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新贵族”的穷奢生活：人奶喂猪 金钱铺地

在中国，符合西方人眼中的“贵族”标准的，大体上可以分为“原生”和“再生”的两批。所谓的“原生贵族”就是夏商周延续至战国末期，而“再生贵族”是先秦战国的遗老和两汉新兴豪强世家的总和，其中两汉豪强世家其实有很多是先秦贵族遗老，比如李广就是陇西李家军事贵族的后代，西汉豪门能追溯先秦以前的不在少数。换句话说，这两拨贵族在血缘、家族传承等方面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也和西方世界概念里的贵族大体是一回事儿。

但从东汉中后期发端，一直延续到六朝的新贵族们却与这两拨传统（正统）意义上的贵族存在的明显的区别，这是怎么回事？

1800多年前，西晋灭东吴，至此，三家归晋，在文学和影视作品中为中国百姓熟知的三国时代结束。司马炎作为西晋王朝的开国君主，又创建了一统天下的勋功伟业。

然而，这个气吞山河如虎的王朝却只存在了短短50多年时间，而且这50来年的时间了，还有差不一半的时间段处于天下动荡，百姓流离的“八王之乱”中。如果说，这个王朝灭亡的种子，在它建立之初就已经种下，你相信吗？

西晋王朝在中国历史上流传最广，不是什么“魏晋风骨”，也不是什么“名士风流”，而是各种斗富和炫富的故事。要论西晋“新贵族”是如何形成的，先看看当时的“志人小说”中记载的“新贵”们“彪炳千秋”的几则事迹吧。

《世说新语》中对当时达官显贵穷极奢侈的描绘，足以令当今的暴发户们瞠乎其后，最著名的莫过于石崇与王恺斗富的故事。

石崇在荆州太守任上指使治安部队假扮强盗，打劫富商，积累了巨额财富。这种令人发指的罪行竟然无人过问，可以想见吏治腐败到了何种地步。石崇又用赃款买得更高的官位，积下更多的财富。他在首都洛阳建造了豪华庄园，仅妻子就有100多个，每人头上和手上金光闪烁，穿戴的首饰价值连城。

王恺是司马炎的舅父，靠与皇帝的裙带关系贪污受贿成了超级富豪。两人互不服气，各显神通，公开斗富：王恺用麦芽糖涮锅，石崇就用蜡烛当柴烧；王恺在40里的路段上用绸缎作屏风，石崇就把50里道路围成锦绣长廊；王恺用花椒面泥房子，石崇就用赤石脂作涂料……

王恺落了下风。司马炎知道了，就赐给他一株高约二尺左右、价值连城的珊瑚树。王恺带着珊瑚树去石崇面前炫耀。石崇随手就用铁如意将珊瑚树砸个粉碎。王恺既觉得惋惜，又认定石崇是妒忌疯了，声色俱厉地质问石崇。石崇若无其事道：“值得生气吗？赔你好了。”于是叫家人把家藏的珊瑚树全部拿出来让王恺挑。高大的约三四尺，次等的约两三尺，像王恺那样的珊瑚树要算最次等的。石崇指着珊瑚树对王恺说：“你要赔偿，请随便挑吧。”王恺只好认输，连被击碎的珊瑚树也不要了。一个皇帝助臣下比斗奢侈，可以想见奢风的盛行。

石崇富可敌国，又恣意炫耀，常大宴宾客，安排美女劝酒，有饮酒不尽兴的，当即杀掉劝酒的美女。王导（东晋宰相）和王敦（东晋大将军）两兄弟曾一起去石崇家赴宴。王导不善饮酒，因怕劝酒的美女被杀只好强饮数杯，当场醉倒；王敦酒量很大，但美女劝酒时，却故意不肯喝。接连三位美女被杀掉，王敦面不改色。王导指责他，王敦回答说：“他杀他自家的人，关你何事？”

石崇家的厕所内也有十多个美女排列伺候客人，准备着锦衣华服、名贵香料、洗漱用品等。宾客如厕时都得脱下旧衣，出去时换上新衣。大多客人不好意思当着众美女更衣如厕。王敦却旁若无人地脱衣更衣，满脸傲色。伺候在旁的美女们窃窃私语道：“这个客人肯定适合做贼。”

石崇不过是晋国的一个中级官僚（散骑常侍），就如此狂乱纵欲变态浪费，宰相级别的高级官员就更不用说了。宰相何曾每天要吃掉上万钱，还总埋怨没有可口的菜，无处下筷子。以当时的购买力，一万钱相当于一千个平民百姓一个月的伙食费，其奢侈程度可想而知。他儿子何劭更有出息，“食之必尽四方珍异，一日之供，以钱二万”，每天的餐费是他老爸的两倍。

司马炎有次驾临驸马王济家，王济盛宴款待，用的都是当时十分名贵的琉璃器具，100多名美女穿着绫罗绸缎，手托着食物列队伺候。乳猪的味道异常鲜美，引起司马炎的好奇，询问个中秘诀。王济解释说他家的小猪是用人奶喂养大的。司马炎觉得自己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倒还不如这帮家伙会享受生活，因此心觉不忿，没吃完就走了。

王济喜欢遛马，就在地皮最贵的北氓山下买了一大片地方作跑马场，用编织起来的金钱铺满界沟，时人称之“金沟”。

士族过着奢侈的生活，人民自然受到残酷的剥削。傅咸上书说：“侈汰之害，甚于天灾”。因为天灾尚有时日，奢侈之风则没有止境。

士族子弟为何敢如此明目张胆，穷奢极欲，这还要从晋王朝是如何建立的说起。

东汉王朝是依靠豪强地主而建立起来的政权，逐渐形成所谓的“衣冠望族”（世代做官）或有名望的姓族，散布在各州郡，这就与先秦和西汉时期那些久居朝堂，高屋建瓴，权柄天下的传统公卿大夫不是一个集体了。在东汉中后期，反对宦官的斗争中，他们利用自己在朝又在野的特殊身份，互通声气，互相支持。士族内部按族望的高低，门阀的上下，也就是按势力大小来分配做官。

魏文帝更行施九品官人法，就是对这一既成事实的法律肯定。因此取得了士族对曹魏政权的拥护。司马氏要想夺取曹氏政权，当然也必须争取士族的支持。出身河内名门望族的司马懿起初曾因有“狼顾相”而遭多疑的曹操猜忌，直到曹丕篡汉称帝后才逐渐受到重用。明帝曹睿时，因“北平公孙、西拒诸葛”而渐掌兵权、累积战功，终成魏国重臣，也成了士族门阀阶层当然的利益代言人。他用优厚的待遇收买士族，这才逐渐形成篡位立国的司马氏集团。

自曹丕开始设立的“九品中正制”已经逐渐成为世家门阀垄断遴选用人的工具。司马氏作为世家门阀的利益代表，自然采取纵容的政策。

晋武帝司马炎建立晋朝，对待高级士族愈益宽泛，如刘友、山涛、司马睦、武陔四人各私占官稻田，被李熹告发。司马炎说，山涛等三人私占官稻田，查明是刘友干的事，应处死以惩邪佞，山涛等不可问罪。司马炎罚小官不罚大官，显然是宽容所谓朝士的高级士族，实际上是为高级士族保障利益。而高级士族在政治上的权利，一开始就从九品官人法中得到保障。

所谓“九品官人法”事实上只依据士人的籍贯及祖、父官位，定门第的高低。吏部尚书只依据门第高低作用否的标准。结果自然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任何人（包括皇帝）不能侵犯高级士族做官的特权。

通常历史上的大一统王朝在开创之初，君臣群策群力，富有进取开拓精神，总能够为王朝的长治久安打下深厚的根基。但西晋王朝却是例外，晋武帝君臣在天下一统后，不是把富余的精力用于开疆拓土、励精图治，而是一面骄奢淫逸、纵欲享受；一面崇尚虚无、清谈玄远。

西晋王朝的早夭究其根源则在于世族门阀垄断下的人才选拔制度在表面上为其家族阶层提供了利益最大化的保障，使得出身世族门阀者哪怕弱智白痴也可占据高位，其结果则必然导致统治阶层的整体腐化堕落。垄断必将导致行业退化与产品稀缺，人才的垄断同样如此。

西晋以降，迄于南朝，罕见汉人英才，虽有张宾、王猛、崔浩等帝师王佐之才，亦终为胡人所用始大放异彩。

反观五胡族内却群雄并起、英才辈出，无论匈奴贵族刘渊、还是羯族奴隶石勒均是雄才大略、英武不凡，而且代有枭雄、相竞逐鹿、去芜存菁、汰弱留强。北朝日盛、南朝日弱，寒门崛起、士族衰落，由北平南，毫无悬念。

直至科举考试制度的确立，使得“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平民与权贵可以和平转换，为各位准英雄们谋得出路，并从更广泛的范围内打破阶层壁垒，选拔出更多的人才，这才造就隋唐之世。