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1947年的一个黄昏,以色列库姆兰地区群山之中,三个孩子正在放羊。由于天色逐渐变暗,他们决定赶着羊往家走。这时,三个孩子中的克哈里尔(Khalil)发现,自己的羊少了一只,他便让朋友们先走,自己前去寻找,然而他始终找不到这只羊。正当他在山中四处寻觅时,发现了一处洞穴,他走进洞穴,想看看羊是否在里面。他的确发现了一些东西——只不过并不是他的羊,而是几个破陶罐——于是,二十世纪,全世界范围内最伟大的考古发现,就这样偶然问世了——这三个孩子的名字是:
朱玛·穆罕默德·克哈里尔(Jum'a Muhammed Khalil)
侯赛因·穆罕默德·塔希提(Hussein Muhammed Tahiti)
穆罕默德·艾哈迈德·艾尔·哈迈德(Muhammed Ahmed el-Hamed)
当年洞穴里发现的陶罐
克哈里尔发现的,是创作于公元前200年至公元前70年的手写希伯来语《旧约圣经》经文,距今已有2200年左右。当然,他是不知道这些的。发现经文后,他没有告诉自己的伙伴,而是来日一早独自入山,将经文带回了家。他将经文藏匿了一段时间后,开始一点点拿到市场上贱卖。经文流入市场不久,引起了专业人士注意,他们按图索骥,找到了克哈里尔,真相才终于大白。这件事发生后,立刻引起全世界考古学界,甚至整个学界的巨大反响。以色列封锁了经文发现地区,并派遣考古学者前往调查,结果,更令人吃惊的一幕出现了:那片地区,几乎所有洞穴中都藏有经文。
当年发现死海古卷的地方
经过考古发掘,最终在库姆兰山区中共计发现了约900部手抄本古卷。由于发现地库姆兰距离死海不远,死海又举世闻名,以色列决定将这批古卷正式定名为死海古卷(The Dead Sea Scrolls)。《旧约圣经》成书于公元前15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左右,是一部由历代帝王、智者和民间人士一点一点撰写而成的经典。然而,流传至今的《旧约圣经》内容,是基于公元6世纪到9世纪期间,由马斯拉学士校勘定本的,而这之前的《旧约圣经》原貌,由于没有存世文献,是不得而知的。死海古卷的发现,将这一年代从公元6世纪,提前到了公元前2世纪,整整提前了800年左右。因此,死海古卷有着巨大的学术价值:她为历史上许多千百年来争论不休的圣经问题,画上了句号。
死海古卷解决了许多《旧约圣经》中的争议
现在流行于世的《旧约圣经》中存在着许多争议。例如,根据马斯拉本(由马斯拉学士敲定的版本),《诗篇》第22节,第16小节这样记载:“犬类围着我,恶者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这句经文引申为:世上恶人多,他们生活在我们周围(犬类围着我,恶者环绕我);他们恶劣的言行,对我们造成了不好影响,使我们逐渐沾染了恶习,使我们流血(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这段经文是在告诫人们,要学会观察和识别恶人,远离他们,从而避免被他们伤害。
然而在死海古卷中,这句经文却有着不同的内容和含义。死海古卷中这样记载:“狮子围着我,恶犬环绕我;我的手和脚,像狮子一样。”(《死海古卷概说》,Lim. T. H,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狮子围着我,恶犬环绕我”的意思与前面相同,但“我的手和脚,像狮子一样”这句经文中,主语变成了“我”,而马斯拉本的主语是“他们”。当主语是“他们”时,强调的是“恶人”,突出的是恶人之坏;当主语是“我”时,强调的是自己,突出的是自己发生的变化,淡化了恶人这个客体。
这段经文的争论已历时千年,但反对马斯拉本的信徒和学者们,始终没有找到确凿证据进行反驳。死海古卷终止了这一争论。那么,为什么马斯拉学士要篡改《圣经》原文呢?
马斯拉学士翻译和定本《圣经》的公元6世纪到9世纪,是西方世界最黑暗的时期,却是阿拉伯世界最辉煌的时期。当时的新约和旧约,以及其它犹太教经典的解释权,实际上捏在基督教教廷手中。西方世界中,基督教教廷掌握着两个重要权力,一是升天权,一是教育权。教廷决定谁能在死后升入天国,从而能够控制住绝大多数信徒的思想和言行。同时,教廷决定谁能接受教育,以及教育的内容,从而使那些不听话但聪明的底层人士,能永远乖乖地留在他们出生时的社会地位上。
这两个权力的目的,都是为教廷的统治和社会的稳定。对《圣经》的权威翻译,是教廷掌控升天权和教育权的实际载体之一。《圣经》中的文字,完全由教廷认定,自然,教廷要将自己的意志潜移默化地移植到《圣经》里,同时也就潜移默化地移植到了信徒的脑袋里。这样,无数信徒阅读《圣经》后,才会按照教廷希望的方式思考和行动。
马斯拉学士对《圣经》原文的篡改,就是为以上目的服务的。由于当时西方基督教世界受到强盛的阿拉伯世界的严重威胁,教廷有意指派马斯拉学士在翻译《圣经》时,刻意将经文中的负面人物、事件和意识形态,与当时的阿拉伯世界联系起来,从而潜移默化地灌输基督教世界的人们对阿拉伯世界的敌意。《旧约圣经》原本中“我的手和脚,像狮子一样”,被篡改为“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这里的他们,是指所有恶人,异教徒,不信教者,以及阿拉伯世界。这样修改,突出了这些“恶人”的险恶,增加了基督教信徒与恶人的敌对意识,同时也增加了基督教的内部团结,甚至为后来的基督教东征奠定了基调。
死海古卷解决了许多《新约圣经》中的争议
除《旧约圣经》外,死海古卷甚至为后人解决了部分《新约圣经》中的争议。例如,历史上关于《马太福音》第10节第26小节,一直有一个争论。这一小节(名称是:不要惧怕)的前两句经文记载说:“所以,不要怕他们。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这句话引申为:当善人遇见强大的恶人作恶多端时,不要惧怕,因为恶人的恶行终将暴露。相反,善人要充满自信,要敢于宣扬正义,同时谴责不义。
历史上,反对者通过犹太教的其它经典,认为这两句《新约圣经》中的经文,是对《旧约圣经》中“恶人的口只有恶事,义人口中的事却不能隐藏”的模仿。然而,现今流传的《旧约圣经》中,这句话变成了“义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强恶蒙蔽恶人的口(《箴言》第10节第11小节)”。同样,由于反对者拿不出确凿证据,所以无法推翻这个疑点。死海古卷的发现,同样为这类问题给出了答案。死海古卷这句经文的记载,与现在流行的《旧约圣经》不同,而恰恰与人们一直怀疑的那句经文一致。说明后世在翻译《圣经》时,篡改了这句经文。
与前文提到的原因类似,后来的编纂者之所以篡改经文原貌,也是为教廷利益服务的。篡改前的经文(恶人的口只有恶事,义人口中的事却不能隐藏),强调“恶人”的嘴里只有恶事,对恶人的鞭笞和攻击较强。而篡改后的经文(义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强恶蒙蔽恶人的口),强调“恶人”的口是被“强恶”蒙蔽的,突出了恶人的被动受害者属性。
以色列国家博物馆,死海古卷现藏于馆中
由于死海古卷的特殊价值和地位,以色列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允许极个别被选中的学者接触古卷。这些学者负责整理古卷残片和文字。由于研究人员数量太少,对死海古卷的整理工作又难度极大,所以整理工作进行了十几年,其成果都没有被公开。例如,死海古卷中有超过25000个很小的残片,研究者要像拼拼图一样,尽量还原残卷原貌,而他们却没有这个“拼图”的模板,因而不得不根据他们强大的专业知识和学术背景完成这一工作。成果久久不能公布,招致了学术界和爱好者的广泛批评,批评这些学者“效率低下”以及“私吞人类文明共同的珍宝”,等等。在全世界巨大的舆论压力之下,以色列方面不得不增加了一些学者参与研究,其中不乏一些以色列以外的学者。
这些学者将极个别的死海古卷残片,带到国外研究,后来,以色列干脆将这些残片(数量极少)赠送给国外作为礼物,珍藏在欧洲和美洲各地的博物馆里。当然,绝大多数古卷还是珍藏于以色列国家博物馆里。这些残卷每年都会在全世界进行巡回展览。死海古卷的发现,是人类考古学历史上耀眼的皇冠和奇迹之一,为无数业内外人士带来了无尽价值,更为圣经学者提供了一份饕餮大餐,足以在未来几十年内,给他们带来无数新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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