化有了恢复景象，但紧接着又进入元末战争年代，这种恢复景象未得到应有发展。这些，就是元代四川书院减少、衰退的主要原因。

元代四川书院呈现出两个明显特点。第一，在书院的设置人中，有几位是蒙古人或女真人。如修建石室书院的秘书大监达可是蒙古人。剑州文贞书院的设办人之一，是监察御史忽鲁大都。另一位设办石室书院的是述律杰，女真人，时任云南宣慰司都元帅（其曾祖被授保宁万户，遂定居蜀中）。第二，书院开始官学化，但书院仍作为一个教育系统而发展。元朝政府把书院的山长、直学等列为学官，纳入官员的絵选考核任免，这就是学界所认为的书院发生的一个重大变化即官学化。四川书院也是如此，如元人文礼恺的《金华书院记》中写道：“至元改元冬，监县柏延建言请择地创拾遗书院。又援墨池、草堂、眉山例请建山长员，以职教祀。”后来由射洪县令周镐建成。他如紫岩、文贞、亲民等书院也大体类此。但是，书院官学化并非就变成为官学，元朝的有关诏令中仍是把官学与书院分别开来，明确指出：“其他先儒过化之地，名贤经行之所，与好事之家出钱粟赡学者，并立为书院”。因此，官学与书院仍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教育系统。官办书院仍然是按照书院的办学要求进行管理、教学和学术活动。与此同时，民办书院并未停止发展。

整个明代（1368-1644）,总的来看社会经济有较大发展，文化教育也随之有长足进步，其中书院设立比元代增多。就四川而言，入明以后，社会经济继续恢复且有所发展，但直到明朝中期，整个经济文化也还没有恢复到宋代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明代四川地区的书院，较之元代，有了明显发展，数量上也比宋代多。《研究》统计，明代全国有书院1699所，其中四川有63所，占总数的3.7%,在各省中列第12位。据笔者统计有90所，占全国书院数（总数相应增加）的5.2%,在各省中列第8位（宋代四川书院居第7位）。

明代四川书院的发展轨迹大体是，从很少发展到繁荣发展到基本停止。洪武到天顺（1368-1464）的97年间，书院很少发展，建立的书院只有6所，占明代四川书院总数90所的6.7%,其主要原因是明初统治者对书院不重视，而把重点放在兴办官学上，同时又规定“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毋得与官”，而参加科举考试的举子“则由国子生及府州县学生员之学成者”，使非由官学出身者不能参加科举以致不能授官，这就大大减少了书院对士子的吸引力。成化至万历（1465-1620）的56年间，书院逐渐振兴、繁荣发展，共建书院81所，占总数的90%o在确知建立年代的书院中，嘉靖年间（1522-1566共45年）就有19所，占总数的21%。其主要原因，一是心学派的理学学者热衷于创建和复兴书院，一是官学日益衰落。有记载说“明正统九年（1444）诏改生徒肄业之所为书院”，士人有可能通过书院教育而参加科举进入仕途。天启、崇祯（1621-L644）的24年间，建立的书院只有3所，占总数的3.3%,书院的发展基本停止。这主要是明朝末年政治经济已陷入崩溃境地的必然反映；而几次禁毁书院，也有一定的影响。

明朝政府数次禁毁书院，主要有嘉靖十六年至十七年、万历七年和天启五年数次。万历时禁毁书院在四川的力度很大，以致“有司莫敢格”，影响明显。当时设办于成都的省级书院大益书院，“亦在毁中”，以致不得不将其改名为大儒祠。邛州州治（今邛珠市）的鹤山书院，也不得不改名为鹤鸣公馆，直到万历三十一年才恢复书院名。

就书院制度的发展而言，明代四川的书院，同其他省的书院一样，制度更加完善，形成为一个重要的教育系统。

在清代，全国书院教育有很大发展，雍正末年以后，新建了许多书院，书院制度也更加完善和更加官学化。四川地区虽有明末清初和咸丰年间的战争影响，但书院总的发展是迅速的、普遍的，数量空前增多，书院各种制度更为完备，书院的教育功能更大发挥。据《研究》统计，清代全国书院共3868所，其中四川的383所，占9.9%,居各省中的第2位。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清代四川书院有504所，占总数（相应增加基数）的12.6%。从其建立时间的分布可以看出，第一，顺治和宣统年间四川没有重建或新建书院，这与清初和清末的政局动荡有关。第二，鸦片战争（道光二十年、1840）以前，共建书院259所，占总数的51.4%;鸦片战争以后，共建书院129所，占总数的25.6%;时间不详的116所，占23%。据所见资料，时间不详的书院大多载于咸丰以后的地方志，可以说这些书院大多建于鸦片战争以后。第三，康熙、雍正年间所建书院较少，总共42所；乾隆一朝，则建有119所，占清代四川书院总数的23.6%,究其原因，与当时清廷的政策有密切关系。从顺治到雍正中朝，清廷对书院基本上是限制发展，直到雍正十一年（1733）这种情况才有变化。这年，雍正帝下诏提倡设办书院，还规定省办书院的经费，除由国库各赐银一千两外，“其不足者，在于存公银内支用”。乾隆元年（1736）,皇帝又下诏对省会书院的地位、教学要求、管理规程、奖惩原则作了明确指令，推动了各省省会书院的建设，也推动了各州、府、县地方官重视书院建设，促进了地方书院的发展。

四川的省会书院是全国建立较早的一批，康熙四十三年（1704）就在成都建立了锦江书院（全国许多省会书院是雍正十一年以后建立的），康雍年间也建有40多所书院。但书院的迅速而普遍发展是在雍正末年以后。清代四川书院普遍发展有如下主要特点。第一，数量大增，分布扩展。自宋至明，四川书院共128所，有清一代即达504所。明代四川地区书院分布于46个府、州、县治所在地，清代则增为143个，而且一些从来没有书院的边远地区州、县也有设置，如合江、庆符、琪县、雷波等。特别是清朝I中期以降，书院迅速向乡镇发展，突出的如遂宁县有书院21所，其中19所在乡镇，占90%；三台县有30所，其中28所在乡镇，占93%；达县有28所，其中26所在乡镇，占92%。书院的迅速增加，反映出清代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和清朝政府重视人才、广行教化的需要，对当时的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也出现有的地方政府不顾条件，一哄而起，乃至办学风气不正、教学质量不能保证等弊端。第二，层次分明，类型集中。雍正以后，书院的层次逐渐明显，有省、道、府（州）、县各等书院的分别，包括从高等、中等、初等到启蒙教育的各个层次。在类型上也颇为集中，大多是教学型的，有的书院如锦江、尊经、东川、研经、凤鸣等学术研究开展较好，但仍是以教学为主或教学科研并重。在体制类型上，县办以上书院基本上是官办，乡镇书院中多数也是官办。第三，书院与学校的区别缩小。大多数书院的办学重点在于应科考，而且习八股，课帖括；在管理上也大多由官府主持，书院同官学虽仍为两大教育系统，但在实际上二者已无多区别了。

清代四川的书院制度发展更加完善，无论在管理、教学、学术研究、藏书刻书或者供祀活动等各方面，都留下了比较丰富的资料。有的书院还留下了较为系统的记载，如《锦江书院纪略》、《四川省城尊经书院记》等，反映出清代四川书院各方面的基本状况和历史作用。

三、书院的改制

书院的改制，是指由中国传统的书院制度，改革为近代新式学堂的教育制度。在清代书院长期发展中，书院制度与社会需要的矛盾也愈益突出，以致最后被废罢，而改为新式学堂。四川地区的书院也是如此。

清代四川书院大多数是官办的，纵使是民办书院也须按照官府的要求和接受官府的管理，清王朝的政治腐败和官吏贪赃枉法的发展，必然给书院带来许多弊端，诸如书院山长、教师素质不高，不尽职守，难为师表；书院的规章制度执行不力，甚至形同虚设；肄业生童不务学业，品劣习恶，游闲混日，甚至肇事生非；经费困难而又管理混乱，巧取骗占，挪用贪污；等等。这类记载屡见不鲜。省办的锦江书院，嘉庆二十四年，四川总督蒋攸話鉴于书院情况不佳，又制订《锦江书院条规十条》，以求整顿。道光二十八年四川布政使再下令整顿。咸丰年间，锦江书院出现“流弊较前尤甚”的情况，为了“严遏流弊”，再次修订课规。尊经书院在光绪十八年时，“已非昔比，至有'聚赌内室，放马讲堂’者”。省办书院如此，其他书院也有类似情况。如光绪十一年宁远府知府崔志道的《宁远府重修泸峰书院》一文中所述，在书院肄业生童中，违背规矩者、溺于逸乐者、读书混日者占了许多。有少数认真读书者，也是习八股，应科考，“画饼充饥”、“南舟北车”，缺乏实际能力，脱离社会需要，为帖括所误。这些论述，是当时书院整个教学的反映。

书院内部弊端丛生并愈积愈深，是书院改制的原因之一。更为重要的是书院教育制度的弊端，即书院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培养目标与社会发展需要的矛盾，这是书院改制的根本原因所在。

道光二十年(1840)的鸦片战争，外国侵略势力用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此后，资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清王朝处于危机四伏的境地。清朝统治集团中有一些人要求改变现状，提出了解外国情况，向西方学习的主张，提倡“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学习西方“长技”，借以反抗侵略。一些洋务派官员在教育上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仿照西方模式，改变旧教育，培植洋务人才。在这种情况下，以学帖括、习八股为教学内容，以应科举为目标的书院制度，已不符合时代潮流和社会需要。加上书院的其他积弊的愈益加深，书院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书院的正式改制，是在光绪二十四年以后。此前，在洋务派为主的官员主持下，已着手改革教育。

同治十二年(1873)九月，具有洋务思想并在湖北学政期间提倡实学的张之洞任四川学政。为了剔除旧习，改变士风，振兴蜀学，培养人才，他决定改革教育。经四川总督和清廷批准，光绪元年(1875)春，在张之洞的实际支持下，在成都建立了尊经书院。洋务派官员薛焕为第一任山长，张之洞为书院制定了章程，即《四川省城尊经书院记》。张之洞改变锦江书院等传统书院的办学方针，以通经致用为办学宗旨，对尊经书院的课程设置、教学方法等提出了新的要求。时文帖括、研习八股文不在课程之列，学生以学习儒学的经典著作为主。他认为“凡学之根抵必在经史”，要求学生“经史小学、舆地推步、算术经济、诗古文辞皆学”；对书院严格管理，建立崇实去浮、沈静好学的学风；为书院购进和刻印一些中西时务书报、仪器和西方学者的著作，促使学生知识结构的变化。

对尊经书院办学影响很大的山长先后是王闿运和宋育仁。王闿运，湖南著名学者是一代名儒、经学大师，他讲课重在阐述经学的微言大义之旨，教以崇用达本之方。他“力挽颓风，以实学教诸生，以德感人，且以议论贬当世”。王闿运承袭和发扬了张之洞通经致用的办学宗旨，以经史词章等实学来教化学生，培养了一批杰出人材，振兴了蜀学，也推动了四川士林风气的明显改变。宋育仁，四川富顺人，对传统儒学研究很深，并积极主张维新变法。他承袭了张之洞、王闿运主持尊经书院的传统，发扬其通经致用的办学宗旨。他还在书院组织“蜀学会”，出版《蜀学报》，编印“蜀学丛书”，翻译出版西方读物，使学生受到了解西方、维新图强的教育。

尊经书院所进行的教育改革，还没有超出传统教育体制的范畴，但对四川近代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就书院的改制而言，它是改制的前奏，也是改制的尝试。在尊经书院的影响下，光绪年间，四川的许多书院都开始有了变化。

洋务派改革教育的另一个措施是创办新式学堂。光绪二十一年(1895)光绪皇帝批准建立天津北洋西学学堂。光绪二十二年(1896),四川总督卢传霖也奉光绪特旨和清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移文，于五月创办四川中西学堂(四川大学前身)，以“造就人才，通达时务”。在专业设置上，已经文理兼备，课程除大量传统“国学”外，还学习西文及自然科学等。在教学上，也引入了西方新式学堂的班级授课制和赫尔巴特教学法体系。四川中西学堂是传统书院向近代新学(西学)的转化，是近现代四川高等教育的肇端，也是传统书院走向正式改制的借鉴。

清代书院的正式改制，是从维新变法(光绪二十四年、1898)开始的。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五日，康有为向光绪皇帝陈奏《请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正在积极推行新政的光绪皇帝接纳了这一意见，于同年五月二十二日颁布《改书院为学校上谕》，要求“将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这次变法很快失败，书院改制的政令未能贯彻执行。

戊戌变法失败了，但救亡图强的时代潮流仍汹涌澎湃，而且正在酝酿的资产阶级民I主革命更使清王朝的统治岌岌可危。在这种情况下，清廷继续推行书院的改制。光绪二十七年（1901）八月初二日，清廷又颁《改书院为学堂上谕》，明确规定：“著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光绪二十八年清廷发布《钦定学堂章程》，史称“壬寅学制”，这是历史上“废科举，兴学堂”的重大举措，也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完整地向西方学习的新学制。它将学堂分为初等教育的蒙学堂、小学堂、髙等小学堂，中等教育的中学堂，高等教育的髙等学堂、大学堂、大学院，共计三等七级。光绪二十九年（1903）,又公布《奏定学堂章程》（又称《学务纲要》），史称“癸卯学制”，进一步对学校体制、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学校管理等，作出更为完善的规定，成为全国创办新式学堂的指导法规。

在清朝中央改革学制的谕令下，四川总督奎俊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初上书朝廷，经特旨朱批，于同年2月6日，仿照京师大学堂的成例，将尊经书院与锦江书院改制，并与四川中西学堂合并，创办了四川大学堂。同年12月30日,改称为四川高等学堂。与此同时，又将锦江书院改办为成都府中学（今名石室中学）。

光绪二十八年（1902）以前，四川省已有书院改为学堂，如绵竹紫岩书院、泸州川南书院、崇宁唐昌书院，但这只是个别的。大规模的书院改制是在光绪二十八年以后，直到光绪末年基本完成。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传统的书院教育体制，也完成了向近代新式学堂的改革，延续了一千多年的书院制度从此结束。

今日之中国是历史之中国的发展，今日的中国文化深深植根于历史的中国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沉淀厚重，许多优秀传统应当弘扬，许多历史经验值得借鉴。书院教育是在我国历史上存在了一千多年的教育制度，长期发挥其教育功能，办学经验丰富，历史作用显著。需要进一步加强中国书院史的研究，认真总结书院教育的历史经验，使之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教育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

作者简介：胡昭曦，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宋史和巴蜀历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