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诗奇：浅论成汉后期的侨旧斗争

一、成汉政权的建立及发展

成汉政权是李氏领导的秦雍六郡流民，以成都为中心建立的割据政权。西晋元康年间，齐万年扰乱关西，又逢连年天灾，天水、略阳、扶风、始平、武都、阴平六郡百姓流移南下就食。十余万口流民在秦雍六郡大姓的带领下涌入蜀地，破坏了蜀地原有秩序，成都內史耿滕曾上言曰：“流人刚剽而蜀人懦弱，客主不能相制，必为乱阶”。流民先依附于益州刺史赵廞专为寇盗，与其决裂后阴有“雄据巴蜀之意”，李特等人遂以绵竹为据，招合人众。永宁元年（301）流民击败赵廞，大掠成都而还。晋又以罗尚为平西将军，领护西夷校尉、益州刺史，领兵对抗流人。然颓势已不可挽回，永兴元年（304）罗尚败退江阳。是年，李雄称王，光熙元年（306）称帝，建立大成。

成汉建立之初，是以六郡人士为主体的政权，任乃强先生评价说：“李雄即帝位后，专任其从父兄弟、子姪及戚族。诸李与罗、任、昝李等家专政侈泰”。李氏宗室多领兵屯驻在外，镇国卫上；任、阎等六郡大姓多为成汉高官显贵，把控朝政。李雄亦擢用一些巴蜀大姓代表，如范长生、李钊等。但所谓“主客难久，嫌隙易构”，侨旧双方并不能真正妥协。李雄此举，实质是利用蜀士声望安抚、招徕蜀人，以巩固政权。史书中并未见成汉前期巴蜀大姓参与重大军政活动的记载，李雄给予他们的仅为荣誉性质的尊崇。迨李寿举兵政变，巴蜀大姓成为支持李寿的力量，作为回报，李寿自然厚待其人。而成汉宗室内耗导致的人才缺失及李寿对李雄旧臣的猜忌，也为蜀士地位上升提供了条件。史称：“于是成都诸李子弟，无复秉兵马形势者，雄时旧臣及六郡人，皆斥废也。”巴蜀大姓以此为契机迅速进入成汉政权中枢，实力足以与六郡人士相抗，与成汉前期仅作为政治陪衬的情况大不相同。此即成汉后期侨旧之争的背景。

成汉地图

二、成汉后期的侨旧斗争

李寿、李势统事的成汉后期，成汉政权虽已转变为侨旧联合执政的政权，然而双方嫌隙甚深，所持政见多有不同，斗争未曾停歇。咸康五年（339），李寿本许将牛鞞以东土断与侨人后裔李闳，然而“执政者以为不可，乃止。复不益兵，故覆没。闳弟艳以是怨故，与朝右有隙。”任乃强指出，此处“朝右”与“执政者”，皆应指成汉朝中蜀士代表，此文实志两派大臣暗斗之形势。任先生此言确有道理，由“朝右”与李闳等人的对立，可知其应指与六郡之人有各种矛盾分歧的巴蜀缙绅。若将牛鞞以东地区断予侨人，不仅巴蜀大姓自身利益会遭到损害，亦会增强侨人集团实力，蜀士必然反对。然此事仅为成汉后期侨旧相争的一个小方面，侨旧间最大的分歧在于是否要举蜀为晋，去帝称臣。

咸康四年（338）李寿欲杀李期自立，便“因与长史略阳罗恒、巴西解思明共谋据成都为晋，称藩”。巴蜀人士素有归晋之心，《资治通鉴》载：“巴、蜀之民本皆晋臣，节下若能发兵西取成都，称藩于晋，谁不争为节下奋臂前驱者！”李寿便利用巴蜀大姓此种心理，借口称藩取得其支持。成事后，巴蜀大姓迫切要求李寿兑现当日承诺，便频繁上书劝其归晋。仅咸康四年、五年，《华阳国志》就记载了四次蜀士劝谏李寿归附晋室的事迹。而侨人首领却坚决反对此提议，双方冲突不断。

《华阳国志》所载蜀人第一次劝谏在咸康四年四月。此时李寿方定成都，解思明等蜀士代表便劝其称臣，“恒与思明及李奕、王利等劝寿称镇西将军、益州牧、成都王”。而六郡大姓核心人物天水任调、扶风李艳并劝李寿自立。《晋书·李寿载记》载：“寿命筮之，占者曰：‘可数年天子。’调喜曰：‘一日尚为足，而况数年乎！’……寿曰：‘朝闻道，夕死可矣。任侯之言，策之上也。’遂于咸康四年僭即伪位”。李寿虽与蜀士合作，其本质仍为流民集团首领，以巫蛊卜筮作为托词进而称帝，可见其自立之心坚决。第二次劝谏在同年八月，巴西龚壮上书曰：“愚谓宜遵前盟誓，结援吴会，以亲天子”。李寿览书不悦，然而碍于自己背誓在先，便将只此书秘藏不发。龚壮苦谏不果，咸康五年春，蜀士便第三次劝谏李寿，“是时寿疾病。恒、思明等复议奉晋计。”李寿又以附晋会招来兵戈为由，将此计搁置。同年秋，广汉李演上书“劝寿归正返本，释帝称王”，此为蜀士第四次劝李寿称藩，而李寿终于大怒，杀李演以儆效尤。

侨旧围绕自立、称藩的斗争还表现为以李寿为首的侨人欲攻晋，巴蜀大姓则极力阻止此事。咸康六年（340）石虎联合李寿攻晋，《晋书·李寿载记》载：“寿大悦，乃修船舰，严兵缮甲，吏卒皆备糇粮。”并下伐晋诏云：“吴会遗烬，久逋天诛，今将大兴百万，躬行明罚。”巴蜀大姓多不愿与晋交战，“思明又切谏恳至”，龚壮亦行劝谏，李寿伐晋之计最终作罢。

三、成汉后期侨旧斗争的原因及影响

侨旧间斗争不断的原因，是由诸多复杂因素共同作用而造成的结果。综以观之，可归为以下两点：

其一，唐长孺认为侨旧双方存在着经济上的矛盾，此即侨旧矛盾之根本。巴蜀多山，唯成都平原土地肥沃平坦，利于农业发展与经济活动，这使蜀地大族多集中于成都平原地区。秦雍流民入蜀在成都建立政权，与蜀人争夺各项资源。《晋书·李班载记》云：“今贵者广占荒田，贫者种殖无地”，六郡人士作为成汉勋贵广占田产，严重侵犯了蜀地大族的利益。而成汉与晋对交界地区的长期争夺，日渐消耗着巴蜀地区的人力物力。自成汉建立以来，边境兵燹不歇，长期战争为巴蜀地区造成极大压力。加之成汉统治者怀有伐晋之心，一旦与晋全面开战，巴蜀地区各项资源将会加倍损耗，经济生活秩序必然遭到破坏，巴蜀人士自不愿将有限的资源投入于与晋的几无胜算的战争中。并且成汉后期统治者的昏聩亦使巴蜀人士感到不满。《晋书·李寿载记》载李寿以杀伐御下，又广发工巧修筑宫室，“百姓疲于使役，呼嗟满道，思乱者十室而九矣。”李势统事时更是“夷獠叛乱，军守离缺，境宇日蹙。加之荒俭，性多忌害，诛残大臣，刑狱滥加，人怀危惧。”其所作所为与巴蜀人士利益相悖，导致侨旧间仇隙颇深。

其二，六郡之人与巴蜀大姓性质不同，进而导致双方政治立场不同，争斗不歇。成汉后期的“自立归晋”之争，正是此点的突出表现。李氏为僭逆之臣，六郡大姓附逆作乱，如若归附于晋，便受制于人甚至性命不保。李雄曾云：“吾属前已残暴蜀民，今一旦束手，便为鱼肉。”巴蜀大姓则不然，其曾为晋臣迫于无奈才归附成汉，若成汉归晋更有劝降之功。时人对此早有议论，言曰：“二州人附晋必荣，六郡人事之不便”，可见一斑。而李势降晋后的处境，证明了此担忧并非杞人忧天。《晋书·李势载记》载：“迁势及弟福、从兄权亲族十余人于建康，封势归义侯。升平五年，死于建康。”晋廷将李氏亲族迁离蜀地置于建康，方便监视以防止其叛乱。《太平广记》载：“势为桓温所杀”；《世说新语》载桓温平蜀，以李势妹为妾，南康长公主妒之欲杀，李氏曰：“国破家亡，无心至此。今日若能见杀，乃是本怀。”种种史料体现了亡国之余的遭遇与心理，他们降晋后地位低下甚至无力自保，更遑论拥有地位权势。巴蜀大姓却在成汉败亡后得到提拔重用，桓温以蜀郡常璩、巴西谯献之为参佐，“蜀人悦之”。

此外，侨旧双方在晋之地位亦不相同。秦雍六郡流民首领虽称大姓，但其在晋并不受重视，为官亦多为品级低下官吏。《晋书·李特载记》载：“（李）特命六郡人部曲督李含、上邽令任臧、始昌令阎氏、谏议大夫李攀、陈仓令李武、阴平令李远、将兵都尉杨褒等上书”。阎氏、杨褒等皆为成汉之勋贵大臣，仕晋仅为县令，而颇受李雄重用的任回甚至还曾为吏。可见所谓六郡大姓，仅为地方稍有实力之家族，对晋朝廷实是无足轻重。巴蜀大姓则与六郡人士情况不同，其地位虽不及累世公卿的高门大族，但亦为一方之望。西晋建立后，为绥抚蜀士，晋武帝启用巴蜀大姓之代表在外做官。《华阳国志》载：“武帝弘纳梁益，引援方彦，用故黄金督蜀郡柳隠为西河，巴郡文立为济阴太守；常忌河内县令。”另有何攀官至大司农、封西城公，寿良为大长秋，李毅为宁州刺史、加龙骧将军、封成都县侯等。巴蜀大姓仕于梁益之人甚众，多有为太守、校尉者，治理州郡。犍为张徵为广汉太守，犍为杨邠为汶山太守，江阳程融为蜀郡太守，巴郡常歆为西夷司马，李钊官至朱提、越嶲太守、西夷校尉，涪陵兰维为汶山太守。巴西赵廞为益州刺史，其佐蜀亦多巴蜀之人。由此可见，巴蜀大姓与流人首领在晋之地位颇有差距。随着成汉建立，六郡流人掌控梁益事务，任、阎等家族成为成汉权贵位列公卿。而土著大姓不得不屈居于其之下，政治地位大不如前。正因如此，六郡人为保全名位拒不归晋，巴蜀人士则为恢复地位主张称藩。侨旧政治主张大相径庭，自然矛盾重重。

成汉后期侨旧之争，对政权产生了较大的消极影响。成汉割据西南，国小兵寡，外有晋室与胡人虎视眈眈，边境战事已使其疲于应对，成汉内部侨旧斗争又使政权根基不稳。咸康四年七月，归晋派主要人物李奕兄李乾欲谋反废李寿，“寿惧，使子广与大臣盟要，为兄弟。”后李奕又举兵反抗，“蜀人多有从弈者，众至数万。”成汉内相诛除使得人才凋零，局势混乱，进一步削弱了成汉的实力。庾亮评价说：“蜀胡二寇凶虐滋甚，内相诛锄，众叛亲离。”这是成汉衰落的重要原因。成汉政权在内忧外患之中摇摇欲坠，桓温趁此举兵西进。巴蜀大姓的政治立场素来偏向晋室，常璩等人更极力劝降。永和三年（347）李势出降，成汉便自此灭亡。

作者简介：杨诗奇，扬州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史。

文//来自于《安徽文学（下半月）》2017年01期。

说明

感谢原作者的辛苦创作，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在推送文章时未能第一时间与作者取得联系，如涉及侵权问题，请作者及时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删除，谢谢！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四川省重大文化工程

睹乔木而思故家

考文献而爱旧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