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最血腥屠杀是怎样发生的

第一次“国共合作”，无论是被称作“联俄容共”（国民党），还是被称作“联俄联共”（共产党），都仅仅只是一场共产国际强行撮合的“包办婚姻”——孙中山需要苏俄的卢布和组织经验；共产党则必须听命于其上级组织。而国共反目，则是“包办婚姻”的必然结果。

共产党员们坚定地认为，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则坚定地不承认自己有什么“资产阶级性质”，认为自己代表全民利益。于是，革命路径的分歧也就不可避免了。这种分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国民党希望彻底北伐，推翻军阀，建立党国，为了这个目的，可以暂时与“帝国主义”达成和平妥协；共产党秉承共产国际“坚决反帝”的指示，宁可中止北伐，也不能中止对“帝国主义”的打击；

二是国民党不认为中国的阶级矛盾已经激化到必须武力革命的地步，所以希望将工、农运动保持在一个适可而止的限度；共产党的认识则相反。

国共合作最终搞到兵刃相加、血流成河的地步，但双方并非没有考虑过和平解决。可双方的努力，没有达成，也许根本无法达成。

在1926年国民党二大上，蒋介石提出了著名的《整理党务案》，希望通过法定程序，来限制苏联顾问和共产党人的权力，尤其注重后者。该提案针对苏联顾问的有两条：一是“不得把持要职”；二是“辞去行政官职权”。

共产国际驻柏林特使鲍罗廷不愿与蒋介石决裂，而蒋介石也深信共产党人对大革命必不可少。双方最终就该提案达成了妥协。共产党的权力至少在制度层面受到了约束，而国共合作的路线也再次得到了重申和坚持。但蒋介石显然很清楚，《整理党务案》缺乏可操作性，即便是中共党员从国民党中央大幅度退出，国民党的中下层党组织也仍然在共产党的控制之中，因为国民党并不能掌握跨党的共产党员的具体数据。

为谋彻底解决，蒋介石想出了一个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的办法。蒋很清楚地意识到：共产国际才是一切问题的关键，假如国民党成为了共产国际的成员，直接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那么，共产党党员徹底加入国民党，也就不存在任何问题了，“跨党”所引发的一切矛盾都将消失。但共产国际最终没有接纳国民党成为其成员。

与蒋介石试图进入共产国际，进而“溶化”共产党不同，陈独秀的方案是中共党员集体彻底退出国民党。1927年4月15日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发表了题为《中共“五大”和国民党》的社论。这份社论披露了陈独秀的这个计划，并对其作了严厉的批评和否定。

蒋介石发动“清党”之前，始终十分重视“扶助农工”。但在“扶助农工”问题上蒋介石有两个底线：一是工农运动断不能操纵在反对国民党（尤其反对蒋）的党派分子手里；二是工农运动应当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内，战争时期尤其要以保持军事胜利为限度。但最终，这两条底线都被突破。蒋介石个人最终选择武力“清党”。

1927年4月12日，以 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在上海发动反对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武装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 国民党左派 及革命群众。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中国大革命受到严重的摧残，标志着大革命的部分失败，是大革命从胜利走向失败的转折点。同时也宣告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失败。

而这场民国史上最血腥的屠杀——“清党”运动则是一把“双刃剑”，其结局当然是两败俱伤。

共产党人从五万被屠杀成不到一万；至少20万无辜爱国青年命丧黄泉。据记载，蒋军屠杀苏区共产党人及爱国青年，手段极为残忍、骇人听闻，如挖心、剥皮、肢解、分尸、刀砍、碎割、悬梁、火烧、活埋、挖眼睛、割耳朵、穿铁丝、割舌头、破肚取肠、割乳挖胸、沉潭落井、打地雷公、钉丁字架、灌辣椒水等数十种酷刑。经过四一二政变，国民党基层组织基本瘫痪，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迅速扩大，经历了深刻的锻炼和严峻的考验，共产党初步积累了反正两方面的经验，为领导中国人民把斗争推向新的更高的阶段准备了条件。

“清党”是国民党和蒋介石身上难以磨灭的罪恶，无论它是出于集体“党争”的目的，还是出于个人“权斗”的目的，几十万无辜爱国青年的生命，就这样在极端扩大化的“清党”中白白葬送掉了。白色恐怖的阴云同样弥漫于国民党人的头顶。言行稍有不慎，“红帽子”即可能临头。诬人为共，是当时最易置人于死地的“高招”。往日与人有隙者，诬人为共可以泄私恨；平常与人有利害冲突者，诬人为共可以除对手；甚至有人索婚不遂，亦诬告对方为共。

国民党因此丧失了在青年中的号召力，号称代表全民利益的国民党，再也没有能够从这浓厚的血污中重新找回自己的人民。在清党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国民党自中央至地方的整个组织系统几乎处于瘫痪状态。加之这个时期，蒋介石以军事领袖行使独裁，重军轻党，更使国民党自身的制度化和组织化的重建工作处于放任、停滞甚至退化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