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誉属于我的祖国——记著名化学家陈荣悌院士的学问人生
著名化学家、南开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陈荣悌博士（1919.11.7-2001.11.15)
作者：钟秀斌
母校南开大学百年校庆日的两周前，化学学院一位老师电话我，今年是陈荣悌先生诞辰100周年，化学学院11月下旬将举办纪念陈先生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你能否为陈先生写篇纪念文章？
因我对陈先生的了解有限，所以我有些犹豫，没有及时答应，只好说先了解一下陈先生。我在南开化学系求学过七年，但因专业所限未能有缘得到陈先生亲炙，只知道陈先生是一名学术造诣很深的著名化学家。当年南开化学是中国化学高等教育重镇，大师云集，天津市仅有的六名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现在称院士，作者注）都在这里，陈先生是其中之一。另外五位学部委员分别是有机化学家杨石先（1955年当选）、高振衡（1980年），高分子化学家何炳林（1980年），农药化学家陈茹玉（1980年）和无机化学家申泮文（1980年）。
我当时还知道陈先生发现了配位化学中线性自由能关系，成果轰动国内外。同时，他也是研究无汞催化剂的先驱者，对中国石油化学工业发展做出过卓越的贡献。虽然那时我偶尔会在化学楼里偶遇慈眉善目、和蔼儒雅的陈先生，我认识他，但他并不认识我。除此之外，我对陈先生的情况了解不多。
因此，要写篇纪念陈先生的文章，挑战真的不小。不过，几十年来我对科学大家的崇敬之情历久弥深，有机会了解这些大家的世界，对我有着难以言表的吸引力，而且也是一种难得的学习机会。于是，我决定试一试，看看能否藉陈先生百年冥诞之机，走进陈先生的人生和事业，以文字聊表晚辈后学的一点敬意。
感谢我的大学同学李伟教授的热心引荐，我认识了陈先生的关门弟子苏循成教授。在苏教授的周到安排下，我在母校百年校庆的前一天（10月16日）下午，拜访了陈先生的儿子陈昌亚老师，有幸聆听了陈先生一些有趣的故事。
1980年代，陈荣悌先生在南开大学北村寓所工作照
学人归国——沧桑不移赤子情
1954年国庆前夕，时任芝加哥大学低温研究室研究员的陈荣悌博士，经过一个多月长途奔波，自美国而法国，由法国到瑞士，自瑞士至捷克，从捷克布拉格飞莫斯科，再由莫斯科到北京，饱经坎坷，终于回到阔别7年之久、时时刻刻魂牵梦萦的祖国。他一到北京，即受到新生共和国的热烈欢迎，被邀请参加国庆五周年天安门观礼活动，感受伟大祖国欣欣向荣的崭新气象，陈荣悌当时激动得热泪盈眶。
为什么事业有成的陈荣悌归国之旅这么艰难呢？让我们一起回望他的留学之路吧。
1941年陈荣悌先生在四川大学化学系毕业时的学士照
1946年7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再次举办公费留学考试（前一次为1943年，后因抗战告急而未继续），拟从全国选拔120名（最终录取148名）各门学科的优秀学人，公费派赴欧美教育强国，学习先进的科学文化教育，期望他们学成后回来建设战乱摧残的国家。陈荣悌1944年从武汉大学化学系研究生毕业后，在重庆中央大学执教化学。他参加了这次考试，以优异成绩从数千名报考者中脱颖而出，获得留学美国资格，专攻化学。当时艰苦卓绝的抗战伟业已胜利，人心思和。然而，国共纷争，战火未熄，举国满目疮痍，国力贫瘠，民不聊生。因国民政府国库无钱，划不出这笔留学经费，本拟秋季送出的留学生只能延期。陈荣悌前往上海，在办妥一切出国留学手续后，静候教育部留学派遣通知。经过漫长的等待，一年后，教育部终于有经费派遣留学生。1947年夏，陈荣悌依依不舍地告别身怀六甲的妻子和亲友，从上海独自踏上驶往美国的巨轮。
抵达美国后，陈荣悌先到西格拉姆（Seagram）酒厂实习，了解酒精制造工艺。他不仅在工厂实验室里做科研，也到各个生产部门实习。许多新观念和先进管理经验令他感到新鲜。尤其在安全部门接受安全训练，更令他印象深刻。在这里他体会到，人的生命最宝贵。当遇到危险时，不要企图抢救财物，应该立刻跑掉，优先保障生命安全，决不能用生命去换取财富。美国企业兴旺发达的基础建立在充分尊重人的价值和创造力上。
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得美国在二战中基本上不仅没有遭受战争破坏，反而迅速发展为当时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工农业发达，交通方便，科技进步，人民生活安定富裕，美国的繁荣令陈荣悌大开眼界。联想到故国多年来饱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和侵略，国力孱弱，人民生活困苦不堪，满怀拳拳报国之心的陈荣悌希望自己早日学成归国，将祖国建设得跟美国一样富强。
美国大学先进的实验设备和丰富的图书资料，满足了陈荣悌强烈的求知欲望。他醉心于化学世界的知识宝库里，补上了在国内因战乱没有学到的许多理论课程，补做了国内没有条件做的大量实验，并养成了扎实工作、注重实验，广泛涉猎新知识、新理论的良好学风，这一切为日后陈荣悌的科学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陈荣悌先生在美国求学期间
全身心进入学习频道的陈荣悌，暂时忘却故国和亲人，充分利用美国大学无以伦比的学习环境，以常人无法想象的努力，先攻语言关，再闯学业关，在课堂上专心听讲，在图书馆里苦读。功夫不负有心人，因为学业优异，1948年陈荣悌获得南加州大学奖学金。1949年1月，陈荣悌在后来成为南开同事的何炳林、陈茹玉夫妇的影响下，转学去印第安那大学研究院攻读博士学位，导师威廉·尼伯戈尔（William H.Nebergall）先生是一位发明家，美国佳洁士牙膏的配方就是他发明的，后来卖给了宝洁公司。
在印第安纳大学研究院，陈荣悌如饥似渴地抓住一切学习新知的机会，主修物理化学，包括化学热力学、化学动力学、胶体化学、量子化学、放射化学、相图化学、仪器分析、测试分析等。辅修有机化学、无机化学，包括高等有机化学、结构有机化学、有机分析化学、理论有机化学、高等无机化学、稀有元素化学等等。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做舟。两年之内，陈荣悌就学完这些功课。
进入博士论文阶段，陈荣悌更是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研究机会，充分用好实验室先进的设备仪器和完善的实验条件，每天一大早就进实验室，一直工作到夜深人静才离开。
陈荣悌后来回忆道，他对化学发生兴趣是在初中时，化学老师课堂上神奇的实验演示引起的。那时他觉得化学反应就像变戏法一样好玩。上高中时，自己可以做化学实验，更觉得这门课很有趣，所以1937年高中毕业他就报考湖南大学化学系。因抗战战火逼近长沙，他转学到远在后方的四川大学。大学一二年级的基础理论课和实验课相当正规，学得比较扎实。但三四年级的理论课和实验课就不行了。当时因战火蔓延至后方，四川大学只得从成都搬到峨嵋山，条件有限，无水无电，有机和物化实验课根本无法正常开展。他那时做有机实验时，用酒精灯加热，冷凝水是用手一桶一桶地提起水桶倒在冷却管里进行回流，因此实验做得很少。
1942年陈荣悌考上武汉大学研究生时，师从邬葆良教授攻读物理化学，也仅限于理论学习，没能做什么实验。因此，陈荣悌要利用在美留学期间，把在国内没有学到的功课和实验补起来。在他看来，只要学到真本事，报效祖国，在美国念书再苦再累对他都是无所谓的。
1952年陈荣悌获得博士学位，因为成绩突出，而成为美国荣誉化学会（Phi Lambda Upsilo）会员和美国科学荣誉学会（Sigma Xi） 会员。随后他到美国西北大学做博士后，在著名化学家巴索罗（F·Basolo）教授领导下从事配位化学热力学和动力学的研究工作。虽仅短暂的一年时间，但陈荣悌与导师巴索罗教授却结下此后半个多世纪的情缘，成就了一段中国化学发展和中美学术交流的佳话。
1948年陈荣悌在美国南加州大学实验室留影
当时美国无机化学处于起步阶段，巴索罗教授是美国无机化学发展的重要推手之一。1970年代，巴索罗教授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化学会主席，《无机化学评论》杂志主编。1979年应陈荣悌和中国教育部的邀请，巴索罗教授利用去印度参加学术会议之机，取道中国，在南开大学举办高等无机化学讲座一个月，向由中国教育部组织的来自中国各地大学200多名化学教师，系统讲授无机化学及其相关学科的前沿进展，这对刚刚走出长期封闭状态的中国化学教育和研究来说，影响相当深远。讲座非常成功，结束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科学院院长方毅，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巴索罗教授和夫人，并向他了解美国科学院管理制度和科学教育研究的发展情况。随后，巴索罗教授先后六次来中国讲学或参加学术会议，兰州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授予他名誉教授，他也介绍不少中国化学家到西北大学进修访学。
1979年10-11月，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化学会主席、著名无机化学家巴索罗应陈荣悌的邀请，来中国南开大学举办现代无机化学讲座，当时教育部组织了200余名全国各地大学化学教师来学习交流。这次学术活动对于刚刚走出封闭状态的中国化学家而言，意义非凡。
1953年，博士后出站后，陈荣悌到美国芝加哥大学低温研究室做研究员，从事美国原子能委员会所属的研究工作。
此时的陈荣悌已拥有汽车、洋房和优越的科学研究及工作条件。近7000美元的年薪，比博士后时二三千美元的年收入高得多。在华人学者中，也就已在芝加哥大学任教授的数学家陈省身等少数人的年收入超过他。住在美国的洋楼里，生活虽优裕，但因远离中国土地的根，陈荣悌精神上却找不到故园，想念故乡的山山水水，牵挂着太平洋彼岸的家，月圆星稀的夜晚倍感寂寞。
因此，虽然去国多年，但陈荣悌心系祖国。在美求学期间，他就加入进步组织“中华自然科学工作者协会”，经常参加进步学者的活动，一起讨论国内形势，探索学成后，如何回国做贡献。同时，向美国人民介绍中国人民，宣传中国文化。1949年10月新中国诞生的消息传来，陈荣悌更是激动不已，仿佛看到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和未来。他经历过军阀混战，日寇肆虐，国共内战，痛感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国破家贫。现在国家新生，百端待举，自己报效祖国的机会终于来了。
然而，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中美两国进入敌对状态。1953年战争结束后，两国陷入了长达20年的冷战，新生的共和国受到西方世界的普遍抵制。美国千方百计地阻挠学业有成的中国学者回国，修改移民政策，收缴保管中国旅美学人的护照，严禁他们离境，违者轻则罚款五千美元，重则判刑监禁。陈荣悌从事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研究项目，被该委员会誉为“美国非常需要的科学家”，更是美国政府的“重点保护对象”。美国原子能委员会要求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应是美国公民，所以要求陈荣悌必须加入美国国籍。
陈荣悌表面上答应他们的要求。实际上，他利用美国移民法中规定外国人要成为美国公民，需要到美国驻外使馆领取移民签证这个空子，筹划回国。当移民局官员问他要到何地去办理移民签证手续时，陈荣悌提出去香港，移民官员因香港离大陆太近，没有允许。他只好说去西德。移民官员劝诱道，美国是天堂，千千万万的外国人都想到美国来，你切莫错过机会。而且，大陆没有饭吃，像你这样受到过美国高等教育的人回到大陆要被杀头的。对此，陈荣悌只是报以淡淡的一笑。
1954年8月11日，法国“自由号”船慢慢地驶离纽约港，陈荣悌怀着激动的心情在甲板上，眺望着渐行渐远的美洲大陆，庆幸自己经过两年的筹划，终于摆脱美国政府胁迫，将要回到祖国的怀抱。临行前，他在芝加哥大学的科研领导人斯科特（Scott）教授刚从加州休假回来，还专程叮嘱他，不要去欧洲，因为美国国会很快就要通过一个特别法案，允许中国留学生不需要去国外办移民签证就可入美国籍。陈荣悌说已买好车船票去欧洲，只想去欧洲短期旅游，办好移民手续即回来。教授勉强同意，嘱他快去快回。
当他到达法国巴黎，走进旅行社代订的旅馆时，美国驻法大使馆已派人在那里等候，告诉他，今天接到华盛顿的电话，叫他赶快办完移民手续后就回美国去。陈荣悌原计划在法国、德国、瑞士旅游后去意大利，乘轮船到香港转道回国。听到美国驻法大使馆的通知，他意识到美国联邦调查局已盯上了他，因而当机立断，决定直奔日内瓦，找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日内瓦总领事馆。
中国总领事馆的同志热情地接待了陈荣悌，替他保管好已经过期的护照和相关证件，并安排他住在较偏僻的乡村小旅馆，免得被美国特务盯上。他在小旅馆里按领事馆负责同志的要求书写自传，说明在美国的履历和在国内的主要亲属关系。自传由领事馆发回国内，调查确认无误，三周后领事馆为陈荣悌颁发了回国的新护照。
他们了解陈荣悌在美国的生活情况后说：美国可以有汽车、洋房，生活比较富裕，但回国后情况就不一样了。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各方面都存在不少困难，在国内生活可能苦一些。
陈荣悌坚定地说：“没关系，过去我也吃过苦，我爱的是祖国，不在乎物质生活的好坏，只要吃饱饭就行，能为国家出力，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富强的国家，我就心满意足了。”总领事鼓励道：“你的一颗爱国之心真是难能可贵，回国后定能发挥专长，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总领事馆负责同志将陈荣悌的回国手续办好后，告知他不能乘船去香港，因要经过美国势力范围，仍可能会被美国特务绑架回美国。因此，只能乘飞机去苏联，经莫斯科回国。这样，他就搭乘瑞士航空公司班机飞往捷克布拉格，再换苏联航班飞抵莫斯科。在莫斯科住了五天之后，换乘国际列车回国。途经西伯利亚从东北入境，经过九天九夜的长途跋涉，终于在新中国成立五周年前夕，回到盼望已久的首都北京。
一年之后，同样在美国功成名就的大科学家钱学森博士，才历尽艰辛回到祖国。在历史转折的关键当口，陈荣悌这一代饱经时代风雪的科学家们，多以“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家国情怀，一生无怨无悔，矢志不移地走在科学救国、教育兴国的大道上，正如他在一篇文章中所写的，“沧桑不移赤子心。”
1952年1月陈荣悌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研究院获得博士学位
南开学问——允公允能日月新
陈荣悌回国后，入住当时国家高等教育部专门为留学生回国准备的旅馆，等待国家安排工作。在旅馆里，他遇到了也从美国经法国刚回国的梅祖彦先生。这位梅先生就是大名鼎鼎的清华老校长梅贻琦先生的儿子，后来分配到清华大学水利系当教授，曾任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会长。
陈荣悌回国进京前，途经天津停留时，原本要去天津大学投奔老师刘云浦及其他同仁的。结果受到杨石先，陈天池，王积涛在天大招待所盛情邀请后，他决定加盟南开。因此，他到北京后向高等教育部要求去南开大学工作。1954年底，高等教育部安排35岁的陈荣悌到南开大学化学系担任教授，进行化学热力学、动力学、配位化学及络合催化方面的教学与研究。
由著名教育家严修、张伯苓创建于1919年的南开大学，以“知中国，服务中国”为办学宗旨，以“文以治国，理以强国，商以富国”为办学理念，以“允公允能，日新月异”为校训，曾是中国最成功的私立大学。声望卓越的张伯苓校长，诚邀大师云集南开，培养出吴大猷、陈省身、曹禺等世界一流的学术文化翘楚。南开因国难而建，因国难而兴。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南开就组织师生开展东北社会调查的研究，激发国人爱国热情，因而遭到日人忌恨。1937年7月29日，南开成为中国第一所遭日军炸毁的大学。美丽的南开园虽遭敌寇摧毁，而南开人的抗敌和奋斗精神却更加旺盛！南开与清华、北大三校合组西南联合大学，先南迁长沙，后驻扎昆明，筚路蓝缕，弦歌不辍，九年时间书写了中国乃至世界高等教育史的传奇。抗战胜利后，南开复员回天津，因教育贡献突出，始由私立改为国立，声誉更为隆著。1950年代，经过数十年战火涂炭和政权嬗变后，中国百废待兴，百业待举，人们建设新国家的热情此起彼伏，高等教育也是如此。1952年学习前苏联高等教育体制，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大学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原本规模不大的南开，在这次调整中影响不算太大。虽然一些工科系被调出，但文史得到加强，北大历史领军人物郑天挺先生和清华历史学泰斗雷海宗教授加盟南开，南开历史学科由此而傲视国内群雄。
南开化学1921年由物理化学家邱宗岳教授创建，是国内除北京大学外，最早建立的化学系。两年后张伯苓校长聘请刚从美国康奈尔大学毕业的杨石先先生前来任教，1928年杨兼任理学院院长，自此南开化学独领风骚，长盛不衰，成为中国大学化学教育的核心重镇。1950年，杨石先先生掌舵南开大学校政，兼任南开化学系主任，他邀请了已在美国名校获得博士学位的有机化学家高振衡、陈天池、王积涛先生，高分子化学家何炳林、农药化学家陈茹玉夫妇回南开，无机化学家陈荣悌的加盟，再加上物理化学家邱宗岳、朱剑寒等老先生，南开化学群星闪耀，人才济济，学科整齐，实力强劲，国内其他大学罕有其匹。作为中国化学泰斗，杨老先生因其学术精湛，人品高贵，处事公正，深孚众望，在化学及科学界享有崇高声望。他曾长期担任中国化学会理事长，为中国的化学事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南开化学在杨老先生和像陈荣悌这代年轻海归教授们的共同努力下，与新生的共和国一样，蒸蒸日上，前景灿烂。
陈荣悌来时，南开大学化学系正拟设立热力学研究方向。他承担了这项工作，只是苦于力量不足，倍感压力大。然而，在不到一年时间里，陈荣悌从零开始，自编讲义，主讲化学热力学和化学动力学等课程，筹建热力学实验室。随后，陈荣悌还讲授统计力学和配位物理化学等课程。在完成繁重的教学工作的同时，陈荣悌还克服设备、经费不足等困难，坚持开展科学研究，他在南开的大学问也就此拉开大幕。
1950年代年轻的化学家陈荣悌在为南开大学化学系学生讲课
配位化学中的相关分析
在国际化学界，陈荣悌提出了配位化学中的相关分析理论，确立了配位化学领域的线性热力学函数关系，成功地把有机化学中的线性定律推广到配位化学领域，使理论知识更具广谱意义和指导价值。这一杰出的理论贡献，不仅使他享誉海内外，而且也为中国争得了荣誉。
1940年代末至1950年代初，正是世界无机化学的复兴时代，特别是配位化学有了突破性的发展。1950年代初期，陈荣悌做博士后研究时，已进行配位化学的热力学和动力学研究。现在南开又开展了这方面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因而对配位化学及其前沿领域更为深刻的了解。
早在做博士后期间，他就有意识地在前人的实验得到的大量的、看来杂乱无章的数据中努力寻求规律，发现配合物的稳定性与配体的酸碱强度之间存在某种线性关系，感到似曾相识。凭藉扎实的基础知识，很快联想到Brönsted定律、Hammett方程和直线自由能关系，并进而推导出配合物稳定性与配体酸碱强度之间存在的直线自由能关系的定量式，成功地把有机化学中的线性定律推广到配位化学领域，拓展了知识领域。
人们知道，相关分析一般是指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物理性质之间存在的线性关系。化学领域较早的相关分析，一个是1924年丹麦物理化学家Brönsted发现的均相酸碱催化定律，另一个是1937年以美国科学家的名字命名的Hammett方程所表达的有机反应规律。前者讨论的是一般酸碱均相催化反应中反应速率与酸碱强度之间的线性关系；后者则涉及到对位和间位取代苯基衍生物的支链反应的反应速率，或平衡常数之间的线性关系。两者都是经验关系式，人们当时并不知道这种线性关系存在的原因。
1930年代，Eyring等人发展了反应动力学的过渡状态理论(或称绝对反应速率理论)之后，化学家才知道反应速率常数与活化自由能改变的定量关系，使Brönsted定律和Hammett方程这两个经验定律得到解释，并称之为直线自由能关系。由于Brönsted方程和Hammett方程中均包含Gibbs自由能变化，因此将Brönsted的酸碱催化定律和Hammett方程统称为直线自由能关系（Linear Free Energy Relationships，简写为LFER)。随着化学学科的迅猛发展和分支的不断扩大，直线自由能关系已不再局限于有机化学反应领域。
1950年代末，陈荣悌研究相关文献，总结了大量前人的实验结果，利用当时极为有限的实验条件，开创性地进行探索工作。经过大量的实验研究和数据分析，他敏锐地认为配位化学领域存在直线自由能关系，指出对于结构相同的同系列的碱或酸与同一金属离子配位生成配合物的稳定性与配体的酸碱强度之间存在着线性关系，即配合物的稳定性随着配体碱性的增强而增强，随着配体酸性的增强而减弱。也就是说，生成的配合物的稳定性随着配体的配位原子上电子云密度增强而增强。
他从理论上推导出直线自由能关系式可表达如下:
log KA = αpKA +logCA
log KB = βpKB +logCB
式中log KA、log KB分别代表酸性配体、碱性配体与金属离子生成的配合物的稳定常数的对数值，pKA、pKB分别代表酸性配体、碱性配体的质子离解常数的负对数值。α、β分别是与酸性配体、碱性配体上取代基效应相关的常数，而logCA、logCB则分别是与酸性配体、碱性配体生成配合物的金属离子的配位场稳定化能相关的常数。
在这项工作中，陈荣悌也同时指出将方程kB= CBKB-β在恒定的压力下对温度进行微分，并利用范特荷夫方程（Van’t Hoff Equation）能很方便地得到恒温下的下列方程:
ΔHk=Q-βΔHK,
式中βΔHK,是配位化合物的生成热，ΔHk是配体的去质子化热，Q是具有热量量纲的常数。从上式中可看出，对于具有相同结构的同系物在与同一金属离子配位生成配合物时，配位化合物的生成热与配体的去质子化热之间存在着线性关系。这样，陈荣悌就从理论上推导出了配位化学中的直线焓关系式。
这是因为结构相同的同系物其与同一金属离子配位生成配合物时，其生成结构熵变是大致相仿的，而溶剂化熵也是与酸碱配体的配位原子上的电子云密度相关的，因此配合物的整个生成熵变亦与酸碱配体的配位原子上的电子云密度相关。而酸碱配体的配位原子与同一金属离子配位生成配合物的配位键的强度，也与酸碱配体的配位原子上的电子云密度相关。其生成热，即生成焓变也是与酸碱配体的配立原子上的电子云密度相关的。因此具有相同结构的同系列酸碱配体，在与同一金属离子配位生成配合物的稳定性，当然也是与酸碱配体的配位原子上的电子云密度相关的。因为ΔG =ΔH-TΔS，而ΔG=-RTInK，同理，具有相同结构的同系列酸碱配体在去（或结合）质子H+时，其去(或结合)质子的熵变、焓变以及自由能变化（也就是酸离解常数或质子化常数）也是与酸碱配体的配位原子上的电子云密度相关的。因此，配位化学中的直线自由能关系、直线焓关系以及直线熵关系的存在，就有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根据这种关系，可以定量预测配合物的某些热力学性质，是对配位化学的重大发展，对工业上选择催化剂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陈荣悌这项开创性的研究工作，在国际化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配位化学中直线自由能关系和直线焓关系的定量表达式，是配位化学发展的重要理论成果。
这项成果发表于1962年德国《物理化学杂志》 (Z. Phys. Chem. )后，受到国内外同行的广泛重视。先后20多个国家70多名科学家向陈荣悌索取论文抽印本，或者要求进行学术访问和交流。1979年陈荣悌代表中国参加在印度加尔各答召开的第20届国际配位化学会议，在大会上宣读了他1962年发现的配位化学中直线自由能关系和直线焓关系的定量表达式这一研究成果，仍受到世界各国化学家的高度赞许。
文革期间，凡事认真、待人以诚的配位化学权威陈荣悌毫无悬念地成为“牛鬼蛇神”，接受“革命群众”批斗，连基本的人身自由都失去了，更不用说教学和科研了。陈荣悌后来曾对学生回忆起这段是非不分、黑白颠倒的日子，“当时红卫兵曾经质问他，为什么要放弃在美帝那么优越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回到祖国来？”他因此被定为‘美国特务’、‘反动学术权威’，被剃成“阴阳头”游街示众，被关进“牛棚”，强迫他交待进行“特务活动”的“罪行”，遭受了种种非人的折磨。怀着满腔报国热情、历尽千辛万苦归国的陈荣悌，在身心饱受摧残的至暗时光，没有消沉和退却，坚信笼罩在祖国上空的乌云终将被太阳驱散，科学的春天必定到来。
1978年，当科学的春风吹进南开园时，陈荣悌又立刻投入到因“文化大革命”而中断十多年的线性热力学函数关系的研究中。此项研究工作虽然中断多年，但陈荣悌的学术思想却从未枯萎过。配位化学中直线自由能关系的确立，为陈荣悌提供了一个新的立足点。他并非就此止步，而是在这一新的滩头阵地上扩大战果。在确定配位化学领域直线自由能关系的同时，他又从理论上进一步预测，配合物的生成热与配体的质子化热(或中和热)之间也应存在线性关系即直线焓关系。经过多年的实验证明，配位化学中确实存在直线焓关系，而且相当普遍。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他认为：一个体系如果存在直线自由能关系和直线焓关系，也应存在直线熵关系。
1979年之后，陈荣悌先后指导研究生鲜于玉琼、林华宽等人将配位化学这一理论研究工作继续向前推进。前后将近10年时间，大量的实验数据证实了陈荣悌的理论预测，配位化学中存在直线自由能、直线焓和直线熵关系。他把这三种直线关系定义为“配位化学中的线性热力学函数关系”，从而由点到面地建立起“配位化学中的相关分析”这一理论体系。
陈荣悌将配位化学中线性热力学函数关系和配位化学中能量之间的相关分析归纳为“配位化学中的相关分析"。1994年陈荣悌把自己多年来的研究积累和研究成果，系统总结到研究专著《配位化学中的相关分析》里，这是一本难度很高的专著。陈昌亚老师称，他父亲最重要的理论贡献都凝聚在这一本书中。
自1979年到1990年代，陈荣悌一直代表中国学者参加历届国际配位化学大会，并担任大会执行主席。1987年在南京召开的第25届国际配位化学会议上，前苏联科学院授予陈荣悌丘加耶夫奖，表彰他在配位化学领域的杰出成就。以俄籍著名化学家丘加耶夫名字命名的科学荣誉和奖励，具有国际公认的盛誉。
陈荣悌晚年曾经分享过这一理论成果的发现过程，“我的这一发现过程是把处于两个不同专业的理论与实验有机结合的过程。有机化学和物理化学中的相关理论都并非由我完成，我只是将处于不同领域的双方结合起来，然而，正是这一思维方法使我取得成果，拓展了人类的知识领域……拥有广博的知识，并发现其中的联系，这在科学技术高度综合化的今天已越来越重要。科学家只有对学科前沿了如指掌，对自己研究领域里遇到的有意义的现象具有洞察力和捕捉力，才能架起将前人成果与新的发现相衔接的桥梁。”
一生心血一本书！1994年陈荣悌先生出版了《配位化学中的相关分析》，系统地总结了他在配位化学热力学上的理论创见
石油化工催化剂
知中国，服务中国是南开大学的办学宗旨。换句话说，南开的初心就是通过教育，培养了解中国的人才，解决中国问题。对于陈荣悌这一代科学家来说，科学救国、教育兴国是他们一生奋发求学、治学、教学的内在动力，他们的学问与中国的发展休戚相关，这与南开的办学宗旨是不谋而合的。
现在北京师范大学化学学院任教的延玺博士这样评价导师陈荣悌先生：“在科研选题方面，他既注重基础理论研究，也鼓励学生大胆探索应用研究，倡导科学研究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积极推动研究成果向生产力转化。他能够从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出发，提出科研方向和课题研究的切入点，他是一位具有战略思维的科学家。”
陈荣悌在治学中善于理论联系实际，应用基础理论指导应用开发，使研究成果服务于国民经济主战场。开发在化学工业中具有战略性意义的石油化工催化剂，彰显了陈荣悌作为一名大化学家的战略性思维。
众所周知，石油化学工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虽然是理论化学家，但陈荣悌一直关注我国石油化工业的发展，为解决石油化工生产中的关键性问题做了突出的贡献。
聚氯乙烯（PVC）是应用广泛的石油化工原料，五大通用树脂之一，目前全球消费量超过4000万吨，中国是重要的PVC生产和消费大国，产能约占世界总产能40%。
PVC是由氯乙烯单体（VCM）聚合而成。目前VCM主要有乙烯法和乙炔法两种生产方法。在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VCM生产工艺主要是乙烯法。在煤炭资源富裕的中国，VCM生产工艺主要是乙炔法。
乙炔法VCM生产工艺具有技术成熟、耗水量少、生产成本低等优势。在乙炔法合成VCM需要活性炭负载的HgCl2催化剂。因此，我国PVC行业消耗汞的量约占全国汞消耗量的60%和世界用汞总量的10%以上，是我国乃至全世界用汞量最大的行业。汞资源有限，价格昂贵，使PVC行业面临巨大的成本压力。同时，由于汞的毒性，VCM生产中汞的流失给人类和环境带来严重威胁。2013年1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通过了《水俣公约》，旨在全球范围内控制和减少汞排放，以减少汞的排放对环境和人类健康造成的损害。2016年8月，我国政府向联合国递交《水俣公约》的批准文书，针对PVC行业用汞问题，支持无汞催化剂研发，在具有切实可行的无汞催化技术后，彻底取代汞的使用。因此，开发新型高效的无汞催化剂已成为PVC行业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
陈荣悌是国内较早敏锐关注和研究无汞催化剂的化学家。早在1973年，他就开始从事无汞催化剂的研究工作，谋求解决我国氯碱厂生产聚氯乙烯所用汞催化剂中汞的毒害问题。1974年，他领导的课题组首先提出以活性炭负载的SnCl2等常规金属为催化剂，得到了类似汞催化剂的反应活性，拉开了我国无汞催化剂研究的序幕。经过数年努力，研制出固相无汞催化剂，具有良好的催化作用，解决了如何避免毒害的问题，尤其是乙炔法制VCM的无汞液相络合催化剂的研制工作，转化率和选择性接近100%，且在室温下即可进行反应。这项成果在国内外处于领先水平，是陈荣悌对中国化学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贡献。
陈荣悌在无汞催化剂领域的开拓性探索，经过数代化学家的不懈努力，目前发现Au基催化剂仍是替代含汞催化剂的最佳选择。国内外许多科研单位也都进行了大量的工业试验并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加快了Au基催化剂大规模工业应用的进程。1980-1990年代，陈荣悌科研组邓国才老师在无汞催化剂领域持续深耕，成绩可嘉。现在，南开大学化学学院李伟教授又是国内无汞催化剂研制的一支生力军，取得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果。
陈荣悌对中国石油化学工业的另一个重大贡献是NS-02催化剂的研发。1983年，国家化学工业部提出要改变氯丁橡胶生产落后状况问题。当时我国氯丁橡胶生产采用的是1950年代苏联援建的老工艺，成品转化率和选择性低。其中由于生产过程产生许多副产品，管道堵塞问题严重，停车清洗工序复杂，使得生产效率低下。这一问题困扰了行业多年，一直未能解决。化工部将氯丁橡胶生产工艺改进列入重大科技攻关项目。
以理论见长的物理化学家陈荣悌，勇敢地接受了这项科技攻关任务。当时已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当时称学部委员，作者注）的他已经64岁，亲自率领科研团队赴山西化工厂调查研究，反复研究生产工艺，现场考察生产流程。他几次沿着狭窄的角铁，爬上20多米高的反应塔实地考察，发现氯丁橡胶生产中第一步乙炔二聚反应的催化剂系1930年代开发的纽兰德催化剂，转化率低，选择性差，导致多种副反应发生，故生产率低，副产物高，容易堵塞管路。针对这种情况，他与同事一起确定了以研制新型催化剂为主攻方向，筛选出一种既有催化性能，又有溶解高聚物能力的液相结合催化剂，名叫NS-02催化剂，一次试车成功。
N代表南开、S代表山西化工厂、02是编号的NS-02催化剂，是国内首创的乙炔二聚反应双功能结合催化剂。经过生产实践证明，该项研究成果达到了国际上当时最好的水平。此项成果随后在国内氯丁橡胶行业推广使用，使原来的落后生产状况一下子前进了数十年，并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一项科研成果，振兴了一个行业。几十年来，这一成果为中国石油化学行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陈荣悌及其课题组的辛勤努力和无私奉献，为我国氯丁橡胶生产发展树立了一座里程碑。
作为理论化学家陈荣悌所从事的许多理论研究都有应用前景。他领导课题组进行了卟啉、核酸、大环化学、超分子化学、模拟酶、抗癌药物研究以及在络合催化、医药、分析化学等应用领域的研究。他还先后承担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化工部攻关课题，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受到中央和地方有关部门的多次奖励和表彰。
陈荣悌晚年在回忆自己的科研人生时，曾经提到他的人生与化学史大事的有趣巧合。一是他5岁在老家四川垫江县（现为重庆市所辖）发蒙时，读的是当时令他似懂非懂的《三字经》。而这一年，世界化学史上诞生了Brönsted的均相酸碱催化定律。中学时代，化学实验的奇妙变幻对他产生强烈的吸引，使他对化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用化学这种能改变物质性质的神奇方法，使之服务于人类、造福于国家，特别是改变旧中国的贫穷落后面貌，成为少年陈荣悌的美好理想，奠定了他科教救国的信念。1937年他高中毕业考入湖南大学化学系。正好这一年，Hammett方程诞生了。陈荣悌那时绝没有想到，在他学问生涯中具有纪念意义的两个人生转折点上，诞生的两个科学定律竟会与他一生科学事业的成就紧密相连，成为他的科学研究的基石。
人生的趣味往往在于这样一串串偶然性聚合而成为必然。与南开大学同龄的陈荣悌，他的学问人生与南开的精神又是何等的契合？陈荣悌用化学改变社会、造福人类、服务祖国的大公精神，勇攀基础理论和应用化学高峰的超强才干，创造新理论、新应用，成为新时代科学先锋，不正是“允公允能，日新月异”校训精神的南开人写照吗？
1979年12月印度加尔各答参加国际配位化学大会期间，陈荣悌（右）与英国萨克斯大学Joseph Chatt(中)和西北大学Fred Bosolo(左)合影
教泽永播——桃李芬芳沁世人
一个国家的富强，教育是关键。陈荣悌的这句话，诠释了他一生从事祖国教育事业的信念和深情。陈荣悌严谨勤奋、不畏艰难、勇于创新的治学精神，不仅使他在化学研究上结出丰硕，带领中国的配位化学研究跻身世界先进水平，而且在教育事业上桃李芬芳，培养出一代代术业有成的学人，传承着中国的科学事业。他是南开大学1950年代最早指导研究生的学术导师之一。自1955年招收研究生以来，陈荣悌已经毕业的硕士生30余人，博士生30余人，博士后2人。当他已82岁高龄时，仍有在学博士生数人。经他推荐联系派往国外进修和留学的青年学者20余人，与国外联合培养博士生数人。陈荣悌编写过《化学热力学》、 《化学动力学》、《配位物理化学》、《络合催化》等教材，出版过《分子筛上的有机催化作用》、《无机反应机理》（译著）、《配位化学中的相关分析》等学术专著，影响着中国一代又一代栋梁之才。
陈荣悌培养的第一个博士生、南开大学化学学院林华宽教授，曾这样评价导师：“他的科研事业，始终遵循着实践-理论-再实践-再理论的规律，从实践到理论，又以理论指导实践，从而归纳出新的理论。他始终以赶超国内外学术研究先进水平为水准奠定教学、科研工作的学术基础，造就一代又一代的莘莘学子和高水平的科技教育人才。”
陈荣悌先生指导过的学生，目前大多已成为各个领域的学术带头人或教学名师，有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有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有的已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候选人。
现任南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卜显和教授，本科阶段就跟随陈荣悌直到1992年博士毕业。在谈起导师时，这位1995年就破格担任南开大学化学学院教授的学者，充满感激之情，“没有陈先生引导，就没有我的今天。陈先生是我人生的坐标。”
他说，“陈先生对学生要求特别严，但非常关心学生成长，不仅仅是学术。每次开学时，陈先生都会跟大家讲学术研究应该注意的事项。陈先生待人平和谦虚，但对科学研究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先生这种对待学术的严谨态度和执著精神，深刻地影响着我，不断地激励着我。他不仅是我科研路上的恩师，也是我的人生导师。面对科研和生活中的各种困境，陈先生总是多方呼吁、协调，竭尽所能为我提供帮助……”
在恩师精神的感召下，卜显和多年来在科研道路上开拓拼搏，硕果累累。他延伸了陈荣悌配位化学研究方向，在大环化学、功能配位化学、超分子化学及晶体工程学等前沿交叉领域，取得系统性的原创成果，这些研究成果为配位化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作为第一完成人，荣获2014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现已退休的南开大学化学学院教授朱志昂老师1979年进入陈荣悌科研团队，协助他工作。朱老师回忆称，“陈先生为人谦逊、低调、不张扬，做学问实事求是。晚年陈先生主要做的是科研团队的领导工作。”
性格内敛的苏循成教授在回忆导师时，深情地说，“有些事情愿意埋在心里。其实陈先生很淡定、很从容，就像他走路，始终缓缓的，但是思维极其清晰严密，学术非常严谨。”
1955年，不到一年时间，陈荣悌就完善了化学热力学课程。此后他一边做科研，一边在教学第一线。1958年，陈荣悌化学热力学课程在“拔白旗”运动中受到批判，说是宣扬唯心主义。他一边挨批，一边教学，“只要不下令停课，我就讲到底！”后来批判他的人拿着他编写的教材要求停课，他机智地说：“这本教材已经不用了，唯心主义也批判过了，我现在只教科学，不教唯心主义。”人家要检查他的“新教材”，他说，“还没印出来呢，不信你去听课嘛！"搞大批判的人哪懂什么是科学和唯心主义，没有了教材也就没有了批判的靶子。陈荣悌在不用讲义的情况下，靠口传心授完成了教学工作。几十年后有年轻学生问起这段往事：“陈先生，我们不理解，干嘛一边受批判一边还要坚持上课？”他说：“我只是千方百计想‘教’，没想‘停’的问题，实在不好说为什么。”
他撰写论文、编写讲义常到深夜。长期繁重的教学科研工作使他积劳成疾，1983年他患了心脏病。他带病上课，下课后才住进医院，安装心脏起搏器。1991年，72岁的他被发现肠道癌变。他住进医院治疗，以顽强意志战胜病魔，从未停止科研教育事业的脚步。
他的秘书萧胜利曾撰文说，“病床上、床头柜上堆着数不清的稿件、资料。一边输液，一边批改论文，检查实验报告。病情稍有好转，他就软磨硬泡向医生请假‘回家取东西’，一出医院门就转向学校，直奔实验室。从本科生的实验到硕士、博士的专题报告、实验环节、毕业论文以及科研组课题的进展。从仪器保护维修到安全防火防盗、防止实验事故，从组织管理到经费使用，他走遍每一个实验室，检查遍每一个岗位，不放过每一个环节，耐心细致地倾听每一位教师、学生的汇报，征求他们的意见，帮助他们解决问题。特别是对刚上的本科生，他更加平易近人，慈祥亲切，问寒问暖，勉励鼓劲，指点迷津，诲人不倦。有时激素病折磨得陈荣悌全身骨节疼痛，站都站不稳，而他在实验室一呆就是三四个小时。他回到医院和家里时，经常是鲜血染透了衣裤，浸湿了床单。”
1987年7月，前苏联科学院代表扎哈诺娃博士授予陈荣悌先生丘加耶夫奖章，以表彰他在配位化学研究中的贡献
林华宽教授是这样评价导师的：“陈先生平易近人，诲人不倦，对青年学子极为关心和爱护。他经常将学生召集在一起开会，要求学生们搞科研要实事求是，不能弄虚作假，不能剽窃他人成果，并通过许多实例向大家多次语重心长地进行教育。还要求学生们注意节约，杜绝浪费，并且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平素生活甚为节俭，而大力资助周围需要帮助的人。”
在谈到陈荣悌与学生的故事时，陈昌亚老师对他父亲与与学生周良彦的事情记忆犹新。周良彦是1957届南开化学系毕业生，上学期间学习拔尖，曾当任年级班长。因生性耿直，直言不讳，1957年被划为“右派”，从此命运多舛。他在陈荣悌指导下做毕业设计，成绩突出，写出了两篇学术论文。陈荣悌署上周良彦的名字后拟将论文发表，但在极左思潮干扰下，上级领导表示周戴了“右派”帽子，不宜署名。当时也被内定为“右派”分子的陈荣悌不顾个人得失，据理力争，坚持学术是学术，政治是政治，两者不应混为一谈。上级领导最后妥协，两篇论文只同意其中一篇署名，发表在《化学学报》上。
周因“右派”身份被发配到化工厂当工人。有一天，同宿舍生产氯气的工友下班回来说，整天头晕脑胀的不舒服。周说，氯气有毒，需要有防毒面具。工友听后，马上到车间找到车间主任和厂长，要求配戴防毒面具生产。厂长很生气，质问那位工人怎么知道氯气有毒的？工人说是南开大学化学系高才生说的。结果厂里以破坏革命生产罪名，将周良彦送去劳改农场。1978年“拨乱反正”，周良彦才走出劳改农场，来见已经二十年不见的恩师陈荣悌，泪流满面地说，“我这辈子真是冤啊。”陈荣悌向有关部门陈情事实，拿出当年周良彦那篇署名发表的论文，希望国家珍惜这样的人才。结果，周的“右派帽子”很快摘掉，并被安排到天津市一轻局研究所工作。周没有辜负恩师期待，因业务能力突出，最后出任研究所所长。他去世时，陈荣悌和夫人专程参加了追悼会。
像周良彦这样遭遇的学生并非个例。陈昌亚老师说，文革后有段时间家里经常有他父亲以前的学生来。有的学生因长期受迫害而精神失常，有时一坐半天也没有一句话，或者只是流泪不已。陈荣悌都会在书房里认真地接待这些学生，耐心倾听诉求，努力开导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经常吩咐陈昌亚领着这些人去用餐。
如果说，与人为善是陈荣悌的人生价值底色。那么，教人以真是他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陈荣悌教会学生科学知识的同时，也注意人格塑造和培养，他以身作则，行无言之身教，令人在不知不觉中如沐春风。让陈昌亚老师印象深刻的是，文革期间他中学毕业后面临着人生新的选择，在那个狂热代替理性的年代，年轻迷茫的他只能随波逐流。当时陈荣悌自己身处逆境，常遭批判。但一向和蔼的他，有一天却非常严肃地对陈昌亚说，做人要实事求是，老老实实，来不得半点虚假。这句重话却如一声惊雷，警醒着陈昌亚，做人要有原则，要有方向，不能随波逐流。今年71岁的陈昌亚老师现在想起五十多年前父亲说的这句话，言犹在耳，振聋发聩。
998年8月30日至9月4日出席意大利Florence 召开的第33届配位化学国际会议，会后陈荣悌先生（左二）与Fred Basolo 院士（左三）、王夔院士（左四）、计亮年院士（左一）合影留念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陈荣悌传给后人的德风余谙。每年新研究生进实验室的第一堂课，陈荣悌就会循循善诱，怎样用有限的资源做出最有效的成果。陈荣悌有句令学生难忘的名言，“超过了必需的，就是浪费。”在陈荣悌的办公室里，桌椅书架都是落伍的旧式家具。有学生认为他的办公室太寒酸，陈荣悌却说：“经费这么紧张，教学科研实现不了现代化，光追求办公室现代化有什么作用。”他的办公室夏天的温度经常高达35℃，许多学生实验室里都装了空调。陈荣悌认为，实验室装空调是为了保护仪器，他这里没有仪器，不用装。
他的秘书萧胜利撰文回忆，1995年6月的一天早晨，76岁的陈荣悌从出席全国政协常委会的驻地京西宾馆出来，要去友谊宾馆参加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40周年纪念会。临行前，秘书要打车，陈荣悌却坚持要坐公共汽车。在路上，他们先坐上一辆“小巴”，一问到木樨地仅两站地就要3块钱。陈荣悌便下车不坐了。他们又挤上了4路公交车。正是上班高峰时间，下车时陈荣悌被一辆急驶而来的自行车撞了一下，胳膊划破了，渗出了大片血珠，险些摔倒。一群行人围着他们关切地询问：“老大爷，撞着了吗？没事儿吧？年轻人，陪这么大年龄的老人出来怎么不打的，非坐公共汽车！”其实，秘书事先已有安排，可“老爷子"自有主张：“花我的钱打的，你不愿坐，花你的钱我不愿坐。花公费，科研组的同志谁出差都不打的，我怎么能搞特殊？每次出差回去咱俩为付车费让来让去实在没有意思，不如坐公共汽车痛快。”人们哪里知道，这位老人当时担任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常委、中科院院士，更不清楚老人曾身患癌症、动过手术，并带着心脏起博器。陈荣悌根本没有把挤公交车与自己身份联系起来。他认为自己是南开大学的教授，科研组经费紧张，能省就省点。
陈荣悌节俭廉洁，但并不悭吝抠门。他乐善好施，救灾救难，捐款捐物他积极参加，同事、学生、晚辈、亲友有困难他慷慨解囊。保姆邵大娘是没有子女的孤寡老人，在他家工作了40多年后，在他家“退休"。他们如一家人生活在一起，互相照顾，陈荣悌另请保姆做家务照顾生活。陈荣悌的子女们来探望父母时，最听邵大娘的话，衣食住行也得邵大娘安排“批准”。子女们孝敬三位老人时，邵大娘地位优先。
一个人在私生活方面做到节俭并不难，但并非一切节俭都能发展成廉洁奉公，更不等于可以构成一种感人的美德。陈荣悌以本乎内心的无言身教，完美地诠释着这种美德。
1998年南开大学著名五大化学教授申泮文院士（左一）、陈荣悌院士（左二）、何炳林院士（左三）、王积涛教授（左四）、陈茹玉院士（左五）同框留念
受过西方先进教育的陈荣悌在化学上才华横溢，做出卓越的学术建树。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陈荣悌，不仅展现出种种迷人的人性光辉，也让他培养出优美高雅的志趣。
陈荣悌国学功底颇深，喜欢诗词曲赋，也写下不少有趣的诗文。1995年7月，陈荣悌在湖北十堰考察时，曾写下一首《夏日山居》：“细雨湿轻塵，晨寒袭罗襟。幽兰开野径，闲坐看浮云。”晚年曾作《读孤云诗草》：“津门才子号孤云，词曲诗书称绝伦。若识当年阳谋策，何须廿载埋英名？”
陈昌亚老师回忆说，母亲是大户人家，自幼深受教会唱诗班熏陶，颇有音乐天赋。父亲是天津有名的票友，在四川上大学时就喜欢京剧，家里藏有大量高品质的京剧唱片。1955年，南开大学成立教工京剧团时，陈荣悌任团长，经常和老师、工人、学生中的京剧爱好者一起欣赏娱乐。1957年反右时，教工京剧团停止活动。文革后期，陈荣悌和几个铁杆票友，邀请天津戏校的京剧名角，常常聚在一起悄悄地唱京剧。1990年代，陈荣悌这一兴趣发扬光大，经常唱戏，表演《四郎探母》、《李陵碑》等名段。1999年80岁高龄的他和一众票友在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举办京剧专场，喜迎澳门回归，兴致勃勃地表演《四郎探母》。
1999年80岁高龄的陈荣悌先生和一众票友在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举办京剧专场，喜迎澳门回归，兴致勃勃地表演名段《四郎探母》
明朝思想家顾宪成写就一幅名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激励知识分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幅对联也是化学家陈荣悌的一生写照。
陈荣悌不仅做好勤做学问，教书育人这些份内之事，对于国家大事，他也从未缺席过。他1956年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 1987年加入中国致公党，先后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常委、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国民主促进会天津市副主委、中国致公党天津市委会主委，积极参政议政，将所学知识更好地服务国家和社会。
1989年和1990年在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第二、第三次会议上，陈荣悌针对当时中国的教育和科研面临着投入少、重应用的形势，在大会上分别做了题为《从脑体倒挂看中国四化建设和教育危机》和《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是四化建设的长远战略任务》的发言，敏锐而忧虑地指出，教育和科技投资少，脑体倒挂，急功近利做法等情况将给祖国建设发展带来不良后果，大声疾呼全社会重视教育和科学事业，引起了党中央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著名作家冰心女士看了《从“脑体倒挂”看中国四化建设和教育危机》提案后，高度赞同陈荣悌的观点，在“1989年8月11日浓阴之晨”，写下一篇文章：“读了陈荣悌教授的发言，真是感慨万端，我的这篇《开卷有益》断断续续地写了四个月，我明明知道‘写了也白写’，但我的‘老而不死’的心，却总在大声地斥责我说‘白写也要写’，至于有没有人看那是另一个问题!”此后，国家科研和教育事业的投入逐年增加。1996年，他在全国两会上的提案《反腐败要标本兼治》，提出使用现代高科技手段，建立全国联网的银行金融结算系统，以监察和制约各种经济犯罪活动。
陈荣悌曾说：“我是从事教育科研工作的，我并不熟悉政治。但是就我一生的经历和体验，纵观古今中外的经验和教训，我深切地体会到，政治制度的落后是导致科学技术以至国家和民族孱弱的根本原因。政治的开明和公正对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和进步，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在古稀之年参加全国政协，我一定要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就我一生的经验和知识，为国家大力发展科学教育事业献计献策。”
1996年时任全国政协常委、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国致公党天津市主委的陈荣悌先生在全国政协大会上发言
2001年11月，陈荣悌在与病魔奋力抗争了二十多年后，这位一直坚守在科学教育第一线的化学家，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他从四川垫江一个偏远的山乡一路走来，时代巨变，外辱肆虐，内乱浩劫，东西碰撞，并没有拦住他那颗向往光明和追求科学的雄心。凭着对知识的无限兴趣，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在人性光辉的照耀下，陈荣悌坚强地成为一名世界级化学家，为祖国和人类做出了贡献。
为什么陈荣悌一生能够做出这么多成就？他的一句话给出了答案：“我所获得的荣誉都属于我的祖国，因为是祖国养育了我。振兴祖国的科学、教育事业，是我攀登科学高峰的力量源泉，离开了祖国的强有力支持我将一事无成。”
1935年，张伯苓先生划时代的爱国三问，激励着一代代南开人。陈荣悌用近半个世纪做出的南开学问，响亮地回答了老校长的爱国之问。
在考验人性的黑暗时代，他燃烧自己；在讲究科学的春天季节，他大放异彩。这是一个大写的人，真、善、美！
谨以此文纪念陈荣悌先生诞辰100周年。
1956年8月陈荣悌先生出席中国民主促进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周恩来总理和朱德委员长参加这届大会
【鸣谢】在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了陈荣悌先生之子陈昌亚老师和南开大学化学学院卜显和教授、苏循成教授、李伟教授、朱志昂教授等老师的信任和支持，热情接受采访，无私提供素材，认真通读文章，及时提出专业意见，不断地帮助我完善着这篇文章。在此，我向这些老师深表感谢！特别感谢林华宽教授撰写的文章，系统地评价陈荣悌先生的学术成果，使我能够较快走进陈先生的世界。
有缘研究陈荣悌先生的学问人生，也是我向大化学家学习的一次好机会。作为一名南开化学校友，我衷心感谢南开大学化学学院的培养，感谢化学学院在特别的日子隆重举办纪念陈荣悌先生诞辰100周年活动。我觉得，这是后辈学人向以陈荣悌先生为代表的南开老一辈化学家群体的集体致敬，既是弘扬感恩敬老的传统美德，也是南开化学走向未来新的起点。
冥冥之中似有天意。本文完稿于今天，今天恰恰是陈先生100周年冥诞纪念日。
1991年10月酷爱京剧艺术的陈荣悌先生被选为天津京剧国际 票房理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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