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锦华：电影如何书写历史？

国庆档几部影片当中，《我和我的祖国》成为最大赢家。豆瓣评分 8.0 分，猫眼 9.7 分，淘票票 9.5 分，口碑远超同类型影片，上映 5 天，票房已经接近 17 亿。

影片能够取得如此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或许是，七个导演在七个短片中无一例外地选择小人物小故事作为切入，将其巧妙地嵌入一段历史大事件中，以小见大，基本摆脱了宏大叙事的脸谱化和符号化，将献礼片既定的主题思想和类型片的叙事需求拼盘，成功地搅拌成了一窝贴合普通观众情感需求的高级爱国鸡汤。

那么，《我和我的祖国》的成功，是否意味着重新定义主旋律影片的时候到了？

或许我们仍应看到主旋律电影奉旨填词的不变本质，尽管这一次它足够好看，也不过是命题作文的完成水准超出了许多人的预期。 正如在朋友圈一片热泪盈眶和赞扬之中，“枪稿”一篇评论文章的冷水：

“作为主旋律献礼题材，《我和我的祖国》应该说超预期地完成了它的使命。多数时候，它能做到以小见大，在细微处寻找和激发宏大的情感，与观众的爱国情绪和民族情节产生共振，不刻板、不说教，姿态柔和，春风化雨。

“导演间的同台竞技有另一种趣味，各人的表现，基本也反映出了他们在当前电影市场上的地位与影响力。 有想法的导演，拍什么都像模像样，红有红的道理。

“遗憾自然不少，无论剧本、技术细节还是价值观，都有值得斟酌的地方。

“同时，澎湃的情绪掩盖了思想性的缺乏，电影没有任何让观众进行思考的意图，也没有任何艺术上创新的野心。

“历史是既定的明确的不容置疑的，胜利是伟大的光荣的永世长存的，唯一不同的是创作者们切入的视角，和他们讲述这种胜利的方式，在这有限的空间里，惊喜或许会有，但想要‘意外’，就完全是奢求了。

“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但五指山的红线，依然牢牢立在那里。 ”

——

这些年，对“主旋律”电影，我们并不陌生。从 2009 年的《建国大业》到 2011 年的《建党伟业》和《辛亥革命》，似乎每到一个周年，就会有类似的影片引起热议，在此基础上，《我和我的祖国》完成的不是一次颠覆，更像是一次“内生型进化”。

我们或许可以借此机会，回顾一下主旋律影片的过去，这一类所谓的政治献礼片是从什么时候发展起来的？它们是如何取得商业上的成功的？电影中书写的历史与个人记忆之间如何对抗？这样一种特殊的中国电影类型在电影史上是什么样的位置？

今天，我们与大家分享戴锦华老师新书《返归未来：银幕上的历史与社会》中关于“历史片”以及“政治献礼片”的讨论，希望给予大家一些启发。也欢迎留言表达你对这一类电影的想法与思考。

电影如何书写历史

文：戴锦华

摘自《返归未来》

吴子桐：近两年集中出现了一批以20世纪初期重大历史 事件为题材的电影，如《十月围城》、《辛亥革命》、《建党伟业》 等等，在后冷战时代，这种革命历史的重新讲述和再现有哪些特点？它们又是如何成为主旋律商业化的典范的？

1.

戴锦华：我们都知道历史是一种权力的书写，所谓“历史是胜利者的清单”；而记忆则似乎是个人化的，或者用福柯的说法，人民记忆是在某种意义上对抗历史的场域，或者说记忆是历史所不能吞没、规范的场域。

但是后冷战历史书写的一个极为突出的特征就是以记忆的名义修订历史。它强调“小人物”记忆的真实，会不断强调这部电影是根据回忆录改编，那部影片是根据日记编纂。有趣的是，这种以记忆为名的、大规模的历史重写，确实成为新的历史书写的一个极端有效的方式。

一般而论，当世界发生大的变局，当权力转移，胜利者重写历史是惯例。胜利者写历史，“战利品由胜利者携带”，作为通例，不需要特别去强调。

张黎/成龙导演作品《辛亥革命》，2011

但这一次，我们要予以强调的，正是这一以记忆之名改写历史的过程。这表明胜利者写历史作为一种权力机制的运行，遭遇了众多障碍、阻力，乃至狙击。整个20世纪作为一个全球性的革命世纪，它所遗留的遗产和债务，阻碍着这一权力机制顺滑运行，所以它就必须以记忆为名重建历史。

但是，新的权力机制一旦以个人和记忆的名义成功地重建了权力的历史，或者说重新形成了自身的话语暴力之时，它甚至可能同时封闭了反叛的与另类的叙述空间。因为人们很难再一次从记忆出发，去对抗这样一种新的权力书写。

中国的稍显特别之处在于，一边同样是以记忆之名的书写，另一边却是以主体自我抹除的方式，确立新的权力机制。

2.

回到电影上，我把刚才提到的电影分成两类。一类是《十月围城》《集结号》《南京！南京！》《金陵十三钗》等，这类电影大致定位于A级片——大制作的商业主流电影；我们所列举的这些，也的确都取得了票房完胜。

其中《十月围城》的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影片虽然诞生于香港电影工业内部，由香港电影人执导，但它基本上偏离了此前香港电影中“飞地”式的历史叙述。

陈德森导演作品《十月围城》，2009

尽管这无疑是一个“保镖”故事的变奏，但影片却明确地坐落在辛亥革命这一历史事件之上，因此，一个《赵氏孤儿》式的“舍命舍子”的叙述便被赋予了一份确切的（而不是“伪托”某朝某代）历史感，因而负载着与此前香港电影不同的、强烈的国族认同。

尽管香港出版的关于《十月围城》的图文书称“我们都是香港人”，但影片所实现的却无疑是“我们都是中国人”的叙述。影片失去了此前新派武侠电影中“忠君爱国”叙述所针对的英国殖民统治的现实参数，同时祛除（自我抹除）了“后97”对“香港人”身份的曲折确认。

陆川导演作品《南京！南京！》，2009

而《南京！南京！》中，大屠杀的历史必须经由一个侵华日军的目击来呈现，才能够获得讲述的有效性和可能性，这成了这种自我抹除再清晰不过的例证。

一个有趣的点是，尽管《南 京！南京！》和《金陵十三钗》相当不同，但其中的中国军人形象——不论是刘烨的陆建雄还是佟大为的李教官都“准确” 地在影片的三分之一处消失——“草草了断”或悲壮殉国，把叙述与视觉中心让渡给角川或约翰，无疑成了某种文化政治或社会潜意识的突出例证。

这中间，《集结号》是最成功，也是最高明的例子，影片建构了一个从外在到内在的自我改写和自我抹除的过程。剧情细腻地铺陈，让九连战士一步步地换上了国民党军队的军装、换用了国民党军队的武器，令其逐步获得了《拯救大兵瑞恩》或者《太极旗飘扬》式的“现代军人”造型——当然，这样的造型是为了让影片获得美片或韩剧式的场面调度和剪辑速度，服务于新一代观众喜爱的酣畅淋漓的战争场景。

冯小刚导演作品《集结号》，2007

但是，类似外在的改观就意味着对这场战争（解放战争或者全面内战）的特殊意义的改写：国共两党对决所包含的意义，对中国未来的政治抉择、阶级动员的不同方式，都悄然蒸发。

于是，《集结号》成了一部“在战争中思考人性”的战争片。它所记述的历史、呈现的战争不必是一场特异的战争，也不再是一场特异的战争。

3.

另外一类是《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和《辛亥革命》。这是一个（或者说曾经是一个）极为特殊的中国电影类型——政治献礼片，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电影工业、中国文化工业意识形态机器所确立的一个特殊片种，也就是最确切意义上的“主旋律”电影。

这一类型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丧失了有效性一一影片仍然在、始终在摄制，却完全不能赢得观众。所以，引人注目的是，《建国大业》取得了空前的票房成功。

韩三平/黄建新导演作品《建国大业》，2009

这次不再有“红头文件”保障，不再依靠政治动员，完全是在电影市场意义上的成功。从2009年的《建国大业》开始，到2011年的《建党伟业》和《辛亥革命》，形成了“重大题材”、 献礼片的新的叙述范式。

《建国大业》的成功，对我来说昭示着20世纪80年代以降中国电影的三分格局——主旋律、探索片、娱乐片——就是政治宣传、艺术实验和商业制作的最终合流。它意味着新主流叙述的确立，也意味着曾经存在的、多种可能性的消失。

《我和我的祖国》延续了献礼片的风格，海报上明星荟萃

《建国大业》成功地启动了献礼片商业化的模式，即明星荟萃。这样的明星阵容——而且是所谓“全球华人”的明星阵容，的确是把观众吸引进影院的强大动力，因为我们从来没见过如此密集的明星集聚。这样的形态把观众引入影院，绝大多数的观众是在认明星的过程中被剧情所吸引，进而被感染。

不少人说起他们在观影的不同时刻突然发觉自己热泪盈眶，无疑，《建国大业》为政治主旋律启动了一个夸张但有效的商业运作形态。

4.

而对我来说，更加有趣的是主导这一形态的启动力量。我常引证一个理论表述：“真相在表面。”《建国大业》的幕后故事，就在片头字幕之中。

开篇，你首先看到总导演是韩三平。同时你会看到无数多的明星“队列”，而且这些名字当中包含了明星级导演，包括了吴宇森、陈凯歌、冯小刚等。

为什么说真相在表面？因为中影集团董事长韩三平“御驾亲征”，不仅意味着通常献礼片所集聚的国家力量，而且意味着雄厚的国家资本。整合了 “全球华人”明星的，不只是国家认同，而且是，也许首先是超级大资本的魅力。

而并列总导演黄建新的名号，则意味着20世纪80年代以批判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著称的“第五代”导演已整体地改变了他们的社会立场与功能角色。

其次，《建国大业》给我的另一个启示，正是政治献礼片成功地采取了 “一般”的历史叙述逻辑，而不再是特殊的、差异性的逻辑。

因此，它作为新主流叙述确立的标识，不仅在于它整合了原来分歧、对立的三分格局，而且更在于它将建国建党这些曾被赋予创世纪、新纪元、断裂意义的历史事件以历史接续、连续贯通的逻辑进行叙述。

事实上，某种平滑、连续的历史叙述，既是支撑着主流意识形态或曰合法性叙述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其获得有效确认的外在标识。

5.

而《建国大业》 等大制作献礼片的意味，正在于影片以中国曲折的现代化进程为基本逻辑，不仅有效贯通了曾组织在异质性逻辑中的历史叙述与脉络，而且成功地“回收” 了曾遭放逐的、20世纪50至70年代的历史时段。

去年上半年在美国客座（访问）时，我有些惊讶地发现《建党伟业》出口美国，在五大城市的主流影院AMC上映。这无疑是一个标识，标识我们正进入一个“后冷战之后”的年代。

韩三平/黄建新导演作品《建党伟业》美国海报，2011

与其说是冷战年代的意识形态对立不再真实有效；不如说相对于美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这些献礼片已不再携带颠覆性的表述。

当然，其“真相”同样在表面——尽管不是一望而知的表面。不是美国最大的院线之一 “采购”、上映了 中国主旋律电影，而是中国万达公司并购了 AMC 之后的昭告之举。

《返归未来》

戴锦华/王炎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8

地址：

杭州市拱墅区丽水路58号

远洋乐堤港二期 B103 B201

电话：

0571-86628356

单向在杭州

（id:OW_hangzhou）

用阅读，寻找你的同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