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婚姻模式能够解释经济增长吗？

1870年荷兰殖民地巴达维亚（雅加达）的华人新娘

注：19世纪末很多巴达维亚的华人移民适应了荷兰的生活方式，但大部分华人选择延续传统风俗。该相片由伍德伯里拍摄于1870年，现收藏于莱顿的荷兰皇家东南亚及加勒比海研究所。

正如巴尔扎克在《乡村医生》所说的一样，“家庭将永远是人类社会的基础，权利和法律的作用是在这儿开始的”，婚姻的意义可能不只局限于夫妻、家庭、家族，很大程度上甚至会影响到国家社会经济文化的诸多方面。同时各个地区可能具备不同的婚姻模式，婚姻模式具有延续性，在群体中以非正式制度的形式长期延续。

越来越多的文献逐渐聚焦于婚姻模式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尤其是近代欧洲婚姻模式对于经济发展所起到的重要作用。Greif (2006), Grief & Tabellini (2010), De Moor & Van Zanden (2010), Foreman Peck (2011), Voigtlander & Voth (2006,2013) 的文献均强调婚姻模式在近代欧洲经济增长所起到的作用，婚姻模式对于欧洲内部以及欧洲与世界之间的“分流”至关重要。但Tracy Dennison 以及Sheilagh Ogilvie 两位作者发表在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上的“Does the European Marriage Pattern Explain Economic Growth?”一文却对这一论述提出了质疑。该文使用较为详细和全面的历史数据，检验了欧洲婚姻模式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并对具体影响机制进行了检验。文章认为欧洲近代经济成功并不是由其独特的婚姻模式所带来的，而是必须从其他因素中寻找原因。

欧洲婚姻模式（European Marriage Pattern，简称EMP）是一个涉及到女性晚婚（23-24岁以上）、女性独身（10%-15%以上）、小家庭（80%）的人口体系。最初用于描述圣彼得堡和德里亚斯特以西欧洲的人口统计情况（类似于中国的胡焕庸线），之后一些研究认为EMP与欧洲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因果关联，对解释“小分流”以及“大分流”均有着重要意义，英格兰以及低地国家是EMP的典型案例。但不同研究认为EMP对于经济增长存在不同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提高女性地位、增加人力资本投资、人口增长与经济趋势相契合、维持有益的文化规范或培育法人机构。作者收集了365个有关欧洲历史人口统计的资料，构建了1500-1900年30多个欧洲区域社会的4705个人口统计数据，涵盖了结婚年龄、独身以及家庭复杂性等指标。

有关EMP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北海地区”（North sea area），主要包括英格兰和低地国家，如图1所示。这些国家在近代早期世界经济发展中备受瞩目，一些学者认为正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婚姻模式较为极端，所以造就了其相较于其他地区的“低压力”人口条件。但根据更为系统的数据和资料显示，丹麦的女性初婚年龄比英国高2.36岁，甚至有11个国家的初婚年龄明显高于英国，另有4个国家的女性初婚年龄和英国相似；但除了荷兰外其他国家近代早期的经济增长均比较缓慢，荷兰的女性初婚年龄也早于经济增长缓慢的丹麦和瑞典，因此英国和荷兰并不是极端的EMP，而是相对温和的EMP。

图1 北海地区各国1500-1850年的人均GDP

同时英国和荷兰的独身率在欧洲国家中也处于较为温和的状况。此外英国、荷兰在家庭亲缘复杂性上与其他国家相差不大，也并未体现出较为极端的EMP模式。所以英国和荷兰的经济成功并不能简单归因于两国温和的EMP，相反在EMP上表现更为极端的北欧和中欧国家在近代经历了较为缓慢的增长以及较晚的工业化。换而言之，欧洲婚姻模式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更可能是相关关系，而不是因果关系，很难解决内生性问题。

之后作者进一步分析了四个作用机制：（1）从EMP与女性经济地位来看，二者之间存在内生性问题。一方面EMP会为女性创造更好的经济地位，另一方面女性自主权的提升是EMP产生的重要原因，并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近代欧洲早期的女权来源于婚姻制度的影响；

（2）从EMP与女性人力资本来看，影响女性人力资本的因素主要包括家庭教育和非家庭教育，取决于父母的投资意愿以及各地的行业规范。当时的教育往往是精英阶层的强制特权，而非平民阶层用于自由选择的权利。与此同时存在内生性问题，一方面EMP可能会提高女性人力资本，另一方面英国以及荷兰的高工资会激励工人投资人力资本，从而提高结婚年龄和独身率。一些工具变量如黑死病，由于在不同社会中发生时间和影响程度不同，其外生性同样受到质疑；

（3）从人口对经济条件的反应来看，这一能力并不仅仅取决于经济计划。与其他增长较慢的欧洲经济体相比，英国也存在显著的差异；

（4）从文化规范来看，社会文化，包括中世纪基督教的教义并不是EMP的重要来源，不同教会教义与结婚年龄、独身以及家庭复杂性之间并不存在系统联系。

总的来看，婚姻模式越来越受到经济史学界的广泛关注，作者通过更为详实的数据，论证了：一个社会是否经历经济增长并不取决于其婚姻或家庭模式，而是取决于其经济和体制框架内更为广泛的特征。EMP研究需要置之于更为广泛的社会框架内，即强大的非家族机构，可以为独身女性或小家庭提供其无法获得的家庭劳动、保险等服务。这一分析框架可以包含要素市场和法律制度，而不是具有模糊增长效应的农奴制、行会、宗教等体制。同时，有关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也可以更加关注婚姻模式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文献来源: Tracy Dennison，Sheilagh Ogilvie. 2014, Does the European Marriage Pattern Explain Economic Growth?,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No.3,Vol.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