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会议谁作证为彭德怀澄清毛泽东对彭的一点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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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会议谁作证为彭德怀澄清毛泽东对彭的一点怀疑

2019年10月21日 18:08:14
来源:掌上风云

原题:遵义会议后彭德怀因何被指定为前敌总指挥,代替前敌司令部政委毛泽东指挥红军?

张雄文

1935年遵义会议后不久,彭德怀因为林彪一个无心之举,被毛泽东误会了数十年。

毛泽东重新出山的第一仗是一渡赤水后的土城战斗,作战主力是彭德怀的红三军团和董振堂的红五军团。这一仗因情报失误,结果出师不利,不仅没有打掉川军郭勋祺部,自己伤亡还不小。

毛泽东对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将士们自责说:“我们在土城战斗中没有打赢,伤亡还很大,主要是没有把敌情搞清楚,拳头不硬(没有集中兵力),责任在我们军委,不怪下面。”

刚刚受到批判被撤职的博古说起了风凉话:“看起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狭隘经验论者”是他送给毛泽东的一顶“帽子”。

屋漏偏逢连夜雨。

1935年3月5日,朱德、毛泽东以前敌司令部司令员与政委的名义发布《关于首先消灭萧、谢两师的作战部署》,准备让红一军团攻打“追剿”中的萧致平第96师与谢溥福第五师这两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

林彪提出了不同意见。他和政委聂荣臻于3月10日向中革军委建议进攻驻守在打鼓新场的黔军一个师。林彪作如此建议有两个原因,认为一则攻打仅是地方军阀的黔军一个师有把握,二则可以为前进扫清道路。

毛泽东没有同意,朱德则予以支持,认为“林、聂建议可取”。

随后,张闻天在狗坝主持20余人参加的军事会议,研究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会上,毛泽东认为不能攻打打鼓新场,“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不应该,我们应该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嘛”。多数人否决了他的意见,通过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决定。

毛泽东很生气,说“既然如此,我这前敌司令部政委不干了”。凯丰当即回答说:“少数服从多数!你这是什么态度?”张闻天也说:“不干就不干吧。”毛泽东说了一句“好,我不干!”便愤然离席而去。

会议随即撤销了毛泽东的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由彭德怀暂时代理前敌总指挥。这离毛泽东担任前敌司令部政委的职务还不到一个星期。

不过,局面很快得到改观。周恩来后来回忆说,当天夜里,毛泽东又“提马灯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

也就是说,早上的会议不仅改变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决定,毛泽东被解除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并由彭德怀代理前敌总指挥的决定也自然取消了。

正是缘于这一事件,毛泽东以军情紧急、人多议而不决会耽误军机为由,向周恩来和张闻天提议组成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即新的“三人团”,周恩来为团长,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不久,毛泽东以“3人军事指挥小组(三人团)”成员兼前敌司令部政委的身份,在二渡赤水后指挥鲁班场、习水等几次战斗中,再次遭到不小的失利。

鲁班场战斗时,毛泽东集中了红一、三、五军团和干部团,由林彪、聂荣臻统一指挥,从三个方面向鲁班场发动进攻。

据《毛泽东军事活动大事记》记载:1935年3月15日,为“控制赤水河上游,以消灭薛岳部和王家烈残军为主要作战目标”,毛泽东“与朱德率前敌司令部移至坛厂附近指挥中央红军向鲁班场之敌周浑元部发起进攻”。

但保定军校第八期出身的周浑元不愧是蒋介石的嫡系,“敌军坚守阵地不弃,战斗异常激烈,双方损失惨重,形成对峙局面。当晚,(毛泽东)命令红军各部撤出战斗,转兵西进,以寻求新的战机。”

早在接到战斗命令之时,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便于3月13日向前敌司令部表明了反对态度。他建议“敌人阵地工事坚固,地形对我不利,无攻破周浑元可能。似应迅速脱离当前之敌,控制仁怀、茅台,西渡以吸引滇、川两敌,寻求机动”,但这一建议被毛泽东否决。

战斗失利后,红军部队因连续作战,过度疲劳逐渐有了怨言。彭德怀便向红三军团中央代表刘少奇反映了这一情况,再次表示不同意鲁班场和习水战斗的立场。

刘少奇与红三军团政委杨尚昆随即致电中央,“反映了彭德怀同刘少奇谈到的关于部队指战员因连续作战而产生的一些思想负担,和过度疲劳的情况,以及不同意进行鲁班场和习水战斗的意见”。

杨尚昆后来回忆:“那是在土城战斗失利后,中央知道下面指战员中有意见”,“就派刘少奇同志到三军团、陈云同志到五军团了解情况,传达遵义会议精神。”

他说:“那时,三军团打得最苦,下面讲怪话的人最多。少奇同志将从部队中了解到的情况加以综合并加上自己的意见,拟了一份电稿,交彭总和我签发。”

不仅如此,3月20日,当中革军委与毛泽东命令中央红军“秘密、迅速、坚决出敌不备折而向东”,“渡过赤水河东岸,寻求机动”后,彭德怀又系统地提出了不同意见。他给中革军委的这份报告认为:

“一、根据20日前的敌情,我军应继续西进,吸引川、滇两敌,然后脱离川敌,与滇敌作战。

二、为迷惑敌人,应以九军团单独向西急进至扎西地区迷引滇敌。红一、五军团继续向回龙场及其以西引川敌郭(勋祺)师向古(蔺)、(叙)永,然后脱离该敌向雪山关前进,掌握赤水河及其上游渡河点,在适当时机一、三、五军团渡赤水河,由毕节以东打回黔西大定境内,求得与敌王家烈、薛岳决战。

三、目前,我应避免与相等兵力敌军决战,保持自己的优势兵力,不应攻坚乱碰。

四、遵义战斗的胜利没有扩张,由于机械和失掉时机,鲁班场的战役原则上不应打。”

彭德怀这一意见,不仅局限于自己的红三军团,也包括了他并不负责的红一、五、九军团在内的整个中央红军的行动;不仅有战略方面的主张“继续西进”,在“黔西大定境内”求得与黔军、中央军“决战”(毛泽东主张向东),也有作战原则方面的主张“应避免与相等兵力敌军决战,保持自己的优势兵力”,批评毛泽东前段时间轻易盲目地与国民党优势兵力作战,造成作战章法紊乱,“攻坚乱碰”。

他还再次点名批评鲁班场战斗“原则上不应打”,甚至连毛泽东颇为得意,并写下《忆秦娥•娄山关》一词的遵义战斗也指出其失误,认为“胜利没有扩张”。

可以说,对毛泽东而言,彭德怀是遵义会议后对他的指挥有“不同意见”最为突出也最为专业的人,他不能不印象深刻。

接下来,毛泽东又率军两渡赤水。最终以他一生“最得意之笔”——第四次渡过赤水,成功抢渡金沙江,甩掉蒋介石数十万追兵而圆满收尾。

然而,他的同事与麾下将士们对这一胜利领会似乎并不深。

连续几个月兜大圈子的忽东忽西、时南时北,不仅普通一兵颇有怨言,即便“三人团”中的王稼祥也不理解。他对刚当选不久的总书记张闻天说,老打圈圈不打仗,可不是办法,要开会讨论这个问题。

张闻天本人也颇有看法。他批评毛泽东发起鲁班场战斗“是未加考虑的”,对部队整天走来走去“打圈子”,“不打仗又死那么多人” (杨尚昆语),他也很不满。

红三军团中央代表刘少奇也表示不理解。时任红三军团10团政委的黄克诚回忆说,刘少奇“曾向中央提过建议,他认为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应该改变方针,不能在贵州一带打圈子。我曾经同刘少奇在一起交换过看法,彼此意见颇相吻合。”

与此同时,林彪也以“弓弦”和“弓背”打比方,觉得部队走了不少冤枉路。

他对毛泽东素来能说心里话,又因为年青,城府尚不深,便给中革军委写了一封信,大意是“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

毛泽东开始对刘少奇、杨尚昆电报反映彭德怀的意见以及彭德怀白纸黑字的系统报告还不大在意,但王稼祥、张闻天这两个支持他、促成遵义会议召开的关键人物,以及他最信任的部下林彪也有了情绪,他才感觉问题很严重。

5月12日,毛泽东在四川会理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继遵义会议之后的第二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他解释了红军忽东忽西,绕道前进的必要性。

彭德怀发言时,毛泽东突然打断他的话,大声地说:“彭德怀同志你对失去中央苏区不满,在困难中动摇,这是右倾;林彪写的信,是你鼓动起来的。”

林彪写的信,毛泽东生气的对象却是彭德怀。

他的理由或许有四:

一是林彪年青,不到28岁,在他眼里还是不懂世故,没有过多小九九的“娃娃”,又是关键时刻包括遵义会议从来都支持自己的“患难之交”,他不相信林彪会主动做这种让自己“丢面子”,而让博古等人幸灾乐祸的事情。

二是彭德怀最先“烦闷”,不满意自己的指挥,即刘少奇、杨尚昆电报里反映的“不同意进行鲁班场和习水战斗”,后来又正式提出报告,对他的部署和指挥提出大相径庭的意见。

三是狗坝军事会议上,他短暂被撤销前敌司令部政委一职时,被张闻天等人任命暂时代理前敌总指挥的人正是彭德怀。

四是林彪信中推荐的前敌指挥也正是彭德怀。

因此,他断定林彪的电报是彭德怀鼓动而写的,彭德怀是想挑拨他与林彪之间的特殊关系,获取“前敌总指挥”的大权。

毛泽东与彭德怀

然而,毫不知情的彭德怀却莫名其妙。他的确反映过红三军团基层的怨言,也说过自己不同意鲁班场等战斗,向中革军委上报过不同意见的报告,却从来没有鼓动过林彪写信。

甚至之前当林彪给他电话,说“我军不能在此久停”,“你出来指挥迅速北进吧”时,他“也未介意,以为这就是战场指挥呗,一、三军团在战斗中早就形成了这种关系:有时一军团指挥三军团,有时三军团指挥一军团,有时就自动配合。”

不骂自己骂彭德怀,会场上的林彪也觉得不好意思了。他检讨说:“我给中央写信,没有什么想法,主要因为老跑路,心里烦闷……”

话还没说完,毛泽东便生气地接过说:“你是个娃娃,懂得什么!在这个时候直接跟敌人硬顶不行,绕点圈子,多走点路,这是必要的。”

彭德怀、王稼祥、张闻天对绕圈子都不理解,林彪“因为老跑路,心里烦闷”也自然情有可原,毛泽东并未觉得是什么大事,一句“娃娃”的训斥便将无限的爱怜包含其中了。

对林彪的信不知情,却莫名其妙当众挨批,彭德怀当然难过。他在会上批评了林彪的信,对毛泽东给予自己的批评,也作了检讨:因鲁班场和习水两仗未打好,有些烦闷,烦闷就是右倾

彭德怀没做的一件事情是说清楚和林彪的信之间的关系。因为蒋介石的“追剿”大军已迫近金沙江,他没开完会便去了前线,对毛泽东怀疑他鼓动一事“采取了事久自然明的态度”。

毛泽东后来经常念及此事。彭德怀回忆说:“在这24年中,主席大概讲过四次,我没有去向主席申明此事,也没有同其他任何同志谈过此事。”

1959年8月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提及此事,说彭德怀闹独立性,反对他,从历史上就与他不合作。

林彪也正好在场,彭德怀便请他出来澄清:“林彪同志,请你说话,你写的那封信与我彭德怀有没有关系?”

林彪对当年的写信之举实事求是解释说:“事前并没有同彭德怀商量过,与彭德怀无关”,“写信彭不知道”。

彭德怀身上的疑点总算被消除了,毛泽东再也不曾提及此事。(选自《毛泽东和他的五大名将》,团结出版社2017年11月版,作者张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