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华：贺麟与蜀学 ——关于现代蜀学的梳理与思考

引子:考察的理路与审查的范围

“蜀学”者，蜀地之学也，蜀人之学也。博考载籍、钩稽众说，“蜀学”一名含三义:学人、学校、学术;蜀学之“学”主要是学术，其重点在文、史、哲(含宗教学)，其核心是思想、理论。其实，移换视角，尚可将“蜀学”另做剖分，或许不无新意。

就本话题而言，首先所当注意者，即在于“继承”与“发扬”二端。总体而言，举凡某学派、某流派(如儒家、道家、佛家)，举凡某区域文化(如鲁学、蜀学、湘学)，之所以能源远流长、一脉相承者，端在有“学”可以绍述，有“学”可以皈依，有“学”可以践履，有“学”可以发扬。于此，试举证如下:

众所周知，中国文化之绵延赓续，与素重师承之传统密切相关。儒家之“道统”，佛家之“灯录”，汉学之“师承记”，宋学之“渊源记”，即其力证。因此，一代大儒荀子高屋建瓴地指出，“有师法者，人之大宝也;无师法者，人之大殃也”(《荀子·儒效》);著名史家陈寅恪(1890－1969)也一针见血地指出，“华夏学术，最重传授渊源”。

宋人郑樵(1104－1162)云:“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有专门之学，则有世守之能。人守其学，学守其书，书守其类，人有存没而学不息，世有变故而书不亡。”(《通志·校雠略》)此论虽就古书之“校雠”与编次之“类例”而言，实则具有广泛的学术意义，所区分的“书”“学”“能”(人)，实则具有莫大的指导价值。这是“一分为三”的做法。

作为中华文化之主干与核心的儒学文化，不但成就了中华民族，而且维系了中华民族。大致而言，可以将儒学文化划分为三大层面:(1)经典(“书”)——民族记忆的传承，(2)思想(“学”)——民族智慧的结晶，(3)实践(“行”)——民族实体的赓续。这也是“一分为三”的做法。

糅合以上两种分法，可将“蜀学”分别部居，区析为四:书、学、人、行。这是“一分为四”的做法。进一步分门别类，则又可将此四者“一分为二”:“书”与“学”为一橛，“人”与“行”为一橛。因此，本文在论说“贺麟与蜀学”时，“行迹”部分侧重于“人”与“行”，“精神”部分侧重于“书”与“学”。

贺麟先生像

行迹:贺麟与蜀人的交往与影响

贺麟(1902－1992)，字自昭，四川金堂人。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黑格尔研究专家、教育家、翻译家，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早在20世纪40年代，贺麟就建立了“新心学”思想体系，成为“中国现代新儒家思潮中声名卓著的重镇”，“代表了新儒家运动的一个主要方向”。识者云:“贺麟的学术活动、著作和学说，以其内在的思想素质和成就，在他那个时代的哲学界中属于最出色之列。”

和许多从事哲学研究的四川籍人士(如唐君毅、萧萐父等)一样，作为四川人的贺麟，一生的绝大多数时光都不是在四川度过的。1919年秋，他以优秀的成绩考入北京清华学堂，随后便很少回四川长期居住。

1937年，贺麟因父亲贺明真(1880－1937)病重返川。期间，适逢贺氏准备重修族谱(贺氏原有同治年间族谱)，贺麟为此撰写了《重修贺氏族谱序》。1985年4月，贺麟携夫人黄人道回金堂老家探亲，并在老房坝中与贺氏族人合影;同时，向金堂淮口中学捐赠奖学金。期间，贺麟应邀至四川大学、西南师范学院、武汉大学讲学。五月，四川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四川分会在四川大学举办了“西方哲学史讲座”，贺麟的讲座题目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新理解”。他认为，唯物主义要反对唯心主义，应从唯心主义自身发展中出现的矛盾进行批判，而不是乱戴帽子。

贺麟虽然很少回四川居住，但这并没有影响他与四川学人的交往;并且，他热情地关注四川文化的发展，热心地总结四川学人的成就。在此，仅略举以下六人为例(以哲学研究者为主):张颐、陈铨、唐君毅、萧萐父、杨祖陶、杨宪邦。

张颐(1887－1969)，字真如，四川叙永人，著有《黑氏伦理研究》《黑格尔与宗教》《圣路易哲学运动》等，是中国现代专门研究黑格尔哲学的先驱，对西方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有精深研究。1913年入美国密歇根大学，获文学学士、教育硕士及哲学博士学位。1919年入英国牛津大学，再获哲学博士学位，是中国第一位牛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获得者。1921年赴德国埃尔朗根大学研究康德、黑格尔哲学，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1923年回国，主持北京大学哲学系，讲授康德和黑格尔的哲学，是为西方古典哲学进入近代中国大学之始。自此，“我们中国才开始有够得上近代大学标准的哲学系”。其后，任厦门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长、代理校长。1936年任四川大学教授、文学院长，1937年6月代理校长。其后，任武汉大学教授。抗战胜利后，任北京大学教授。1948年底回川，“一心想终老本乡，不再复出”。解放后，任四川文史馆研究员。1957年，返回北大任教。

在贺麟看来，康德、黑格尔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前期(戊戌变法至五四运动)、中期(五四运动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而张颐是中期“最早研究黑格尔哲学首屈一指的人物”，“他的那本《黑格尔伦理学》是用英文写成的，书名是《黑格尔伦理学说的发展、意义及其局限》……这书在国外是有不少影响的”，“张颐先生对黑格尔哲学独创的看法可以从他对黑格尔《逻辑学》中范畴关系的解释看出”。但不无遗憾的是，“张颐先生回国后，除了讲课外，很少再有这方面的论著发表，致使国人很少了解他的哲学见解”;而尤其遗憾的是，张颐用英文写成的博士学位论文《黑格尔伦理学》，直至2000年才有中文译本问世。

陈铨(1905－1969)，原名大铨，字涛西，别名陈正心，笔名T、涛西，四川富顺人。著名话剧作家。1921年入清华学校留美预科班，1922年入清华西方语言系学习。其时，吴宓在清华开设选修课“翻译”，仅有贺麟、张荫麟、陈铨等人选修此课，三人后被称为“吴门三杰”;并且，陈铨为清华“四才子”之一(另三人为李长之、钱钟书、张荫麟)。1928年赴美国奥柏林大学留学，先后获文学学士(1930年)、哲学硕士学位(1931年)。旋即赴德国留学，获德国克尔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34年)。回国后，先后在武汉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同济大学任教。1940年4月，与林同济、雷海宗等创办《战国策》杂志，并在重庆《大公报》开辟“战国副刊”，是“战国策派”主要人物之一(人称雷海宗、林同济、陈铨三人为“三驾马车”)。解放后，任复旦大学教授、南京大学德文教研室主任。学术专著有《中德文学研究》(1936年)，文学著作有《天问》《野玫瑰》《黄鹤楼》《狂飙》《金指环》《无情女》《兰蝴蝶》等，另有哲学著作《从叔本华到尼采》等。今人编有《陈铨代表作》(1999年)。

与张颐、贺麟、唐君毅、萧萐父等人一样，陈铨亦是桑梓情深。陈铨之友浦江清说，“陈君是四川人。其所写多四川风味，亦杂以四川土语”。

唐君毅(1909－1978)，四川宜宾县人。哲学家、哲学史家，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曾就读于中俄大学、北京大学，毕业于中央大学哲学系。青年时代颇受梁启超、梁漱溟、熊十力等人的影响。曾任教于华西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任过江南大学教务长。1949年6月，唐君毅和钱穆移居香港。终其后生，遂以海外游子身份客居港台异乡，直至埋骨台北。

唐君毅学贯中西，对中、西、印哲学思想无不尽心钻研，尤用力于中、西、印三大文化传统中所体现的人文精神，被牟宗三誉为“文化意识宇宙中之巨人”，并被西方有的学者誉为“中国自朱熹、王阳明以来的杰出哲学家”。他的学术思想进路，被海外学者概括为:以黑格尔型的方法及华严宗型的系统，展开其“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都为“一心”所涵摄的文化哲学体系，名曰“唯心论的本体——文化论的哲学系统”。

唐君毅的著述极其宏富，主要著作有《道德自我之建立》《人生之体验》《中国哲学原论》《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等。台湾学生书局1991年所推出的《唐君毅全集》，煌煌三十卷之巨，蔚为壮观。

唐君毅虽然大半生离乡在外，但对家乡感情至深。他曾在《怀乡记》中饱含深情地说:“为了我自己，我常想只要现在我真能到死友的墓上，先父的墓上，祖宗的墓上，与神位前，进进香，重得见我家门前南来山色，重闻我家门前东去江水，亦就可以满足了。”惜乎哉，唐君毅终究未能“叶落归根”!

就目前所掌握的材料而言，贺麟与唐君毅的交往当始于抗日战争时期。抗战时期(40年代初)，唐君毅在重庆中央大学任教，贺麟与唐君毅多次会晤。而二人思想的交流，则可追溯至30年代末。1938年7月9日，贺麟在日记中写道:“我读《重光杂志》中唐君毅的文章，觉得唐君的文字明晰，见解弘通，于中西哲学皆有一定的研究。其治学态度、述学方法、所研究之问题，均与余相近似，是基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原则。”1945年，贺麟又在《当代中国哲学》中评价了唐君毅及其《人生之路》，认为“唐君毅先生不仅唯心论色彩浓厚，而他的著作有时且富于诗意”，并指出，唐君毅“讨论自我生长之途程，多少有似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方法”，而《人生之路》便是“根据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的方法来写的一部唯心论著作”。

唐君毅1978年2月2日归隐道山之后，贺麟仍然深情不忘唐君毅。1980年，贺麟发表《康德黑格尔哲学东渐记》一文。文中，贺麟特意提及唐君毅的《人生之路》，并称“唐君毅是香港、台湾、扬名海外的伟大之哲学家，著作等身，门弟子很多，传继其学派。可惜已于一九七八年逝世”;接着又提到了唐君毅的《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他最重要，也是他集大成的著作为《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是二千多页的两巨册”;贺麟还提及自己的另外一篇文章，“我曾写了一篇‘唐君毅先生的早期思想’作为他廿八卷本的‘读后感言’，并曾于一九八四年，在香港报纸上发表过”。

1983年10－11月，贺麟应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之邀，至港讲学一月。讲学内容包括黑格尔哲学、宋明理学，讲稿发表于《求索》1985年第1期。在港讲学期间，唐君毅夫人谢廷光邀请贺麟前去府上瞻仰唐君毅的遗物，并在九龙设宴款待，由唐君毅的入室弟子李杜、唐端正、陈特、霍韬晦等作陪。李杜等均以著作相赠，谢廷光亦以唐君毅的主要著作《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一套相赠(后谢廷光又曾两度前往北京，贺麟和周辅成予以热情接待)。讲学归来后，贺麟撰写了《唐君毅先生早期哲学思想》一文，谈论唐君毅的早期思想以及他们二人在思想上、精神上相契合之处，以为纪念。

萧萐父(1924－2008)，祖籍四川井研，生于成都。1943年，考入西迁乐山的武汉大学哲学系，受教于张颐、万卓恒、金克木;尤其是张颐的授业，使萧萐父“得闻黑氏哲学要旨”。1949年5月入党，12月受党组织委派作为军管会成员参与接管华西大学，后留任该校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1956年，进中央党校高级理论班深造。同年，应李达校长的邀请回武汉大学重建哲学系。1957年正式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之后长期在此任教，直至2008年9月17日去世。

萧萐父治学严谨、著书等身，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主编《中国哲学史(上下卷)》《中国辩证法史稿(第一卷)》《哲学史方法论研究》《众妙之门——道教文化之谜探微》《“东山法门”与禅宗》《熊十力全集》等，著有《吹沙集》《吹沙二集》《吹沙三集》《明清启蒙学术流变》《王夫之评传》《中国哲学史史料源流举要》《萧萐父文选》(上下)等。对中国古代辩证法史、先秦儒道思想、明清哲学、近现代文化思潮等，均有较深的研究。

萧萐父与贺麟交往较多，并留下了相关文字记载。1957年春，萧萐父至北京中央党校理论班学习，后又入北京大学进修中外哲学史。期间，萧萐父常去汤用彤、贺麟家中侍坐求教。1950年，蒙文通偶然赴京，贺麟为之设宴于颐和园，并招汤一介和萧萐父侍坐;席间，蒙文通、贺麟等论及蜀学的哲思传统、巴蜀学风与荆楚学风之异同等，“是日饮谈甚欢”。1986年10月9－11日，为纪念贺麟从事教学、研究、翻译工作55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北京大学哲学系、民盟中央、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联合在北京举行了“贺麟学术思想讨论会”，萧萐父尝“谨献拙句，用表微忱”。1990年12月，萧萐父至北京出席“冯友兰思想国际会议”。会议之余，萧萐父等专程拜访了当时已经88岁高龄的贺麟。

难能可贵的是，萧萐父不但对四川抱有诚挚深厚的感情，而且特别注重对蜀学的表彰与弘扬。萧萐父弟子郭齐勇说，“在我的记忆中，萧先生课上课下，经常是廖季平蒙文通不离口”。对于经史名家、蜀学大家蒙文通，萧萐父专门撰有《蒙文通与道家》《蒙文通先生〈理学札记与书柬〉读后》。对于英年早逝的蜀学俊彦刘咸炘，萧萐父特意为其遗著《推十书》作序;尚觉意犹未足，遂搦管吮毫而成《刘鉴泉先生的学思成就及其时代意义》。对于哲学大家、现代新儒家唐君毅，萧萐父在1995年8月的“第二届唐君毅思想国际研讨会”上发表题为《“富有之谓大业”》的发言。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贺麟专论蜀学的缺失。

杨祖陶(1927－)，四川达县人。1945－1950年就读于西南联合大学和北京大学哲学系，师从金岳霖、汤用彤、贺麟、郑昕、洪谦诸教授，毕业后留校任教。1959年调武汉大学执教，任西方哲学教研室主任。现为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外国哲学史学会顾问、湖北省哲学史学会名誉会长。著有《欧洲哲学史稿》(与陈修斋合著)、《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等，译有《康德三大批判精粹》(与邓晓芒合译)等。杨祖陶曾经撰文评述贺麟对黑格尔《小逻辑》的翻译与研究，尤其对贺麟的译文深自景仰与佩服，“读起来也同听先生讲课一样，有如坐春风之感”。

杨宪邦(1922－)，四川南充人。1944年入南充西山书院，1945年入内江东方文教研究院，1950年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从事康德、黑格尔、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1952年调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哲学分班，1954年调回北京大学。自1955年迄今，历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讲师、副教授、教授、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兼中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秘书长，中国无神论学会常务理事。主编《中国哲学通史》《哲学名词解释》(下册)，参编《中国哲学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手册》《中国国情》等，撰有《精神文化篇》《孙中山评传》《从启蒙哲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与中华民族精神》《从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结合把握中国哲学史的特色》《易传哲学》等。贺麟百年诞辰之时，杨宪邦特撰长文《贺麟融会中西的文化哲学》予以纪念。

杨祖陶、杨宪邦都是贺麟的学生，并且均从事哲学研究。贺麟说:“1949至1950这一学年内，我在北京大学授‘黑格尔哲学研究’一科，班上有杨宪邦、张岂之、杨祖陶、陈世夫、梅得愚诸同学，并有王太庆、徐家昌二同志参加。”二人后来研究中西哲学，踵武贺麟治学之路，既可说是“渊源有自”，也可说是“传承有道”。

精神:贺麟对蜀学的论述

钩稽“贺麟对蜀学的论述”，是颇为困难的。就笔者寡闻与陋目所及，贺麟并没有专论蜀学或蜀人的论文。在其三部论文集《近代唯心论简释》《当代中国哲学》(后改名为《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文化与人生》中，所出现的蜀学人物亦是屈指可数。所可考见者，仅仅是他人的转述(如萧萐父)，属于一鳞半爪、吉光片羽而已。或许，在未来公布的书信、日记中，可以找到贺麟专门评说蜀学或蜀学人物的文字。

根据萧萐父回忆，贺麟曾与蒙文通等人在聚会中谈论过蜀学，“五十年代中，蒙文通师偶赴京，贺师为之设宴于颐和园，招一介和我侍坐。贺师论及蜀学有哲思传统，蒙师举严遵之后续以扬雄为例应之，又论巴蜀学风与荆楚学风之异同等”，故萧萐父有“蜀学玄莹美，君平续子云”之句。客观而言，蒙文通、贺麟、萧萐父谓“蜀学有哲思传统”，与刘咸炘所论如出一辙，堪称“英雄所见略同”。

刘咸炘认为，蜀学有“深玄之风”;但他同时又指出，“蜀学崇实，虽玄而不虚”。所谓“深玄之风”，即蜀学有进行哲理思辨(玄思，speculation)的传统;而所谓“蜀学崇实”“玄而不虚”，即蜀学以史为基瑏瑥、以文为具，“统观蜀学，大在文史”，“隋前成书，仅存十数，蜀得其二”(即陈寿《三国志》、常璩《华阳国志》)，“唐后史学，莫隆于蜀”，“唐宋八家，晚学所祖，蜀得其三”(即眉山三苏)。

以哲学为例。今人指出，巴蜀哲学的主要特点有:(一)蜀学之魂，长于思辨;(二)多元会通，兼容开放;(三)释经创新，超越前说;(四)沟通道欲，情理结合;(五)躬行践履，注重事功，批判专制。所谓“长于思辨”“多元会通”“创新超越”，是对蜀学的概括与总结，而用之于贺麟，实无不可。

以会通为例。1930年8月，贺麟完成了其学术生涯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朱熹与黑格尔太极说之比较观》。贺麟试图把儒家传统哲学同西方哲学融合起来，以推进儒家哲学的现代化，这是他开始从事中西哲学比较的标志。贺麟说，该文“着重比较两位讲太极的大师思想异同，以促进相互理解，而启发读者的颖思。这种对中西文化、哲学的比较研究在我还是较早的尝试”，“我是想从对勘比较朱熹的太极和黑格尔的绝对理念的异同，来阐发两家的学说。这篇文章表现了我的一个研究方向或特点，就是要走中西哲学比较参证、融会贯通的道路”。可以说，“比较参证”是手段和过程，“融会贯通”则是追求和目的。诚如贺麟所云，“谈学应打破中西新旧的界限，而以真理所在实事求是为归”，对各种学说要以“求真、求是的眼光去评判”。

对于贺麟的学思与成就，中外人士是有目共睹，并且予以高度褒扬;而所用褒扬赞誉之语，则又不约而同地集中于“渊博”“会通”“专精”三者。

周谷城对贺麟学说的评价是，“博而不杂，专而不窄”;周辅成认为，贺麟在融贯中西方面是“一位勇敢而有成绩的开拓者”，“既不作夜郎自大的民族主义者，也不作奴颜婢膝的民族虚无主义者”;张岱年指出，“贺麟先生学贯中西，对于康德、黑格尔哲学及宋明理学研究尤深”。李景源认为，“在中国哲学界，贺先生是较早走上中西哲学融会贯通、比较参证的道路的先驱者。在他的学术生涯中，中西哲学形影不离，相得益彰”。张祥龙(贺麟弟子)指出，“贺麟先生一生的最大两个成就是:(一)沟通中西主流思想的方法论，由此而为中国古代思想，特别是儒家，找到一条新路……(二)对西方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和斯宾诺莎哲学的精当阐发和翻译，使之生意盎然地传入中国”。

笔者亦尝指出，在中国哲学史上，贺麟起到了一种会通、融合的作用(融通中西文化、打通理学心学);在哲学方法上，贺麟自觉地把儒家思想方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了一个将直觉方法与抽象方法相结合的方法论系统。换句话说，在贺麟身上，蜀学的“深玄之风”得到了体现与彰显，蜀学的“哲思传统”得到了继承与弘扬。

展望:蜀学未来发展方向之臆想

《诗经·大雅·荡》云:“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宋人苏轼云:“功利争先变法初，典型独守老成余。”宋人苏舜钦云:“天为移文象，人思奉典型。”昔人往矣，其学存焉;仰慕先贤，后学师焉!

在笔者看来，最能代表蜀学之形神与风骨者，有汉之扬雄、唐之李白、宋之苏轼、明之杨慎以及近现代之蒙文通与郭沫若诸人。以上蜀学大师之所作所为、所言所行，堪称典型，可资师法;蜀学未来之发展，当以往昔之蜀学大师为仪型，且以继承为始，以弘扬为终。换句话说，我们今天研究蜀学，是为了更好地继承蜀学;而继承蜀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弘扬蜀学。

于此，谨以三苏(苏洵、苏轼、苏辙)之蜀学与本文之人物为例，略述蜀学之“会通”学风。眉山三苏是两宋巴蜀文化的杰出代表，而苏氏蜀学则是两宋区域文化的璀璨成果。通观三苏之所学所思与所行所为，堪称蜀学形神与风骨之辉煌展示。具体而言，苏氏蜀学立意“打通古今”，注重“融通百家”，力求“会通三教”，可谓集历史文化之大成，兼具百科全书之气度。三苏及其蜀学，岸然而为不可超越之高峰，洵然而为后世学习之榜样。晚近以来，尤其是进入晚清民国之后，巴蜀人士已然不满于古中国固有儒释道“三教”之援引与会通，更进而广泛及于欧美西学。就“会通中西”一端而言，本文所述张颐、贺麟、唐君毅、萧萐父诸人，便是个中显例。

当然，“会通”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不是指归而是途径。诚如刘咸炘所特意强调的那样，蜀学有“深玄之风”，而“蜀学复兴，必收兹广博以辅深玄”。易言之，即经由“博通”与“会通”，达于“集成”与“创新”。以哲学为例，贺麟曾经旗帜鲜明地指出，“今后中国哲学的新发展，有赖于对于西洋哲学的吸收与融会”;所谓“吸收与融会”，亦即“华化”或“儒化”西洋哲学。

因此，笔者以为，未来蜀学之发展，自然不能无视蜀学先贤之仪轨与范型，且当接续往圣之令绪与馨香，并合理借鉴大师巨匠之努力与追求，即在“打通古今”“融通三教”“会通中西”十二字上用力。诚如贺麟所说，“凡在文化领域里努力的人，他的工作和使命，应不是全盘接受西化，亦不在残缺地保守固有文化，应该力求直接贡献于人类文化，也就是直接贡献于文化本身”。如此，巴蜀文化(或中华文化)未来之发展与辉煌，或可待矣!

作者简介：彭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主要从事先秦两汉史、近现代学术史以及中国儒学、巴蜀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