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华:王国维先生与巴蜀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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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华:王国维先生与巴蜀学人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庵),又字伯隅,号观堂、永观等,浙江海宁人。近代中国享有国际盛誉的杰出学者,世人公允为国学大师。王国维一生涉猎广泛,举凡文学、哲学、美学、教育学、古文字学、文献学、历史学等均有专门研究,并且在如此众多的学术领域都取得了不可磨灭的成就;诚可谓造诣精深、论著丰赡,巍然而为一代学术巨擘。

王国维与国内外学者有着比较广泛的交往,但学术界所关注的仅仅是其中的少数诸人,比如国外的伯希和、藤田丰八、内藤虎次郎、铃木虎雄、狩野直喜、神田信畅等,国内的吴昌绶、沈曾植、张尔田、缪荃孙、罗振玉、马衡、陈垣、陈寅恪等;而关于王国维与巴蜀学人的交往,迄今尚未见系统梳理者。有鉴于此,笔者遂以此为选题;草此小文,聊为芹献。

前辈与时彦

前辈:王秉恩(附带王乃徵,旁及刘复礼)

王秉恩(1845-1928),字雪澂、雪澄、雪岑、雪丞、雪尘,一字息存,号荼龛,别署息尘庵主,晚号华阳真逸,室名元尚居、明耻堂、野知厂、强学簃、养云馆,华阳(今四川双流县)人。同治十二年(1873)举人,张之洞(1837-1909)门生。后入四川省城尊经书院(1875-1902),与杨锐(1857-1898)、廖平(1852-1932)、宋育仁(1857-1931)等被张之洞推为院中所得“高才生”。

张之洞督粤日,王秉恩入其幕,协助创办广雅书院及广雅书局,并充广雅书局提调。1889年,张之洞由两广总督调任湖广总督,王秉恩亦随同前往,主持汉口商务局。民国后,寓居上海兆丰路,与陈散原(1853-1937)、朱古微(1857-1931)并称为“虹口三老”。

工书法,富收藏。每至一地,必重金购书。藏书有数十箧,书满其屋,颇多善本、稿本。在杭州筑有九峰书屋,收藏明末清初史籍稗乘之书极富,另多藏金石字画。辛亥革命后,家境贫困,所藏书籍字画多以易米。精于版本、校勘之学,曾手校《淮南子》数册,“遍上下密行小字”,“自云一切异本,靡不迻录”;又尝手校《云麓漫钞》,是“一部未见著录、不为人知,很有参考价值的校本”。长于目录之学,曾对《书目答问》作了大量补正,是为“贵阳本”(光绪五年刊刻于贵阳)。惜乎贵阳本流传不广,柴德赓深以范希曾作《书目答问补正》时(1931年印行)未及见贵阳本而惋惜。留意地方史乘,曾与罗文彬合撰《平黔纪略》。另撰有《息尘庵诗稿》、《彊敩宧杂著》、《养云馆诗存》、《王母许酞夫人事略》、《平黔纪略》,编绘《光绪肇庆府属基围图》,协修《广东舆地图说》,编写《史学丛刊目》,留存《王雪澂日记》等著有《养云馆诗存》及手定《文稿》八卷、《读书随笔》数卷、《公牍稿》若干卷。子王文焘。

王秉恩与沈曾植(1850-1922)、罗振玉(1866-1940)、王国维均有直接交往,并互有书信往还。王国维尊之为前辈,在书信中称王秉恩为“雪澄仁丈大人”、“雪澄先生大人”、“老伯大人”、“王雪老”、“雪老”等,而他本人则自称“晚学”。寓居上海之时,王国维尝往访王秉恩(如1916年12月13日),王秉恩亦曾回访王国维。但王秉恩时已老病,故王国维不忍多加烦扰,“海上藏书推王雪澄方伯为巨擘,然方伯笃老,凡取携书籍,皆躬为之,是讵可以屡烦耶”(《丙辰日记》正月初二条)。1916年夏,罗振玉尝托王国维转赠王秉恩金文拓片九十余种,並扇面一叶。又,某年王国维曾将“雪堂书稿抄出奉阅”于王秉恩。1919年2月19日,沈曾植招同人集寓所,在座者有郑孝胥、王乃徵、王秉恩、缪荃孙、朱祖谋、陈衍、杨钟义、刘复礼、王国维。同座十人中,共有川籍人士三(王秉恩、王乃徵、刘复礼)。其中,王乃徵亦属王国维前辈(王国维称之为“病老”),二人后“在津曾谈数次”。

并世学人,王国维少所称许,王秉恩自不在称许之列。1922年,王国维因拟撰《古监本五代两宋正经正史考经》,于8月7日致信王秉恩。信中虽有诸如“祈赐教一二”、“并请赐示”之语,但在王国维的心目中,王秉恩恐怕主要为一介藏书家,“长者于经、小学书蒐罗最备,当有其书”,“如插架有赵刊《字样》(笔者按:即赵意林所刊《九经字样》),即拟趋候起居并一观也”。在另外一通致王秉恩的信函中,所谈亦为藏书而非论学,“乡先辈周松霭先生遗书箧中,无有其所撰《西夏书》十五卷,亦未刻入遗书中,《海昌备志》仅据写本著录,是未必有刊本也。长者见闻最博,曾见有此书否?”由此,可以推想矣。

时彦:傅增湘

傅增湘(1872-1949),先字润沅,后改字沅叔,号薑庵、姜弇,别署有“书潜”、“清泉逸叟”、“长春室主人”、“双鉴楼主人”、“藏园居士”、“藏园老人”等,四川江安人。桐城古文家吴汝纶(1840-1903)弟子。光绪十四年(1888)举人;二十四年(1898)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二十九年(1903)散馆,授编修。1902年入直隶总督袁世凯幕府,后奉命在直隶创办北洋女子公学、北洋高等女学和北洋女子师范学堂等。辛亥革命后,参加北方议和代表团,南下上海议和。和议未成,辞职返津。中华民国成立后出任公职,一度连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1917.12-1919.5)。五四运动爆发后,愤而辞职下野。随后,即着力于典籍之收藏与研究。

傅增湘是民国以来最著名的大藏书家、杰出的文献大家。他不但藏书甚富(时有“北傅南叶”之称),而且校书尤精,又性喜刻书,在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堪称一代宗师。著有《藏园群书经眼录》、《藏园群书题记》、《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辑有《宋代蜀文辑存》、《明蜀中十二家诗钞》,亲手校毕《文苑英华》,另有《藏园老人遗墨:江安傅增湘先生自书诗笺册》、《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等。

王国维与傅增湘的间接交往,可以上溯至1909年。这一年,时任学部图书局编辑的王国维为陈敬如之事托诸罗振玉,罗振玉商之傅增湘(傅时任直隶提学使),“傅君满口允许,但云不能立时报命,然暂恐无效”。陈敬如其人不详,所托之事亦不详,或许与谋事有关。王国维与傅增湘的直接交往,基本上是围绕着书(借书、校书)而展开的。而其最著者,一为《水经注》,一为《圣武亲征录》。

王国维一生校勘古籍达192种,而《水经注》是其毕生用力最勤者之一。王国维之校勘《水经注》,始于1916年,终于1925年。王国维前后用以校勘《水经注》的本子,共计有八个:宋刊残本,孙潜夫、袁寿阶手校本,海盐朱氏藏明抄本,吴琯《古今逸史》本,《永乐大典》本,黄省曾本,全祖望本,戴校聚珍本。其中,宋刊残本即借自傅增湘,时间是1923年。宋刊《水经注》残本不足十二卷(傅增湘云“通存卷十有二”,王国维云“凡十一卷有奇”),二人均推断为南宋初刊本。王国维《水经注》的原刊原校本,后由母校(华东师范大学)的袁英光、刘寅生两位老师加以整理,以《水经注校》为名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王国维在其生命历程的最后两年(1925-1927),致力于蒙古史和元史研究,其突出贡献在于“对有关资料进行了精审校勘和注释,并作了精辟的考证”。《圣武亲征录》一书因所记多蒙古开国时事,故王国维亦勤加校注。王国维最初所得乃桐庐袁重黎刻张穆、何秋涛校本,而起初用以对校的本子共计三个:一为傅增湘藏明弘治《说郛》本,1925年借校;一为陶湘藏万历抄《说郛》本,1926年借校(此本信息系傅增湘提供);一为汪鱼亭家钞本。“合三本互校,知汪本与何氏祖本同出一源,而字句较胜,夺误亦较少;《说郛》本尤胜,实为今日最古最备之本”。王国维后又据他本相互比勘、详加考订,于1926年夏以《圣武亲征录校注》为名刊入《蒙古史料四种校注》(清华国学研究院院刊丛书第一种),其后又收入《王国维遗书》第十三册(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据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影印)。

王国维虽然与傅增湘有着间接的、直接的交往,但仅视对方为藏书家,并不许可对方为学问家。《王国维全集·书信》收集书信五百余通,无一通及于傅增湘。而在王国维与他人的通信中,举凡涉及傅增湘者,亦无一语道及傅增湘之学术,所陈述者亦仅仅为古书之收购(如兰雪堂活字本《白氏长庆集》)、收藏(如泽存堂原《广韵》本)、借阅(如上文所述二书)以及藏书目录之编制而已。有人分析说,当年(1938年)余嘉锡为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作序,余在序中“大骂黄荛圃”,而在描写作者傅增湘时,“又俨然使读者看到了一位极精明的老书贾形象”;黄丕烈题跋之不足道,“也正是《题记》中弱点所在”(“多数只能说一些皮毛话,没有真知灼见”)。此或可为一大旁证。但高明学问家如王国维者,千虑一失亦时或有之。比如,《覆五代刊本尔雅跋》(《观堂集林》卷二十一)认为八行十六字本的《周礼》、《礼记》、《孟子》等源出五代、北宋监本,此固精确不移;但云“前人皆误以此为蜀大字本”,则不免失误。因为从字体来看,它们“确实都属于标准的蜀本风格”,“应是四川眉山重刻旧监本,前人以为蜀大字本不能算错”。又如,《残宋本三国志跋》(《观堂集林》卷二十一)认为傅增湘所藏《史记》是北宋监本;但研究表明,该本其实是北宋时江南重刻监本,南渡后又经补刊,而不是北宋监中原刻。与此相对,博厚藏书家如傅增湘者,千虑一得亦往往有之。如上举半页八行十六字本的《周礼》,傅增湘即从字体断为蜀大字本。

弟子:六人(周传儒、杜钢百、余永梁、谢星朗、黄绶、徐中舒)(旁及张昌圻)

本处所列举的“弟子”,均出自王国维生前执教的清华国学研究院(1925-1927)。约略而言,清华国学研究院先后举办四届,共计录取77人(第一届33人,第二届30人,第三届11人,第四届3人),实际到校71人(第一届29人,第二届28人,第三届11人,第四届3人);其中,四川省籍学子6人(第一届4人,第二届1人,第三届1人),长期寓蜀的外省籍学子1人(均属报到入学者),占实际到校者的10%弱。今简略介绍于下:

周传儒

周传儒(1900-1988),号书舲,四川江安人。1925年入清华国学研究院,1926年毕业后又留校继续研究一年。毕业后至上海暨南大学执教两年,随后赴沈阳东北大学任教(1929-1931)。1932年留学英国,先入政治经济学院,后入剑桥大学。1934年转学至德国柏林大学,1936年获博士学位。1937年毕业归国,历任山西大学、西北大学、兰州大学教授。1945年任四川大学教授,1952年至沈阳东北教育学院、沈阳师院任教。1957年以后,度过了21年坎坷岁月,1979年回辽宁大学复职。主要论著有《中国古代史》(讲义)、《书院制度考》、《甲骨文字与殷商制度》、《意大利现代史》、《西伯利亚开发史》、《纠正叶恭绰论中俄密约》、《李鸿章环游世界与一八九六年中俄密约》、《史学大师梁启超与王国维》、《史学大师王国维先生》、《兰亭序的真实性与中国书法发展问题》、《戊戌政变轶闻》等。

周传儒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指导教师,应该是梁启超和王国维二人。从周传儒在清华的研究题目看(见下文),当时的直接指导者应当是梁启超;而从其学术成果看(如《甲骨文字与殷商制度》),王国维实际上也是指导者;从周氏后来的自我陈述看,其指导者确实是梁启超和王国维二人。周传儒第一年所登记的研究题目是“中国近世外交史”,毕业论文题目是“中日历代交涉史”,成绩是甲六;因成绩优良而获奖学金(共计16人,每人100元)。第二年的专修科目是“中国文化史”,专题研究题目是“中国教育史”(1927年未排成绩等级,也没有发奖学金,仅举行了成绩展览)。王国维逝世后,周传儒曾作长词“宝鼎现”一首,“悼王静安师词,寄调宝鼎现”。

清华国学研究院的两年求学,使周传儒深自获益(周氏自云“收获甚丰硕”)。暮年的周传儒,依然深情不忘这一段宝贵的求学经历,在文中特意列举住清华研究院的六点好处,认为这是“值得推荐的”;并概说成为一名学者的三大条件,而其中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机会,“包括着优良的时代、优越的环境、优异的良师益友”。毫无疑问,清华国学研究院自然是首当其冲者(当然也包括他留学英德时期的剑桥大学和柏林大学)。周传儒亦善自珍惜、勤加探研,在校期间即成果不菲,是“一位杰出的学生”;而其后来所取得的成就,也证明他是清华国学研究院最著名的毕业生之一。但周传儒三十以后即不再专意于中国史,兼之时乖运蹇,故而未能“展尽底藴无所隐”(《新唐书·魏徵传》)。就此而言,周传儒自又不可与姜亮夫、王力、徐中舒等同日而语。

杜钢百

杜钢百(1903-1983),原名文炼,字钢百,以字行,四川广安人。1920年入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文史部,并随廖平研习经学。1924年赴北京,就读于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1925年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从王国维、梁启超研究经史。1926年夏毕业,尝往庐山拜谒康有为,相与谈论经学。随后返川,任四川省图书馆馆长。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离川东下,隐居于杭州西湖广化寺,与熊十力、马一浮游,旋受聘为大学院著作委员会委员。次年赴武汉,任武汉大学教授兼武昌文华图书专科学校教授。1929年秋,东游日本。一年后回国,先后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上海暨南大学教授兼图书馆馆长、上海中国公学教授。同时,还积极参加进步活动,曾任上海各大学教职员联合会常委、中外文化协会副理事长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重庆先后创办草堂国学专科学校及东方人文学院,以研习经史为主要内容。期间,又与杜桴生等共同组织建国教育社等团体,同时与严郁文等发起成立重庆图书馆协会,任副理事长。建国后,任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论著有《名原考异》、《先秦经学微故》(未发表)、《群经概论》、《经学通史》、《中庸伪书考》、《春秋讲义》、《诗经研究》(未付印)、《老子章句述义》(未付印)、《通假字典》(未付印)、《三易考略》(未付印)、《孔修春秋异于旧史文体考》、《公羊穀梁为卜高一人异名考》、《与冯友兰论孔子哲学》等。

杜钢百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所登记的研究题目是“佛(儒)家经录之研究”,毕业论文题目是“周秦经学考”,成绩是乙十四。入王国维之门的巴蜀学人,绝大多数从事史学研究,惟有杜钢百一人治经学。惜乎其经学著作多未正式出版,学术界亦未多加重视。

余永梁

余永梁(1904-?),字华甡,四川忠县人。1925年由东南大学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1926年毕业。在清华所登记的研究题目是“古文字学”,毕业论文有三篇之多——“说文古文疏证”、“殷虚文字考”、“金文地名考”,成绩是甲二;因成绩优良而获奖学金100元。曾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助教,后供职于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余永梁主要从事甲骨学、民族学研究,重要论文有《殷墟文字考》、《殷墟文字续考》、《新获卜辞写本后记跋》、《西南民族的婚姻》、《西南民族起源的神话——盘瓠》、《易卦爻辞时代及其作者》等。

不管是就研究题目及毕业论文而言,还是就同门之回忆而言,余永梁毋庸置疑而为王门之标准弟子。王国维去世后,余永梁与程憬、杨筠如等会于厦门,拟创静安学会,“以为先生永久纪年”。

谢星朗

谢星朗(生卒年不详),字明霄,四川梓潼人。1925年入清华国学研究院,1926年毕业。在清华登记的研究题目是“春秋时代之男女风纪”,毕业论文三篇——“春秋时代婚姻的种类”、“春秋时代的恋爱问题”、“春秋时代亲属间的婚姻关系”,成绩是丙一。“素有志于新闻事业”,曾任北京《晨报》编辑、国闻通信社编辑、《大中华日报》总编辑,“隐然以监督政府、指导民众之责自任”。随后从政,曾任四川剿匪总司令部秘书、万县县长(1932年前后)、四川省驿运管理处处长(1946年)。

黄绶

黄绶(1888-1975),字元贲,四川西充人。1926年入清华国学研究院(补招),1927年毕业。在清华的专修科目是“中国史”,毕业论文题目是“中国历代地方制度考”。曾经留学日本东京法政大学,归国后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曾任《巴蜀日报》社长兼总编辑,后供职四川大学。随后从政,任高等审判厅长(1946年前后)。著作有《唐代地方行政史》(1927年出版)、《两汉行政史手册》,另编有《罗戴祸川纪实》(1917年)等。

徐中舒

徐中舒(1898-1991),初名裕朝,后改名道威,字中舒,以字行,安徽怀宁(今安庆市)人。1925年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师从王国维。1926年毕业,后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1938年起执教于四川大学历史系,直至1991年去世。徐中舒专攻先秦史,尤长于古文字学的研究,还博涉民族史、地方史、明清史、中国文学史等领域。主要著作有《巴蜀考古论文集》(主编)、《先秦史论稿》、《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汉语大字典》(主编)、《甲骨文字典》(主编)等,重要论文有《耒耜考》、《从古书中推测之殷周民族》、《殷周文化之蠡测》、《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殷周之际史迹之检讨》、《井田制度探源》、《论东亚大陆牛耕的起源》、《论周代田制及其社会性质》等。

徐中舒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所登记的研究题目是“古文字学”,毕业论文二篇——“殷周民族考”、“徐奄淮夷群舒考”,成绩是甲八;因成绩优良而获奖学金100元。王国维1927年去世后,徐中舒当年连撰三文以志悼念。它们是:(1)《王静安先生传》,《东方杂志》第24卷3号,1927年7月;(2)《静安先生与古文字学》,《文学周报》第5卷1、2期(合刊),1927年8月;(3)《追忆王静安先生》,同上(2)。另有署名“史达”的《王静安先生致死之原因》(同上2),以前多以为系徐中舒之作,其实属张冠李戴。徐中舒之追忆王国维,情深意重,溢于言表,“余从先生游为时虽仅一载,然先生之人格与其治学精神,予我印象特深,骤睹此电骇愕已极,精神上之哀痛殆不可喻。追忆先生一年以前之声音笑貌如在目前,因记其梗概以志哀悼云尔”(《追忆王静安先生》)。

对于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梁启超曾经说过一番语重心长的话,“顾我同学受先生之教,少者一年,多者两年,旦夕捧手,饫闻负剑辟咡之诏,其蒙先生治学精神之濡染者至深且厚,薪尽火传,述先生之志事,赓续其业而光大之,非我同学之责而谁责也”。在治学方法上,王国维首倡“二重证据法”,并且身体力行之,予后学以光辉的典范。有人指出,徐中舒“广泛地应用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等新材料,从而扩大‘两重证法’为‘多重证法’”。又,徐中舒用力于古文字学且成果丰厚,此自当属“述先生之志事,赓续其业而光大之”者。另外,晚年的王国维潜研西北史地和蒙元史学,而作为弟子的徐中舒后来著力于西南史地及南方民族之研究,此亦当属“赓续其业”者之列。

另,张昌圻亦曾求学于清华国学研究院,但入校时王国维业已去世。为求完整,在此亦附带介绍:

张昌圻(1903-?),后改名张弘,字弘伯,四川富顺人。192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27年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1928年毕业。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所选的专题研究是“先秦伦理思想史”,毕业论文题目是“洙泗考信录评误”。后留学法国里昂大学(1930-1938),专门研习伦理学。所撰《洙泗考信录评误》于1931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系“国学小丛书”之一。张昌圻认为崔述是“以理想化的圣贤作为辨古的根据或出发点”,因而其“考信”是不可信的。全书共举崔书错误22条,分为绪论、分论、结论三章,书前列述胡适、顾颉刚、钱玄同等对《洙泗考信录》一书的评论。

后学:一人(李思纯)

李思纯(1893-1960),字哲生,四川成都人。1912年就读于四川公立法政专科学校,1920年入法国巴黎大学主修法学,兼学史学。1922年转入柏林大学学习,于此结识陈寅恪。1923年回国,经友人吴宓介绍,受聘于东南大学(至1924年夏为止)。一年后返川,杨森聘其为四川公立外国语专门学校校长。后杨森败走洛阳,李思纯再度离乡,远赴北京谋业。1925年,经友人汪懋祖、马叙伦介绍,入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预科任教,与陈垣等过从甚密。期间,并被章士钊聘为北京国立编译馆特约编纂。1926年6月回川,从政之余仍在川中高校任教。1941年受聘于四川大学,1950年离开川大。次年奉调赴重庆“革大”学习,年底被聘为四川省文史馆研究员。1960年病逝于文史馆任上。著作有《元史学》、《中国民兵考》、《成都史迹考》、《大慈寺考》、《江村十论》以及《康行日记》、《金陵日记》等,译著有《史学原论》、《川滇之藏边》等。在《学衡》发表论文、诗作多篇(首),在《四川官报》、《娱闲录》、《四川群报》、《川报》、《星期日》、《少年中国》等发表政论和诗作。

旅京期间(1925年秋至1926年夏),李思纯在清华园会晤了吴宓等老友,并结识了梁启超,深得任公赏识。1926年2月14日下午2-3时,李思纯在吴宓的引导下前往清华园拜谒王国维,征求修订《元史学》一书的意见。1926年6月(旧历五月),李思纯又往清华园求见王国维,征求修订《元史学》一书的意见,“得到王国维的帮助”。据云,王国维“不仅细心厘正书稿,且赋诗相赠,足见李氏在静庵眼中非一般人物”。当年6月,李思纯途经上海返归四川,遂将《元史学》交上海中华书局出版。李思纯特意搦笔和墨,在《元史学自序》(1926年6月作于北京)中记注如下数语,“此书虽无精诣,余亦颇以稿本从当世贤者商订之。其曾经审酌材料,釐正讹误者,有海宁王国维(静安)、丹徒柳诒徵(翼谋)、新会陈垣(援庵)、海盐朱希祖(逖先)诸先生,並致感谢”。

根据新近公布的王国维手迹,当时王国维录写其癸丑年(1913年)旧作《昔游》五首(“我本江南人”)以赠李思纯。手稿末尾作:

昔游五首癸丑年旧作丙寅五月録奉

哲孙先生方家教正 观堂王国维书於京师西郊之僦庐

李思纯得到王国维手书尺幅之后,异常珍惜,“珍藏为传家之宝”。为表达感激之情,李思纯特赋诗一首——《王静安先生写诗幅见贻赋呈一律句》(1926年)。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投湖自尽。9月底,李思纯“闻王静安先生蹈颐和园昆明湖死”,赋诗以表悼念。末二句云:“从今莫望西山绿,鱼藻轩中涕泪长”。

根据李思纯的自述,《元史学》一书系“采东西两方蒙古史料披览之”而成(《元史学自序》),此法实即王国维所倡导的“二重证据法”;更确定地说,李思纯写此书时所采用的方法,即陈寅恪所概括的“二重证据法”的第二种类型,“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但不可思议的是:通检全书,正文虽然偶尔提及王国维之名,但全然未采王国维蒙元史学之说,仅在第一章《元史学之鹄的》援引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关于王实甫作品的一个推论(第45-46页);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全书多次提及陈垣之名,且多次援引陈垣之说。而所引陈垣之说却有“以流为源”之嫌疑,如第四章《元史学之将来》云:“关于改造元史之事,吾曾闻陈垣(援庵)讨论及之。陈氏于柯绍忞‘改造全史’之事,不甚同意,而其意则倾向于‘为旧元史作注作补’之法。”(第200-201页)殊不知,王国维早有此说。又,众所周知,在1926年6月之前,王国维丰富的蒙古史(包括元史)成果已经问世。其时正执教于京城的李思纯,于此当是瞭然于胸,而竟至彯然不加采获,个中缘由颇不易解。笔者在此不敢妄加猜测,谨恪遵孔子和王国维的“阙疑”精神,“多闻阙疑,慎言其余”(《论语·为政》),“阙其不可知者,以俟后之君子”。

就笔者陋目寡闻所及,与王国维有直接交往的巴蜀学人,大致即为上述诸人。以下所述诸人,有的与王国维当互有耳闻,但实际上并无来往(如廖平);有的应当与王国维有交往,但尚需进一步确认(如贺麟);有的本当与王国维相识,但阴差阳错而失之交臂(如郭沫若)。

廖平(1852-1932),字季平,四川井研人。近代学者、经学家。著作甚丰,主要作品被辑为《四益馆经学丛书》,后又增益为《六译馆丛书》。识者云,“我国治经之士,自明清以来,各标汉宋,聚讼纷纭,而能汇通百家,冠冕诸子,摧郑马之藩篱,窥古贤之堂奥,独树新帜,扶坠衰落者,惟廖平一人而已”。但因其学术理路与王国维有霄壤之别,二人当互有耳闻,但实际上互不相与接闻,一如王氏之与康有为不通气类。

贺麟(1902-1992),字自昭,四川金堂人。哲学家、哲学史家、翻译家;现代新儒学八大家之一,有“中国现代新儒家思潮中声名卓著的重镇”之谓。《近代唯心论简释》、《当代中国哲学》、《文化与人生》是其“新心学”思想体系的代表作。

贺麟于1919年秋考入清华学校,1926年夏毕业后出国留学。王国维与贺麟同在清华园有一年多的时间(即自1925年4月王国维移居清华至1926年夏贺麟离校),期间贺麟当与王国维有直接的交往(比如听课或请教),只是目前尚未找到直接材料以证明这一推论。但笔者仍然坚信贺麟与王国维有直接的交往,这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1)贺麟与研究院导师梁启超有不少交往。在清华求学期间,贺麟曾经听过梁启超关于中国学术思想史的几门课程,对学术研究产生了浓厚兴趣。并曾执书单造访梁启超请做指导,后又在梁启超指导下写成《戴东原研究指南》一文(后发表于《晨报》副刊)。在清华毕业时,贺麟尝请梁启超书写对联一幅以赠父亲贺松云。(2)贺麟与研究院主任吴宓比较熟悉。吴宓曾为旧制留美预备部高年级学生开设选修课“翻译”(外文翻译),贺麟是该课为数甚少的选修者之一,与张荫麟、陈铨并称为“吴门三杰”。翻阅《吴宓日记》,其中关于吴、贺二人交往的记载很多。直至暮年,贺麟仍然深情缅怀梁、吴二师。(3)贺麟熟悉王国维的哲学志业,并且有专门论述。在《当代中国哲学》(1947年1月初版)一书中,贺麟多次提到王国维之名,并且有专门评论王国维的文字,其中一节径直以“王国维与康德哲学”为题。准此,贺麟在1925年4月至1926年夏之间当与王国维有直接的交往。

郭沫若(1892-1978),原名郭开贞,四川乐山人。其著作被整理为《郭沫若全集》,煌煌三十八卷,分为《文学编》、《历史编》、《考古编》,分别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科学出版社出版。

郭沫若本可与王国维相识,但终究失之交臂。1921年,郭沫若自九州帝国大学休学半年,往返于上海、日本之间筹备出版文学刊物。该年夏天,郭沫若住在泰东书局的编辑所里面,“为了换取食宿费,答应了书局的要求,着手编印《西厢》”,因此他参考过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并且认为这是“有价值的一部好书”。但郭沫若并没有“更进一步去追求王国维的其它著作”,甚至连王国维究竟是什么人,他“也没有十分过问”,这便使二人近在咫尺而不相识。郭沫若说,“那时候王国维在担任哈同办的仓圣明智大学的教授,大约他就住在哈同花园里面的吧。而我自己在哈同路的民厚南里也住过一些时间,可以说居住近在咫尺。但这些都是后来才知道的”。在郭沫若看来,这未必不好,“假使当年我知道了王国维在担任那个大学的教授,说不定我从心里便把他鄙弃了。我住在民厚南里的时候,哈同花园的本身在我便是一个憎恨。连那什么‘仓圣明智’等字样只觉得是令人可以作呕的狗粪上的霉菌”。

虽然生前未曾谋面,但这丝毫无损于郭沫若对王国维的好感,而郭沫若对王国维的赞誉亦未因此而削减半分。郭沫若说,王国维“研究学问的方法是近代式的,思想感情是封建式的”,“然而他遗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品,那好像一座崔巍的楼阁,在几千年来的旧学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我们要说殷虚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王国维的业绩是新史学的开山,那样评价是不算过分的”;“在近代学人中,我最钦佩的是鲁迅与王国维”,“我要再说一遍,两位先生都是我所十分钦佩的,他们的影响都会永垂不朽”,《王国维遗书》和《鲁迅全集》是“‘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的一对现代文化上的金字塔呵”。

郭沫若“生性浪漫”、治学善变(如在中国社会史分期讨论上历大变四、中变五、细变难以枚举),因此而多有为世人所诟病者;但其关于卜辞、铭文的考释,却“为有关专家所推许”。如《两周金文辞大系》之《序说》及《图录》之《考释》三、四两篇,其“创通条理,开拓阃奥”之功,“前可与王氏(按:即王国维)铭文考释四例媲美,后足与董氏(按:即董作宾)甲骨断代分派十条争辉”。此诚为沾溉王国维学术之显例,洵然而为一大可观者也。

赘语

举世之中外学人,或多目王国维为专家(古文字学家、古器物学家、古史考释家等);殊不知,王国维是“以通人之资成就专家之业”。客观而言,王国维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但他以文化为“终极关怀”(ultimate concern)之指归,则贯穿其生命之始终。就此而言,自述与王国维“风义平生师友间”、“许我忘年为气类”的陈寅恪(1890-1969),亦复如是。蒙文通(1894-1968,四川盐亭人)虽然未曾亲炙王国维之教泽,但又何尝不是如此?

中国文化之绵延赓续,与素重师承之传统密切相关。儒佛之“道统”说,汉学之“师承记”、宋学之“渊源记”,即其力证,故陈寅恪有“华夏学术最重传授渊源”之说。但令人扼腕叹息的是,陈寅恪直至垂垂老矣,尚不免有“纵有名山藏史稿,传人难遇又如何”之悲叹。两相比较,若起王国维于地下,则断不作斯语。仅就作为王国维弟子的巴蜀学人而言,如余永梁、徐中舒之于古文字学与民族史地之学,杜钢百之于经学,诚可谓薪尽火传、发皇光大者也;而周传儒之于王国维学术志业、治学理路之总结,又诚可安慰先生于九泉之下者也。

经史小学为治学之基,亦为国学之本,此本属士人之共识与通识,但晚近以来则晦暗不明。王国维之前诸人(如顾炎武、王鸣盛、戴震、陈寿祺、阮元、张之洞等)均有此说,姑在此存而不论;仅就本文所述群体而言,亦未出此轨则。辛亥东渡后,罗振玉力劝王国维“专研国学”,并告诫王国维治学要“先于小学训诂植其基”。王国维云,沈曾植“视经史为独立之学,而益探其奥窔,拓其区宇,不让乾、嘉诸先生”,“至于综览百家,旁及二氏,一以治经史之法治之,则又为自来学者所未及”,“夫学问之品类不同,而其方法则一。国初诸老,用此以治经世之学;乾、嘉诸老,用之以治经史之学,先生复广之以治一切诸学”。王国维与沈曾植过从甚密且服膺其学,此虽明述沈曾植之学,实亦王国维之自况。金梁云,“公于古今学术,无所不通,根底经史,由文字声韵以考制度文物,由博以反约,由疑而得信,不偏不易,务当于理”。专家云,“当代名家公认,王学的最大建树在古史研究,古史研究的出发点在古文字学,立足点在小学。亦即由小学以通史,诸如乾嘉诸老之由小学以通经”。个中要义,周传儒深有领会,“作为历史学者,必须对中国传统文化,如经学、小学、史学,有坚实的基础”。

1911年,王国维作《国学丛刊序》,他在文中“正告天下”:“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今借《国学丛刊序》末尾数语,以结束本文:

以上三说,其理至浅,其事至明。……此志之刊,虽以中学为主,然不敢蹈世人之争论,此则同人所自信,而亦不能不自白于天下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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