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废除与现代化发展

当今全球156个国家中有91个通过竞争性考试招募政府和公共部门官员，尽管这类选拔考试有助于提高官僚机构质量和国家能力，但大量的人才忙于应试，对经济增长可能是不利的。最为典型的例子是我国古代的科举制度——这一通过考试选拔政府官员的制度促使古代精英们投身于对儒家经典，而不是更为实用的科学和技术的学习。因此，科举可以说是我国近代科学和工业崛起的重要阻碍。Ying Bai最新发表在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的论文Farewell to Confucianism: The Modernizing Effect of Dismantling China’s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讨论了科举废除与清末现代化发展之间的关系。

科举之制始于隋，盛于唐、宋，是明、清选拔官员的主要方式。在后两个朝代，它的课程和结构都保持稳定，其内容以儒家“四书五经”为主。直到19世纪80年代后，随着西学的传播和洋务运动的发展，科举制度开始发生改变。1904-1905年，这一服务于君主专制制度的科举考试正式被废除。它的废除使得通过科举做官的激励消失了，平民精英们不得不寻觅其他机会来谋求个人发展。Ruixue Jia和Ying Bai于2016年发表在Econometrica的文章探讨了清政府废除科举后，一部分精英因失去了晋升机会，选择投身于革命——这最终加速了清朝的灭亡。然而并非所有的精英都会选择参加革命：一部分精英学习西方技术并进入商界，创办了私营企业；另一部分精英远渡重洋，赴日学习。这两拨人共同推动了清末现代化的发展。

在科举盛行期间，清政府实施的是配额制，即给各府设定了院试通过配额，以控制各府乡绅的数量和参与更高级别选拔（举人和进士）的人员数目及来源地。该配额用每一百万人中的秀才名额来表示。该数据来源于Imperially Established Institutes and Laws of the Great Qing Dynasty。如图一所示，这一数目在各府相差很大，院试通过配额较多的地区自然有更多的读书人渴望通过科举跻身精英阶层。

图一 科举（院试）通过配额的地区分布

作者选择了两个代理变量来度量现代化的发展：其一是现代化企业的建立。早在两次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就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进程：一方面政府通过“自强运动”大力学习西方军事技术，另一方面民间的有志之士汲取了西方现代化的技术来组织生产，建立现代企业。这类现代化私营企业的增加是现代化进程加快的重要标志。现代化企业的信息来源为Chang（1989）汇编的数据集，其中包括了清末所有私人现代企业的地点和建立日期。

另一个代理变量是出国留学的人数。由于地理距离较近及文化较为相似，当时百分之九十的出国留学生选择去日本学习西方现代化技术。赴日留学生的信息来源于Shen（1978）汇编的数据集，其中包含了每个学生的姓名、出生地和到达日本的日期，因此能够得知每年从各府到达日本的新生人数等。由于进入日本大学要参加入学考试，通过计算入学准备时间（即入学日期减去抵达日本的日期），作者发现，科举废除后准备时间缩短了近一半，从而推断有更多精英赴日学习。图二的灰色虚线表明各府在1904年后，现代化私营企业犹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且留日人数增加。

图二 A: 现代企业数目；B：留日人数

（灰色虚线：所有府；黑色实线：科举配额高的府；黑色虚线：科举配额低的府）

作者建立了一个从1899年到1908年262个府的面板数据，并使用双重差分法来比较科举废除前后那些拥有不同科举配额的地区。在图二中，院试通过配额高的地区用黑色实线表示，配额低的用黑色虚线表示。1904年之前，两组府在两个现代化变量上的差距较小；而科举废除后，两者差距迅速增加。

接着作者逐一排除了会影响本文结论的因素：首先，现代化企业的建立除了需要精通西方技术的人才（即人力资本）之外，还需要大量的物质资本（即初始的经济基础），比如厂房、原材料、交通设施等。作者将1893年的城市人口数作为各府初始经济基础的代理变量，使用三重差分法，结果发现初始经济条件的作用不明显，即使在贫困地区，地方平民精英仍可能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建立现代企业或去日本留学。

其次，政治资本雄厚、经济实力强的政府可能在科举废除前后都推动着现代化的进程。为了将精英本身的选择识别出来，作者使用了各级政府在政治层级中的排名来作为政治资本的代理变量，和各级政府在1904年之前创立的官办企业来作为经济实力的代理变量，并再次使用三重差分模型，结果表明政府功能的作用是不显著的。

最后，西方势力在各府的渗透程度不一，例如位于通商口岸的府或是传教士建立的学校数量多的府更容易接触到西方知识。作者把1904年还存在的通商口岸作为代理变量，发现其对清末的现代化没有影响。但1904年新教的传播强度对于现代化是有局部作用的：即便大多数传教士并非来自日本，但他们为有才能的学生提供教育，开拓学生的眼界。因此在科举废除后，这些学生有更大的可能性去国外学习。

本文的自变量是各个府的科举配额，而配额很可能受到政治关系的影响，比如与朝廷关系密切的官员可能会为其所管辖的府争取到更多的科举名额；而在科举废除后，随时间变化的政治关系也可能会影响着现代化企业的创立和出国留学人数。为解决这一内生性问题，作者使用了模糊断点回归方法。在清政府成立之初，满族领导人根据农业税的收缴情况给各府分类：如果一个府每年上缴的农业税大于 150,000石，会被认为是重要的府，反之则为不重要的府。

作者假设在科举配额分配中也存在着不连续性，即每年缴税超过150,000石的府，可能会有更多的科举配额。图三(a)显示这一不连续性确实存在。一方面，清初制定的科举配额制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稳定，并对晚清的科举配额有着持续性的影响。另一方面，清政府在1731年废除了根据农业税决定一个府是否重要的政策，因此该农业税制度在晚清对各府不存在直接影响。

图三 断点回归结果（a）150,000石农业税与科举配额

图三 断点回归结果（b）150,000石农业税与现代化变量

模糊断点回归结果如图三(b)所示，科举废除促使清末现代化发展的结论依然保持不变。即那些原本拥有较多科举配额的府，科举废除导致大量渴望高升的读书人失去了阶级流通的机会。他们只好另辟蹊径，通过成立拥有新型企业和赴日学习，来实现个人和民族的抱负。

轮值主编：黄英伟 责任编辑：彭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