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利人，向皮诺切特说不

一枚铁钉可以灭亡一个帝国，一支广告亦可掀翻一位独裁者。 2012年，《智利说不》火遍半个地球——毫不起眼的广告人，透过电视短片，将统治智利十余年的皮诺切特将军拉下马。 这并非天方夜谭，1988年这一幕确曾上演，只不过，真实历史远比电影复杂得多。

电影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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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歌手与诗人之死

纵观历史，在皮诺切特被绑上独裁者的耻辱柱之前，智利有着悠久的民主传统。 然而，1970年大选前夕，这片土地危机四伏。 政治舞台是残酷的，在冷战的铁幕下，偏居海隅的智利不经意间也成为了美苏争霸的前沿阵地。 美国长期担心，人民团结阵线候选人萨尔瓦多·阿连德一旦当选，将会倒向苏联，将智利变为“第二个古巴”，乃至掀起整个南美洲的红色浪潮。 中情局为破坏选战煞费苦心，甚至不惜参与谋划了刺杀智利武装部队总司令施奈德将军的行动，却仍阻挡不住阿连德以微弱优势赢得选举。 阿连德走马上任之际，坚称尊重智利的政治传统，但菲德尔·卡斯特罗长达三周的造访、切·格瓦拉雕像的竖立以及智利工人高唱的古巴国歌，令西方世界对智利“向左转”的倾向深信不疑。 欢欣鼓舞的左翼力量，也加剧了欧美对智利扮演社会主义阵营桥头堡的恐慌。 1971年斩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聂鲁达，既曾是智利共产党的主心骨，也是阿连德的挚友。 1970年大选之时，为了壮大阿连德的声势，他主动放弃了候选人资格，游走全国各地为好友拉票。 与聂鲁达并肩作战的还有抗议歌手维克多·哈拉，这位智利乐坛旗帜为阿连德的人民团结阵线创作了一曲《我们必胜》，大选当日80万左翼支持者齐声唱出心底的呐喊——“我们必胜，我们必胜，一千条锁链将被打破，我们必将战胜苦难！ ”文艺圈两位顶级明星的助阵，令外界产生一种错觉： 得票率不足四成的阿连德，将摇身变成智利人的天选之子，将决定这个国家的命运。

阿连德

根据基辛格的回忆，美国政府对阿连德一贯持有敌视态度，后者的就职典礼上，尼克松仅派助理国务卿露面，口头传达了祝贺，简直是外交上的羞辱。 而且，美国人不甘于做表面文章，切断短期贷款、散布抹黑材料以及策动军事政变的连环招数接踵而至。 在中情局资金支持之下，智利最大反对派报纸《信使报》成了丑化阿连德的急先锋，生活淫乱、饮食奢华、身体欠佳的污水不停地泼向总统。 阿连德无暇顾及这些私生活的诋毁，他面临着更大的困局。 上任伊始，他向民众承诺“革命不需要人民做出牺牲”。 他向铜矿公司开刀，大胆分割美国资本的蛋糕，同时大幅提高工人待遇，足见其雄心大志。 改革之初，智利失业率降到历史新低的3.8%，全国上下赞不绝口。 可惜好景不长，美国经济制裁带来恶果，物资短缺成为智利人最沉痛的记忆——食糖、咖啡甚至卫生纸都成了最紧俏的商品，排队的人群挤满街头巷尾，牛肉也供不应求，政府被迫规定了“无肉日”，呼吁人民共度时艰。 但中下层人民更看重眼前利益，物资短缺导致人心惶惶，许多家庭主妇坐不住了，每日敲着空锅上街游行，卡车司机、农民与零售商罢工也是一浪高过一浪。

选票上的SI与NO，决定了智利的命运

万般无奈的阿连德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延请军人出山控制局面。 严格来讲，这并不是开门揖盗之举，起初入阁的卡洛斯·普拉茨将军属于温和派，还曾亲自出马挫败了一桩下层军官的叛乱。 然而，他莫名卷入了一起交通琐事，引发军人妻子的抗议，在屈辱中黯然辞职并退役。 阿连德举荐了首都圣地亚哥的卫戍司令皮诺切特，坚信他能够捍卫宪法，扶大厦于将顷。 孰料，一个多月后，这位新任陆军总司令，就将总统置之死地。 皮诺切特在青年时代就是智利军队的风云人物，以行事果敢著称。 在物色颠覆阿连德政权的人选之际，美国人看中了他的枭雄潜质。 1973年初，中情局将他的家人秘密送往巴拿马美军基地，解除了政变的后顾之忧。 与这一年，智利的通货膨胀率达到350%，物价上涨了9倍，拉·莫内达宫（智利总统府）已是山雨欲来之势。 阴谋在1973年9月11日拉开大幕，黎明时分皮诺切特的部队四下出击，占领电台，将“军人救国”的消息传遍各省。 掌控住局势的军方，向阿连德隔空喊话，要求他搭乘飞机出逃。 不过，这位民选总统显露了血性，断然拒绝离开他的人民，选择以死捍卫尊严。 在战斗机的轰炸下，总统府沦为一片火海，阿连德以身殉职，据说陪他走过生命最后一刻的是卡斯特罗所赠AK-47步枪。 总统饮弹自尽还是死于交火，一直扑朔迷离，2011年的法医鉴定报告支持前者，争论才逐渐消弭。 与阿连德共赴国难的是歌手哈拉。 早在聂鲁达荣获诺贝尔奖的庆祝大会上，他与诗人就一道提醒民众，警惕军人政变。 政变当日，他原本计划前往国立理工大学陪同阿连德出席一个展览的开幕式，却在路上得知了军人暴动的噩耗。 尽管明知凶多吉少，哈拉依然没有回头。 他与师生们被封锁在校园，随即被军方带走。 数日之后，附近居民发现了6具遍体鳞伤的尸骸，其中之一就是哈拉。 他的妻子闻讯赶来，几乎晕厥过去——胸部全是枪眼，腹部有一道划开的伤口，双手扭曲地挂在胳膊上，手腕似乎已经折断……歌手死前遭遇了何等恐怖的折磨，恐怕无人可知。

歌手哈拉

一周之后，聂鲁达也随老朋友阿连德与哈拉而去。 政变消息传来，罹患前列腺癌的诗人在病榻上挣扎着为总统写就愤怒的挽歌——“除了那颗伟大的心，没有任何人与他做伴”。 而在诗人溘然长逝后，拉丁美洲文坛另一豪杰马尔克斯则这样追缅——“巴勃罗不是死于幻想的破灭，但他离去时，确实饱含深深的失望。 假如他能早一点去世，他的感受会好一些。 ”多年以后，人们怀疑，诗人也死于军政府投毒。 无论真相如何，总统、歌手、诗人相继死于乱世，智利左翼在短短三年里从巅峰跌落，总令人唏嘘不已。 2

芝加哥弟子的功与过

9·11政变后，智利进入军政府时代，皮诺切特施展铁腕，压制了反抗力量，以暴力抹平阿连德的痕迹。 他擅于利用人民的仇怨，将过去几年的种种不幸都推给“谋求私利”的政客们。 在他的宣传语境里，包藏私心的政党为了上台，用漫无边际的许诺欺骗了民众，只有“热爱祖国”的军人能够逆转局势。 然而，甩锅毕竟只是权宜之计，阿连德留下的经济烂摊子，让口口声声“重建祖国”的军政府挠头不已。 皮诺切特亟待争取的，并非在罢工前线的底层人民，而是与美国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社会精英。 他曾坦言，智利不属于无产者，而是一个企业家的国度。 正在此时，一份国家变革计划进入他的视线，它的制定者是一群出身于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他们鼓吹的自由市场经济似乎是一剂医治时局的良方，皮诺切特迫不及待地伸手抓住了这根救命稻草。 其实，早在1956年芝加哥大学就与智利天主教大学达成合作，互派访问学者与深造学生。 近二十年里，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悄然间在智利桃李满天下，一直在寻觅成为政府顾问的机遇。 1974年，与芝加哥经济学派过从甚密的哈耶克斩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全球掀起一阵自由主义热潮，也坚定了皮诺切特变革的决心。 他邀请芝加哥学派的领军人物弗里德曼亲赴智利，在一场仅有45分钟的会面之后，著名的“休克疗法”逐渐成型。 此后，至少25位有着芝加哥学派背景的经济学家先后为智利政府效力，占据了经济部长、财政部长等要职，这些人被称为“芝加哥弟子”，他们开展了世界上第一场新自由主义实验。 在某种程度上，“休克疗法”就是阿连德政策的逆运算。 在芝加哥弟子建议下，智利向世界经济敞开大门——将阿连德时代收归国有的企业重新私有化，价格低廉的公开招标令许多跨国公司赚得盆满钵满； 削减关税保护，降低进口壁垒，致使外国资本杀出回马枪，再度活跃在商品市场； 镇压工会势力，吸取阿连德被罢工所累的教训，为企业顺畅运转保驾护航。

赞成阵营打出了“家与国”的旗号，提醒选民珍惜宁静生活 明眼人都能看出，这一系列政策存在显著缺陷，几乎令国内企业无力抵抗外资洪流，长远来讲无异于饮鸩止渴。 不过，“休克疗法”本身定位就是非常时代的非常手段，1976年起智利经济就逐步还魂，在1982年之前保持了年均7%的高速增长。 拉丁美洲国家对单一产品出口的普遍依赖，在智利也有所缓解，铜产品不再是占比过半的出口命脉。 阿连德时代挥之不去的通货膨胀噩梦，也一度被芝加哥弟子控制在10%左右。 皮诺切特治下的经济增长，被誉为“智利奇迹”，在国际领域广受吹捧，撒切尔夫人都不禁心向往之，阿根廷、墨西哥、秘鲁、玻利维亚、哥伦比亚等饱受经济动荡之苦的拉丁美洲国家更是紧跟智利步伐，争相开启了新一轮变革。 新自由主义实验的短暂成功，令芝加哥学派出尽风头。 1976年弗里德曼斩获诺贝尔经济学奖，1979年的舒尔茨与1982年的斯蒂格勒续写了神话。 然而，对于整个芝加哥学派，乃至所有新自由主义鼓吹者而言，一个尴尬问题避之不及——那只看不见的手，为何与皮诺切特的独裁统治相辅相成？ 一边是自由放任的市场模式，一边是杀伐专断的独裁政府，两者在智利的诡异结合，确实令外界一片哗然。 被视为自由世界精英的经济学家，为千里之外的“暴君”保驾护航，对学术界而言，是离经叛道之举。

弗里德曼和皮诺切特

芝加哥学派一时间成为众矢之的，首当其冲的就是弗里德曼，他被冠以“操纵智利经济的思想设计师与非正式顾问”的头衔，所到之处尽是骂声。 1975年芝加哥大学的学生团体频繁组织抗议，欲将弗里德曼逐出校园，《纽约时报》也讥讽他是“军阀政府经济政策的指路明灯”。 1976年弗里德曼载誉而归，却无法赢得尊重。 诺贝尔颁奖之日，《华尔街时报》社论露骨地攻击道： “即便只有微微小的机会能以秘密法西斯主义者以及虐待狂的罪名，击毙一个保守派经济学家，即便是诺贝尔获奖者也都会如我们看见的一样，忍不住想要扣动扳机。 ”在正式的颁奖仪式上，5000多人的抗议团队将通道围得水泄不通，弗里德曼不得不从取道后厨狼狈地溜入典礼现场。 是非曲直，自是各有立场，但弗里德曼的遭遇，至少提醒了后来者，经济学家也少不得爱惜自己的羽毛。 正当弗里德曼为非议缠身苦不堪言之时，他的休克疗法也遇到了瓶颈。 1980年代，拉丁美洲进入“失去的十年”，在区域性经济危机的浪潮侵袭下，智利未能幸免。 休克疗法红利期一过，新自由主义的弊端涌现出来。 民族工业成批倒闭，失业率屡攀新高，货币贬值导致外债飞速增长，金融机构行将全面崩溃，军政府无奈之下只能不停接管企业。 1982年经济危机达到高峰之时，皮诺切特沮丧地觉察到，在某些领域，军政府治下的国有化程度甚至超过了阿连德时代。 幸运的是，危机没有持续太久，新自由主义的招牌不至于被现实砸得稀烂。 但是，“智利奇迹”时代的高速增长势头一去不复返，中下层劳动力的工资也持续陷于低水平。 失去经济腾飞的鸡血，铁腕镇压就成了皮诺切特维系统治的常规武器。 3

SI or NO

长久以来，皮诺切特被贴上“暴君”标签，根源在于对左翼的清洗。 政变的第二日，皮诺切特就宣布智利进入战争状态，对内全面戒严，解散议会、取缔政党、暂停工人运动等举措令国家陷入死寂。 除元旦之外，“戒严”在智利绵绵无绝期，军政府每隔半年就重新宣布进入“戒严”状态，在1970年代几乎未曾中断。 1976年颁布的《制度法》规定，在国家遭遇潜在颠覆活动的时期，总统有权控制新闻、没收财产、审查信件以及禁止集会。 凭借此法，皮诺切特获得独断专行之权。

1973年，皮诺切特在政变后

在谋划颠覆阿连德政权之际，中情局就曾列出一份“清洗者名单”，囊括了被怀疑与左翼工会、农会、民权组织有关的两万多个名字。 9·11政变当日，军方控制住局面后，就开始大肆抓捕，前前后后有多达4.5万人被军营、医院、体育场甚至停泊在岸边的军舰上接受审讯，不少人因“试图逃跑”被当场射杀。 曾举办了1962年世界杯决赛的圣地亚哥国家体育场，政变后沦为人间地狱，7000余人在此遭遇严刑逼供。 美国激进记者查尔斯·霍曼就是在此地“失踪”，他的悲剧在1982年被导演加夫拉斯拍成电影《大失踪》。 这部斩获了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并收获两项奥斯卡提名的电影，在西方引起轩然大波。 不过，迟至2015年，才有两位智利情报人员因卷入霍曼失踪案被判谋杀罪。 根据1975年智利内政部公布的数据，在政变后的一年半里，军政府逮捕了41795人，其中27438人被释放，9167人被驱逐出境，另有1557人接受了法庭审判。 这些数字尚能披上“非常时期”的外衣，其后的镇压就是无可争议的暴行了。 1974年皮诺切特委派孔特雷拉斯组建国家情报局（DINA），麾下掌控着4000多个下属机构与庞大的情报网。 孔特雷拉斯的部下只对皮诺切特忠诚，堪称“智利的盖世太保”，他们对内制造恐怖氛围，四处搜捕疑似左翼的“危险分子”。 大批左翼人士被关押在靠近南极的拘留营，2.8万人被驱逐，超过20万人因对国家前景失望而流亡欧美。 久而久之，军政府内部也滋生了对总统的反感情绪，古斯塔沃·利将军多次表达了皮诺切特日益专横的不满，结果在1978年遭到免职。 皮诺切特感受到了政坛积蓄的敌意，伺机疯狂报复，触手渐渐伸向了国外。 1974年，他的老首长卡洛斯·普拉茨将军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街头一起汽车炸弹袭击中罹难； 1975年，曾在智利政坛十分活跃的基督教民主党领导人贝尔纳多·莱顿在罗马街头遭遇枪击； 1976年，阿连德时代的外交部长奥兰多·莱特列尔死于华盛顿街头的汽车爆炸案，不久之前他发表了一篇名为《经济自由的可怕钟声》，斥责皮诺切特的经济变革； 1982年，劳工领袖希门内斯因反对军政权言论遭到暗杀； 同一年，智利前总统爱德华多·弗雷在胃病手术后神秘离世，此前几年他因坚持推动民主化进程与军政府分道扬镳。 2004年智利政府开棺验尸，证实弗雷死于小剂量的芥子气与铊中毒。

智利前总统爱德华多·弗雷死于小剂量的芥子气与铊中毒

笼罩在阴影之下的不止是昔日政要，施暴者也不止是皮诺切特的心腹。 时至今日，南美军政府时代尚待揭秘的一大谜团，就是秃鹰行动。 各国对这段阴暗历史讳莫如深，根据目前解密资料，至少有智利、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玻利维亚参与了施暴，这五个国家相互交换左翼情报，不时组织跨国抓捕，而智利正是这些镇压行动的核心。 究竟多少人在秃鹰行动里丧生，至今仍无法估量。 但依据已曝光的案例，电击生殖器、浸入污水池、塑料袋罩头、香烟烧灼、反绑吊打、强迫咽粪喝尿等酷刑皆是行动中的家常便饭，其残暴可见一斑。 1992年的统计显示，皮诺切特执政的时代，至少有2095被特殊司法处决或拷打至死，另有1102人失踪，近年才陆续发现埋有大量尸骨的无名墓穴。 多年高压统治下一直不得喘息的左翼，渐生恐怖主义苗头。 1986年，在皮诺切特前往郊区别墅途中，“罗德里格斯爱国阵线”发动袭击，火箭筒、轻机枪与手榴弹齐发，独裁者却逃过一劫。 原来，一直怀有戒心的皮诺切特，每次出行备有5辆高级奔驰防弹车，袭击者仓促间认不准目标，功败垂成。 这个左翼恐怖组织，1993年还曾策划了中国大使馆爆炸案，以“惩罚”中方对皮诺切特访华之行的热情招待。 以暴制暴无疑是下下策，但袭击还是令皮诺切特大为震惊。 正是在这一年，迫于内交外困，智利取消了戒严状态，允许流亡者归国，逐步释放政治犯。 一系列政治松动，无疑传递了一个信号，民主化或许不再遥遥无期。 此刻，摆在智利人面前的，是一个关乎国运的抉择。 1980年，在一次被严密控制的公民投票后，皮诺切特操纵的新宪法出炉。 这部宪法赋予独裁者莫大的权力，但也为“恶龙”拴上了一条锁链——1988年，智利将举行一次全民公投，若皮诺切特获胜，将继续执政至1997年； 若他最终落败，1989年的总统大选将重新遴选国家未来的掌舵人。 当1988年慢慢临近，为民主奋斗的智利人明白，全民公投是未来十年里翻盘的唯一机会。 那张再简洁不过的选票上，SI（赞成）与NO（否决）两个单词，将国家前途引向命运岔路口。 4

智利人可以说“不”

对于军政府的残暴行径和人民积蓄已久的反抗情绪，皮诺切特无法熟视无睹，但他自恃有两张底牌——一是非凡的经济成就，“智利奇迹”成为全球范围内新自由主义鼓吹的模板，艰难挺过1982年危机后，虽然失业率居高不下，但各项统计数字趋向平稳。 在皮诺切特眼里，只要还有面包与红酒，人们就不会冒险回到枪林弹雨的街头政治； 二是美国人的支持，他们在门户大开的智利市场满载而归，似乎没有理由抛弃忠实的伙伴。 然而，事情在悄然变化。 第二个任期里，里根为拉丁美洲事务焦头烂额，哥伦比亚毒枭“洗劫”着美国财富，伊朗门牵出的尼加拉瓜问题更令总统颜面扫地。 1980年代以来，民主之风拂过南美，昔日占据半壁江山的军人政权，如今只剩下皮诺切特与巴拉圭的斯特罗斯纳。 一面为自由人权摇旗呐喊，一面暗地投资独裁政府，本已陷入舆论漩涡的里根在深思熟虑后改弦更张，转而为智利反对派输血，游说国会拨出100万美元资助智利民主事业。 1985年美国更换驻智利大使，以支持人权著称的哈里·巴恩斯走马上任，标志着皮诺切特彻底失去了里根政府这个后盾。 日后，巴恩斯的言论与举措不止一次戳到军政府痛处，被皮诺切特怒斥为“肮脏哈里”。 一个略显无情的事实是，二战后拉丁美洲各国的转折时代，美国往往扮演着幕后推手，连智利这般以百年民主传统为傲的国家也不能例外。 只是，纵使国际环境对民主再有利，欲将独裁者掀翻在地，也需要一批勇敢的智利人亲手捅开这层窗户纸。 失去里根政府的靠山后，在国内外压力之下，皮诺切特被迫摆出了些许怀柔姿态。 他取消了长达15年的国内紧急状态，允许流亡者回国参政，部分恢复新闻自由。 皮氏敢于如此行事，大抵由于智利素有多党制传统，他的反对派众多，但是理念各不相同，有些还曾是不共戴天的死敌。 在他看来，公投胜券在握的情形下，松开的拳头与挤出的微笑能赢得国民的好感。 可是，再坚实的堤坝，一旦裂开一条缝，就难保洪水不会汹汹而来。 反对派固然不是铁板一块，但共同目标不言自明，他们缺少的只是一位领袖。 早在1982年经济危机，反对派就曾尝试过联合行动，他们将每个月11日定为“抗议日”，鼓动民众上街争取权益。 皮诺切特数次下令全副武装的军警向示威者开枪，才压制了事态。 1988年2月2日，在埃尔文、拉戈斯与阿里亚加达等人的努力下，群龙无首的16个党派放下芥蒂，共同组成“各党一致否决联盟”（NO），推举埃尔文为指挥者与发言人，向皮诺切特发起挑战。 否决阵营成型后，两大疑问一直萦绕身边： 公投能否如期举行？ 投票结果是否能被军政府认可？ 不到最后一刻，答案都无法揭晓。

否决阵营在国旗画上NO，大胆表达反抗情绪

有了强劲的对手，皮诺切特不敢怠慢，罕见地拖着年迈之躯四处演讲。 当然，他还握着最有力的武器——对电台宣传的垄断权。 在1988年的大半时间里，军政府铺天盖地的自我标榜占据了各大电台的黄金时段。 公投之前，仅在国家广播电台一家，就发布了8458条不利于否决阵营的简讯。 即便在最客观的天主教大学电台，也仅有4%的内容为否决阵营造势，而高达45%的内容是政府宣传。 当公投日期终于锁定在1988年10月5日，皮诺切特才给了否决阵营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公投前一个月，两大阵营的宣传短片轮流在电视台向全国放送，电影《智利说不》正是基于这一背景。 宣传短片里，双方选择了截然不同的基调——赞成阵营回首过去，勾起人们对动荡时代的深深恐惧； 否决阵营望向未来，为公众描摹走出独裁的美好前途。 赞成阵营的宣传片，往往以阿连德时代的街头暴动为切入点，燃烧的汽车、破碎的橱窗、颓圮的房屋、骚动的人群充斥着摇摇晃晃的镜头，重现了左派执政的无序。 画面一转，皮诺切特时代在齐声高歌中呼之欲出，各项经济成就铺陈而来，繁荣与秩序成为主旋律。 一个版本里，皮诺切特被描绘为“共和国之父”，他用雄浑的嗓音说道： “1973年9月11日，我以身犯险，为国家和平而战，你们才有今日之自由！ ” 相形之下，否决阵营的宣传片几乎没有什么压迫感。 他们喊出的口号是“智利，幸福将至”，无意丑化皮诺切特，比军政府的宣传更有气度。 在优美舒缓的背景音乐里，奔驰的骏马、载歌载舞的青年、滑稽的小丑、亲昵的母女构成一幅温馨画面。 没有威胁，没有说教，但推开的门、重逢的亲友、出租车上LIBRE（自由/空车）都暗示着皮诺切特倒台后的精神解脱。 即便宣传片播出时间被刻意选在了深夜，仍有惊人的65%收视率，超过了同时代任何一档节目。 我们很难量化宣传短片对于民众选择施加的影响，但民意调查数据不会说谎。 1988年6月，否决阵营以38%对39%支持率的微弱劣势落后，当年9月他们已经以58%对27%遥遥领先。 胜利天平在不知不觉中倒向否决阵营，但皮诺切特仍对获胜充满信心。 公投当日，745万智利公民走向台前，在SI与NO之间做出了抉择，1000多名外国记者与400多位各国政要蜂拥而至，共同见证历史性的一刻。 最初的投票统计显示，皮诺切特稍占优势，但此后的几小时里，官方突然默不作声。 人们猜到了潜台词，否决阵营很可能逆袭成功，不禁担忧军政府是否会轻易认输。 从事后披露的资料来看，皮诺切特果真不肯放弃，要求军政府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重新掌控局面。 然而，独裁者不曾想到，变生肘腋，空军司令费尔南多·马太站出来，捅了他“致命一刀”。 午夜时分，这位军政府权威人物对苦苦等待的记者们轻描带写地通告： “否决阵营赢了，我们保持着冷静。 ”等待了15年的反对派此刻却再也无法冷静，智利陷入一片狂欢之中。 显然，军政府内部已因投票结果四分五裂，一个司令不服气地叫嚷： “我们打了一场败仗，却没有输掉战争！ ” 沉默良久后，皮诺切特终于在电视里露面，他宣布，“公民投票结果将受到尊重”，但随即强硬地表态，军队仍将是智利未来的领路人。 54%的否决阵营得票，让独裁者交出了政权，但皮诺切特依然牢牢把持着军权，直至1998年。 此后十年里，双方的较量不再是选票的SI与NO，而是政治舞台的激烈博弈。 5

正义远未降临

1990年3月11日，帕特里西奥·埃尔文入主拉·莫内达宫，智利喜迎17年来首位民选总统。 新总统将就任典礼定在了国家体育场——皮诺切特时代拷打审查政治犯的地标性建筑，他借此表明与军政府决裂的信念。 然而，从这一刻到皮诺切特离世的2006年，智利先后四任总统里，既有否决运动的领军人物埃尔文与拉戈斯，又有父亲被独裁者所害的弗雷与巴切莱特，阿连德之女与莱特列尔之子也曾在政府担任要职，这些昔日的最坚定反对派，在16年的时间里却无法彻底清算独裁者及其部下的罪行，可谓政坛一大奇景。 甫一上任，埃尔文就委派著名律师劳尔·雷蒂希组建“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调查皮诺切特时代的人权罪行。 早在独裁时代，智利教会就曾秘密收集独裁政权受害人的口述资料，为委员会的取证铺平了道路。 1991年，在4000多份证词基础上，委员会发布了长达887页的报告，又经历数年整理，确认军政府时代被非法杀戮及失踪的受害者为3197人。 埃尔文总统在电视上代表国家公开道歉，请求受害者家属的原谅。

埃尔文总统

令公众大为不满的是，官方公布了受害者档案，却隐去了作恶者的姓名，令法律和道德上的清算无迹可寻。 委员会重点调查了遇难者信息，对经历拷打监禁的幸存者却过问甚少。 更有甚者，在补偿方案里，死于军方审讯或自杀的罹难者家属能够拿到一定数量的抚恤金，而幸免于难的人，无论在狱中遭遇何等折磨，都无法得到赔偿。 种种不合理现象，自然难以平息民愤。 事实上，在独裁时代不可计数的人权案件里，仅有少数几桩被追查到底，最知名的当属包括莱特列尔案。 此案发生在华盛顿，遇难者里有美国公民，牵出智利国家情报局在境外的嚣张行动，案件得以彻查，一大半的功劳要归于美国政府和媒体的穷追不舍，而智利本土的罹难者难以拥有这份幸运。 埃尔文总统进退维谷，他的苦衷不言自明。 皮诺切特虽交出总统之位，却牢牢把持军权，最高法院的终身法官大半由他任命。 不仅如此，军政府叫嚣着1973年之后的镇压是非常时期的爱国行为，却也早就修好了后路。 1978年颁布的《大赦法》规定，军人不必为“内战状态”之下的失踪、虐待和非法杀害案承担责任，许多物证被暗地里销毁。 权势不能压制对手，证据又难言充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这个名字，就足以表达埃尔文的初衷——追寻真相，继而达成全国和解，忘记旧日伤痕。 况且，皮诺切特时刻不忘敲山震虎。 1991年末，他借口军事演习，在政府毫不知情的状态下，突然宣布全国进入戒严状态，调动部队进驻军营，不禁令人回想起1973年的那场政变。 1993年皮诺切特之子卷入军火腐败案，42位将军身穿作战服在总统府前集会抗议，再次迫使民选政府让步。 对待军政府罪行，埃尔文的关键词是“和解”，皮诺切特的关键词却是“遗忘”。 在一次采访里，他用了一个蹩脚的比喻： “莫问燃烧火堆里的是橡木、胡桃、松枝或是桉木，浇上一桶水，问题迎刃而解，我们得学会遗忘！ ”1995年，在9·11政变22周年之际，他居然近乎威胁地说道： “人们最好保持缄默与遗忘，忘记过去，就不会衍生新的罪恶，亦不会令人锒铛入狱！ ” 智利政府选择妥协，国际社会却期望早日惩办真凶，率先发难的是西班牙。 1998年皮诺切特辞去武装部队总司令之职，智利终于挥别长达25年的阴影。 昔日独裁者饱受背伤折磨，在卸任后前往英国接受手术。 马岛战争期间，皮诺切特暗中帮助撒切尔夫人，铁娘子对此感恩戴德，热情招待了老朋友，与之把酒言欢。 孰料，手术过后，在病床上刚刚苏醒的前独裁者就收到了一张西班牙逮捕令，配合行动的伦敦警方将他就地拘留。

在舆论宣传战里，双方各显神通，否决阵营最终占据上风

原来，在智利独裁时代，有数名西班牙公民遇害或失踪。 趁着皮诺切特出国，西班牙法官加尔松以谋杀、恐怖主义、非法结社、施加酷刑等罪状起诉了他，希望在欧洲将其绳之以法。 法国、比利时、瑞典、瑞士、加拿大等国随即跟进，都声称本国公民曾在皮诺切特时代遭遇虐待或杀害，要求引渡首恶。 此案一出，举世哗然。 撒切尔夫人等保守党人多方奔走，指责英国政府背叛老朋友，忘记马岛战争之恩。 西班牙遭遇多国舆论的诘难，理由令人尴尬——1975年独裁者佛朗哥去世，葬礼上只有皮诺切特一位大人物撑场面。 西班牙热衷于追讨智利独裁者的旧恶，对佛朗哥的暴行却以《遗忘公约》敷衍了事。 相较而言，智利更为难堪，虽然许多政要恨不得将皮诺切特置之死地，但皮氏仍是智利终身参议员，政府必须对他负责。 于是，一幕奇观上演，当年将皮诺切特赶下台的政敌们，此刻在国际舞台奋力营救他，不惜以撤回外交人员、断绝邦交来迫使英国与西班牙让步。 1988年否决运动的功臣阿里亚加达亲笔撰写了《正义之上》一文，向国际社会解释智利的苦衷： “从独裁过渡到民主，不是司法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在国内重建和平，令朋友与昔日敌人和平共处……” 在被关押503天后，皮诺切特由于患有脑部疾病不适合出庭而被英国释放。 在国际谴责之余，逐渐站稳脚跟的民选政府决心将独裁者送上法庭。 时任总统拉戈斯，当年因在镜头前控诉皮氏被奉为英雄，此刻成为司法界的强大后盾。 主审法官胡安·古兹曼以一篇《智利所发生的真相、正义与和解》的演讲打动人心，他警醒世人，为昔日受难者伸张正义，才能令如今的公民免于恐惧。 案情一度朝着公众期盼的方向发展，最高法院剥夺了皮诺切特的豁免权，指控他犯下57项谋杀罪和18项绑架罪，并应为秃鹰行动的罪恶负责。 然而，轻度老年痴呆症成为昔日独裁者最后的保护伞，审判始终无缘进行。 2006年12月10日，皮诺切特因病离世，所有追查戛然而止。 对于独裁者而言，真相、和解、审判、惩罚皆已无意义。 对于死难者而言，昭雪易得，复仇难觅。

迟到的正义并非正义，而在智利的后皮诺切特时代，正义甚至没有迟到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