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品芝麻官”就是清代最小的官吗？芝麻官下面还有什么？

我们观看各种清代影视剧时，经常会发现有“九品芝麻官”这样一个人物形象的塑造。似乎这个芝麻官县太爷就是官员的最低一级。那么，清代在县以下怎样实行基层社会的治理呢？随烂柯人君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一、政府治理

县官系统是清代正式官僚机构的最低一级。县的长官是知县，简称“县令”。县令所掌管的权力与需办理的事务很杂，包括地方行政的政治职能、收缴赋税的经济职能、审理案件的法律职能、兴办教育的教育职能。即《清史稿》所记载的：“知县掌一县治理，决讼断辟，劝农赈贫，讨猾除奸，兴养立教。凡贡士、读法、养老、祀神，靡所不综。”县太爷一般是科举考试优胜的举子，对于地方行政相对生疏，这就需要找职业的助手来帮忙，这个群体就是师爷。师爷在清代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精通于法律断案和钱谷仓库之事，从而服务于县政府。但他们不属于政府的编制人员，是县太爷私自招聘的助理。师爷中以绍兴师爷最为知名，几乎垄断了清代的师爷行当。以至于绍兴话都成了清代官场中的流行语。

（安昌绍兴师爷馆一景）

县令之下，设有县丞和主簿，分管钱粮、户籍、征税、巡捕、河防等事。但这些吏员没有定额，是根据实际需求来设置的。同时，清代以后县政府出现了不同名目的佐杂官，负责到乡里征收钱粮赋税，统计户口。他们相当于政府办事员，是县政府直接与乡里接触的吏员。此外，清代各县一般都设有儒学，设置教谕一人，训导一人，掌管本县的教育工作。

清代基层社会以制度配合县政府治理的，那就是里社、保甲制度。里社制度是一种乡里组织制度，一般以110户为一里，一里中粮多丁多的十户轮流担任里长，每年一轮换。剩下的100户为十甲，并从每甲中推选甲首一人，辅助治理。保甲制度是一种基层军事组织制度，所谓“户给印信纸牌一张，书写姓名、丁男口数于上。出则证明所往，入则稽其所来……十户立一牌头，十牌立一甲投，十甲立一保长”。保甲要负责基层治安，包括巡逻、乡约月讲，祠堂集会安保等。到了清中后期，保甲制度的职能又开始往人口统计方面变化。

二、乡绅治理

清政府县以下的行政设置并不像我们今天这样完善，那靠谁来维持基层社会的稳定呢？答案就是乡绅，乡绅，又称缙绅，是明清时期活跃在全国各地乡村的特殊社会阶层。乡绅这一群体出现于明代中期以后。清代有个叫王有光的士人曾讲：“缙绅者，小民之望也。果能身先倡率，则民间之趋事赴功者必多凡属本籍之人，不论文武官员，或见任或家居，均当踊跃从事，争先垦种。”

（老照片：清代乡绅）

乡绅群体与官僚群体存在密切的联系。他们的构成主要分以下三类：在官僚系统内，但在乡休假的官员；退休后离职的官员；曾在科举考试中获得功名和学衔，但未入仕的官员。由于中国古人的乡土观念，所以他们始终挂念着自己的家乡，在离官之后都会落叶归根，返回自己的乡族村落。他们与乡里乡亲有着共同的利益，所以他们会主动维护乡村、宗族以及乡民的利益。他们曾经是官，又是有文化的读书人，传统社会的乡民对他们无限仰慕，会听从他们的安排与指示。同时，因为他们都是科举制下的士子，科举制下形成的知识体系，以及儒家培养的忠君爱国情操，使他们在情感上对大清和皇帝持强烈拥护态度。因此政府也对他们治理乡下而放心，授予他们一种非正式的权力。

（影视剧《白鹿原》 剧照）

中国自古以来就强调血缘宗族，一般聚族而居，而乡绅由于其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和文化地位，一般是宗族的族长，他们便有管理整个宗族乃至整个乡里社会的权力和义务。在乡村社会，乡绅作为掌握文化的知识分子阶级，便具有了制定和解释乡规民约的权力。由于中国古代没有专业的律师，所以乡绅还要负责乡里裁断纷争和调解诉讼案件。乡绅还负责乡族的教化和教育任务，他们在乡里创办私塾、书院和义学，而且经常会参与到授课活动中，为乡族培养更多的人才。

三：礼仪教化

乡里自治还有一个重要工具就是儒家礼仪在乡民社会的应用。儒家礼仪虽然源自西周，却并未被历代王朝所重视。儒家的“礼”适用人群为君子，即我们所熟悉的“礼不下庶人”。但到唐代，门阀士族已经衰落渐渐走向灭亡。于是“礼不下庶人”的局面发生了变化。唐玄宗开元年间，在《开元礼》中最初出现了为庶民制定的礼仪。到了宋代以后，这种为小民制定的礼仪渐渐严密起来。统治阶级开始重视通过以礼进行基层社会的治理，核心思想是移风易俗提高民众的教养。

（影视剧《白鹿原》 剧照）

到了明代，在制度设计层面，致力于将民众纳入王朝的礼仪体系。明成祖朱棣曾高度推崇《家礼》，认为其仅次于朱熹的《四书章句节注》。到了清代，更是强化礼治思想，认为礼是社会和思想的核心价值。以礼制思想为指导，贯彻在乡民的日常生活中，强调宗族内部的祭祀祖先等礼仪实践，重视婚丧嫁娶等日常典礼。如果有乡民违反礼仪，就会收受到严重的舆论谴责，甚至受到乡规民约的惩罚。以致到了鲁迅先生生活的年代，他发出了中国基层社会“礼教吃人”的谴责之音。

吃人的礼教

清代基层社会治理与我们今天基层治理大有不同。中国古代设置的最低一级的政府为县，县令是最低一级的政府官员。县令行政依靠他们的幕府以及其下面的吏员。县以下制度性的治理，主要靠里社和保甲，但这些机构实际发挥不了很大的作用。天高皇帝远，由于古代条件限制，行政能力低下，所以基层治理主要靠乡绅。乡绅出身于官，因落叶归根的乡族观念离官后回归乡族，凭借其威望治理乡民。而在日常治理中，传统的礼教成为一个重要的手段。所以有学者作出这样的总结：“皇权不下县，县下靠乡绅。”直到民国时期，随着社会的转型和变革，乡绅才退出了基层治理的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